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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

晚清之末,中国有两大学人,一康有为,一章炳麟。其时已西化东渐,而两人成学皆在国内,未出国门一步。故其学皆承旧传统。康氏主今文经学,章氏则主古文经学。而世风已变,两人虽同治经学,其崇儒尊孔之意实不纯,皆欲旁通释氏以为变。康氏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自号长素,其意已欲凌驾孔子。其为《大同书》,虽据《小戴礼记·礼运篇》“大同”一语为号召,但其书内容多采释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实际政治,谋求变法维新,故其宏扬释氏者并不显。章氏以为文排满下狱,在狱中读释氏书,即一意尊释,而排满之意则无变。自号太炎,乃尊顾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显有凌驾顾氏之意。此下著书,皆崇释抑儒,孔子地位远在释迦之下。如其著《国故论衡》,一切中国旧传统只以“国故”二字括净。“论衡”则仅主批评,不加阐申。故曰:“中国有一王充,乃可无耻。”其鄙斥传统之意,则更昭之矣。惟其书文字艰拗,故其风亦不扬。

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尠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则以其犹守通学旧轨。康氏门人少,惟梁启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学影响,知尊湘乡曾氏。先创《新民丛报》,后改为《国风报》。创刊辞中大意谓,国风相异,英法皆然,中国亦当然。其识卓矣。后为《欧洲战役史论》,叙述当时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来源,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如任公,实当为一史学巨擘。惜其一遵师旨从事变法维新之政治活动,未能专心为学,遂亦未臻于大成。

及第一次欧洲战役既毕,任公游欧归来,草为《欧游心影录》一书。大意谓,欧洲文化流弊已显,中国文化再当宣扬。其见解已远超其师康有为游欧归来所草《十三国游记》之上,而亦与太炎大不同。惜任公为学,未精未纯,又不寿,年未六十即辞世,此诚大可惋悼矣。

与梁任公同在北平讲学者有王国维静安。先治西学,提倡《红楼梦》。新文学运动受其影响甚大。然静安终以专治国故,名震一世。当时竞治殷墟龟甲文,而国维教学者,应先通许氏《说文》为基础。可谓当矣。惜静安亦不寿,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适之早年游学美国,归而任教于北京大学,时任公、静安亦同在北平。适之以后生晚学,新归国,即克与任公、静安鼎足并峙。抑且其名乃渐超任公、静安而上之。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虽承其师康氏,而所学实有变。适之则径依西学来讲国故,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惟适之不尊释。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讥评国故,则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独静安于时局政事远离,而曾为宣统师,乃至以留辫投湖自尽。故三人中,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而新文化运动乃竟掩胁尘嚣,无与抗衡。风气之变,亦诚有难言者。

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寻瑕索疵,漫肆批评,则不难。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可以脱离旧学大传统,不经勤学,即成专家。谁不愿踊跃以赴。其门弟子顾颉刚,承康氏“托古改制”义,倡为疑古,著《古史辨》一书,尤不胫而走,驰誉海内外,与适之齐名。同时有冯友兰芝生,继适之《中国哲学史》首册之后,续为《中国哲学史》一书,书中多采任公诸人批驳胡氏意,其书亦与适之书同负盛名。对日抗战时,余与芝生同在湘之南岳,以新撰《新理学》手稿示余,嘱参加意见。余告以君书批评朱子,不当专限“理气”一问题。朱子论“心性”,亦当注意。又其论“鬼神”,与西方宗教科学均有关,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并告余,朱子论心性,无甚深意,故不再及。并在西南联大作讲演,谓彼治哲学,乃为神学。余治史学,则为鬼学。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有如此。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及考古发掘龟甲文等各项专门之学,一时风起云涌,实可谓皆自新文化运动启之。

但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其意不在提倡专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亦曾提倡崔东壁,然亦仅撰文半篇,未遑详阐。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则适之所主持之新文化运动,实为批评中国旧文化,为新文化运动作准备。当时有倡“全盘西化”之说者。而适之仅提倡“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项。于宗教则避而不谈,又主哲学关门。适之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语。其所假设者,似仅为打倒孔家店,中国旧文化要不得。一意广泛批评,即其小心求证矣。至“民主”“科学”两项,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则初未之及。亦别有人较适之更作大胆假设者,如线装书扔毛厕,废止汉字,改为罗马字拼音等。又如陈独秀之主张共产主义。适之对此诸端,则并无明白之反对。要之,重在除旧,至于如何布新,则实未深及。

不幸而日本东侵,“政府”播迁来台,而一切情势皆大变。台湾惟科学、民主两项仍在提倡。而中国旧文化、旧传统、旧学术,则已扫地而尽。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中国古书,仅以新式眼光偶作参考翻阅之用,再不求融通体会,亦无再批评之必要。则民初以来之新文化运动,亦可谓已告一段落。

继此当有一大问题出现。试问此五千年抟成之一中华大民族,此下当何由而维系于不坏?若谓民族当由国家来维系,此国家则又从何而建立?若谓此一国家不建立于民族精神,而惟建立于民主自由。所谓“民”,则仅是一国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无民族精神可言,则试问西方国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问题宜当先究。

又所谓分门别类之专家学,是否当尽弃五千年来民族传统之一切学问于不顾?如有人谓,非先通康德,即无以知朱子。但朱子之为学途径与其主要理想,又何尝从先知康德来。必先西方,乃有中国,全盘西化已成时代之风气,其他则尚何言。

早于治朱子必先通康德之说之前,已有人主张不通西洋史即无以治中国史。于是“帝王专制”与“封建社会”之两语,乃成为中国史之主要纲领。又如谓非取法西方文学,即无以建立中国之新文学。于是男女恋爱、武力打斗,乃为现代中国新文学必所共有之两项目。以此而言,一切学术,除旧则除中国,开新则开西方。有西方,无中国,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亦如是而止矣。

余曾著《中国学术通义》一书,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今继前书续撰此编,一遵当前各门新学术,分门别类,加以研讨。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否则惟分新旧,惟分中西,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则窃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

此编姑分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为十二目。其名称或中国所旧有,或传译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窥于旧籍者,以见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区区之意,则待国人贤达之衡定。

一九八三年冬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之外双溪时年八十有九 WtxiOvjqB5Uir27FNxJz7K9ksDjy1+GwxE3/89koJf0gxIBOhvBzc4c5P0+4r5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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