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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此一问题，深值研寻，加以阐扬。
宗教重“信”，中国人亦重信。如孝、弟、忠、信，五常之仁、义、礼、智、信。惟西方宗教信在外，信者与所信，分别为二。中国则为人与人相交之信，而所重又在内。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与所信和合为一。孔子曰：“天生德于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国人观念中之“天”，即在其一己性命内。所谓“通天人，一内外”者，主要即在此。离于己，离于心，则亦无天可言。故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
中国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专在天，不专属上帝，亦在人在物。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圣人即是一神。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圣人之更高境界，即当为一天人，即神人。“圣”之与“天”与“神”，亦和合为一，故“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
中国人亦非不信有灵魂。古人言“魂魄”，“魂”指心之灵，“魄”指体之能。又言人之死，骨肉腐于土，魂气则无不之。则魂魄虽和合为一，亦可分别为二。魄附于身，魂在心，乃可流散于外，有不与其躯体以俱尽者。其实躯体腐烂，亦化为气，同一流散。惟中国人之视心身则有别，即视魂魄有别，亦即视神物有别。中国人乃于和合中见分别，亦即于分别中见和合。虽有分别，仍浑然和合为一体。西方人天与人别，内与外别，仅主分别，不复和合。但谓中国人有和合，不再有分别，则亦失之。
人死为鬼，鬼与人有分别，鬼与神亦仍然有分别。人之生，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能通于古人之心，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但不能人人之心如此。不能如此，则为一小人，其死则为鬼，不为神。惟有共同之心，则生为圣为神，通于天，而无死生之别。中国古人称之曰“不朽”。朽者在物在身，不在心。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皆指“心”言。
人文之不朽依于自然之不灭。中国人亦言心气、性气、生气、魂气、神气。亦言天气、地气、山川之气。凡言“气”皆自然。又言才气，而不言德气。才亦人人俱有，见于外，属自然。德存于内，学养所成，属人文。韩愈言：“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西方人亦言性，而不言德。德则为中国人独有之观念，而为其他民族所少见。神可有德，而鬼则无德。若其有德，则亦为神，不为鬼矣。
人死而魂气无不之，生者之心则追念不已，而希其归来，故有招魂之礼。又设为神位，希其魂气之常主于此而不散。如生则魂气常主于身，今则以木代身，希魂气之常驻。至于躯体，则必朽腐，埋葬之而已。此为中国人重魂不重魄一证。但人死后是否有魂，此魂是否能归来常驻此木，此则有待人之信。西方宗教，信不求证。如上帝，如天堂，如灵魂，信其有，斯止矣。在科学与生物进化论上有种种反证，但宗教信者可以置之一旁不理不论。则宗教与科学及生物进化论，可以显相分别，而不害其各有存在，各有发展。但中国则不然。必求和合，凡信必求证，所谓“无证不信”是也。则人死之有魂气存在，又于何证之？曰：皆信之吾心，无反证即可矣。以信在心，无反证，即心安而理得，故可信也。
生人见鬼，东汉王充疑之。谓人有生死，衣服无生死，何以生人见鬼亦穿衣服。此之谓“反证”。但鬼是一具体，而魂气乃一抽象。具体可寻反证，抽象则不可求反证。魂兮来归，无反证可得，则可信之而心安矣。骨肉葬于土，恐有发掘，故设为坟墓，岁时祭拜，斯亦心安。祠堂神主，魂气所归，则可晨夕敬礼，其侍奉较之坟墓骨肉，殷勤尤远过之。
西方之上帝乃一具体存在，中国之天则属抽象存在。具体必求证，而上帝之在人世，则无可证。故耶稣言“凯撒之事凯撒管”，为其无可证，乃分上帝、凯撒而二之。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乃凯撒事，上帝亦不能管。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亦要管凯撒事，庶不致再上十字架。然而既持刀，而人世战争不必尽能胜，则上帝神灵岂不有反证。耶、回二教同一上帝，究竟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此亦无证，但亦可互作反证矣。
西方人信上帝，又信有魔鬼。上帝具偌大神力，宜可使不再有魔鬼之存在。信有魔鬼，亦即信上帝一反证。西方人仅重其“所信”，乃不重“信者”。信者受魔鬼扰，则其灵魂受灾祸。得上帝保佑，而灾祸始免。中国人则信其己，魔鬼上帝皆在己之一心。己心不受魔鬼之扰，则魔鬼亦无以扰之。魔鬼上帝之于己心，亦和合为一。而外力所在，有所不计。乃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惟尊一己之德性，置身之死生于度外者。
中国既更重在信者之自身，则生平行事，果使问心无愧，纵不侍奉上帝，上帝亦不加罚。即如为臣事君，果使尽日祈祷，希君加赏，使遇明君，则决当斥之，不使在朝矣。中国人所重乃在己之“道义”，不计身外之功利。以农事为证，己之耕耘，必配合之于天时地理五谷之性。己之所能尽力者有限。故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惟求自尽己责。但业商者不如此想。其贸易谋利，乃是一种功利，非道义。功利则须仗不可知之外力，于是信仰其外在者，惟求于己有功有利。如上帝，能使己之灵魂死后上天堂，则其宗教信仰，亦属一种功利观。
《尚书·太甲篇》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农夫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则遇天时水旱，可以无患矣。是天作孽犹可违也。使己不负耕耘之责，则百亩之地，宁不荒芜，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商业民族则不如此想，贸易求利，其外在所遇不可知，此乃西方宗教信仰崇奉外力所由起。
印度释迦所提倡之佛教，虽亦同是宗教，然与西方耶、回二教有大不同处。一则释迦言“涅槃”，乃抽象辞，与耶、回二教之上帝天堂为具体性者不同。二则释迦言尘世“生、老、病、死”四苦，皆由生前作业来。生前作业，乃人类本身事，与耶、回二教之信灵魂非人世现实者又不同。三则释迦乃以一皇太子离家出走，菩提树下得悟，又经修炼始成佛，与耶稣、穆罕默德之自始即由上帝命其传教，初不经由其自身之特殊修炼者尤不同。信佛教，同经修炼，同得成佛。耶、回二教，信者仅得灵魂上天堂，决不得同成为耶稣与穆罕默德，此又大不同。又佛教虽信者同得成佛，而依信者各自之修炼，又递有阶梯，如佛之下有菩萨，菩萨又分十地。耶、回二教信徒则一律平等，同此祈祷，同此歌颂。仅任职教会者，有地位之不同。教皇乃经选举，已凯撒化。及其死，亦仅得灵魂上天堂而止。抑且诸佛乃在诸天上，即诸天亦来听佛法。耶、回教中之上帝，则绝不来听耶稣与穆罕默德以及历代教主之传道。故耶、回二教，乃于平等上有极大一不平等。佛教则于不平等上有绝大一平等。此皆其大不同处。
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证。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之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盛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
印度地居热带，生活易足，人心懒于工作，易于厌世。中国地居温带，以农立国，勤劳节俭，乃为生之本。故佛教主“出世”，而中国人则安于“入世”。此乃中印双方之大不同处。西方人入世必“尚争”，中国人入世则“尚和”。此又中西双方之大不同处。
和则生乐。中国人言“乐天知命”，乐天即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天之所命于己者，此即“为己”之道。中国人言“道”，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大者为“仁”。曾子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道即人道，亦即天道。以为己任，则即为己之道。死而己之责任方尽，乃得休息。惟仍有后人，继续任此一大任。此为中国信仰之特殊处。
人之生必归于死，此亦天命，人人易知。人之生必付以一番责任，此则非人人所知。天既付人以责，又必付人以能任此责之一番才能，中国人称此曰“德”。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是也。此德亦称之曰“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是也。然人具此德性，未必能发挥为才能，以善尽此责，则必待于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乃天命之性，而“学”则是为己之道。人必先学而后教。苟其不学，又何以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学而不教，斯亦可谓之不仁。但学在先，教在后，故宗教之在中国不盛，而惟学为盛。《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字即为一“学”字，此可证矣。故宗教信在外，而中国人则信在内，首当信己之能学。
己之学，首要则在“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是也。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故中国人之教，乃教人立志为学，其所学则为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也。其道则曰为己之道，以达于人道，通于天道。其发端则在己之一心，其归极亦在己之一心。故若谓中国有教，其教当谓之“心教”。信者乃己之心，所信亦同此心。其实世界人类其他各宗教亦可谓同是一心教。欧洲人之心，在其各自之个人，本无心于斯世斯人，其所奉之教，乃犹太人耶稣所创立。耶稣已预为欧洲人留下一地位，曰：“凯撒事凯撒管。”但不仅耶稣上了十字架，直至近代之核子武器，皆属凯撒事，上帝不能管，此亦见欧洲人之心。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矣。
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此亦阿拉伯人之心。离家兀坐山洞中，或大树下，此为印度人之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中国人之心。凡教必本于心，此亦中国古人所创之“人文大道”，可以证之当前全世界之人类而信矣。
近代国人则惟西方是慕，然不热衷于其宗教，独倾心于其科学，此选择亦可谓妙得其宗矣。科技为今日国人所竞崇，先以赚人钱，最后必达于要人命。核子武器诚属科技之最尖端。果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幸不发生，而科技继续进展，则必有不上战场，核武器不待使用，而更有不见痕迹之新杀人利器之出现。如是则世界真有末日，而死者灵魂尽得上天堂，一切事尽由上帝管，更不由凯撒管，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耶稣之最先宗旨亦或可由此而达矣。我诚不胜其为灵魂界庆贺，但亦不胜为生命界悲悼矣。然果使人心能变，人同此心，孔子魂气依然流散天地间，则或有中国人所崇奉之心教之所想象之一境之出现。纵不在中国，或可出现于西方。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安知其必无此一可能。此其为中国信仰之最后希望乎？我日祷之，我日祷之。
一神多神，又为近代国人衡评中西宗教信仰高下一标准。惟中国之多神，亦中国人心一表现。凡中国人所亲所敬，必尊以为神。如父母生我，乃及历代祖宗，皆尊以为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纵历数千年以上，中国人亦必尊以为神。士、农、工、商四业，除商业外，孔子为至圣先师可不论，如稷为农神，夔为乐神，其他百工尊以为神者难缕举。自人文界推至自然界，吾心亦莫不有敬有亲。敬而不亲，于心有憾。亲而不敬，于心有愧。故天地亦如父母同尊为神。敬之与亲有间，则礼生焉。“礼”者，体也。天地万物，实与心为一体。而此体之本，则在我之心，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而《中庸》则谓之“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于我心而见其真实不二，斯得之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然非礼亦无以见仁，犹之无躯体亦无以生魂气。故中国人言天必言地，苟非有地，则亦不见有天之存在。故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夫子之自言则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之文章亦惟子贡之徒乃始得闻。故中国人之教，以心之亲为先，以心之敬为后。知其亲，仁也。知其敬，则为智。而教亲教敬，则重在行。行之真实不虚，则礼是矣。礼不仅在人与人之交往，又必遍及于凡可亲而敬者。故在家有灶神，乡村有土地神，城区有城隍神。名山大川，所至有神。远之有太阳神、月神、北斗星神。吾生四围，凡所接触，多所敬，多所亲，遂多尊以为神。孔子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则心与神为一。通天人，合内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礼。则天地亦只是一篇大文章，故中国人之教亦称“文教”，又称“礼教”，则多神又何鄙夷之有。
中国人又常“神圣”连言。“圣”言其德，“神”言其能。如谓神工神能是也。工能见于外，而德则存之内。然苟使无德，又何来此工能。西方人重能不重德，凡神皆以其工能言，而不称其德。近代国人则以己所尊崇之德，转以奉之西方。如耶稣诞称圣诞，新旧约称《圣经》。其他凡耶教中一切皆称圣，如称圣约翰、圣彼得、神圣罗马帝国等是矣。甚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传递火把，亦称圣火。但中国观念神在外，圣在内，惟通天人一内外，乃以神圣连称。如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纵亦言天地之大德，终不言圣天圣地，亦不言天圣地圣。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即在此。人有圣德，而可上通于神，则在其魂气，不在其躯魄。故中国人之于政治领袖，亦只希其为圣，断不以神望之。至如父母，则不必尽为圣，所谓“父子不责善”是也。而亲之更胜于天地。“亲”之，斯亦“敬”之矣。父母可与天地同敬，而君王天子则决不能与父母同亲。至于师，则可敬亦可亲，所谓心丧三年，则师之由敬得亲，而其亲乃可等于父母。君虽当敬，但亲不如师。犹之地之可亲，亦胜于天。此其当亲当敬，可亲可敬，岂非皆一本于己心。故中国之教亦称“名教”。天、地、君、亲、师，皆于其一体中分别所立之名。惟此体则本之一心。而此心则即古人之所谓魂气也。由是言之，故惟孔子魂气不散，宜为吾国人惟一之信仰所在矣。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
（一九八三年七月《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七卷第一期，原题名《中西宗教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