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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洋务三十年还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为什么在1860年中国走向洋务新政的第一步，就来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阶层中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在这之前，它是一种没有自由表达形态的官僚体制，那么对于其中的官僚阶层，就不断训练他们，不断传递本身制度优越的观点，不断讲“我是世界最好的”。这种传递会导致一个实际后果，久而久之，无论传递的人还是接收的人，大家都信以为真。当领导者想向前走的时候，阻力就主要来源于体制内。怎么来劝那些反对向前走的人？“中体西用”在这里就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仅仅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才是它的本意。
而这当然是有效的，因此在1860年之后，中国在洋务路上学习了很多西方的技术层面和科学层面的东西，压制体制性的变动。这种压制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是恶性互动。为什么我的增长这么快？因为我是坚持中国的体制、模式，才可以发展快。为什么日本发展慢？效率低？因为它全盘西化了。这种论证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并不是专业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越思考越觉得有道理，而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困境。实际上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经过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真正粉碎它也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这不对。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提出，文明是一个整体，当我们学习西方的时候，必须从别人的根上学习才可以。严复的这种看法，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陈独秀理解得更清楚、明白。陈独秀和胡适强调只有让文明充分地自由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这就会有主观的选择，哪些东西学还是不学。洋务运动三十年，可能在文明方面最失败。使中国的文明形态在这三十年当中，在文明的根本点上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没有随着经济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也相信会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这确实是三十年洋务的经验和教训。
要做洋务，就不能没有洋务人才。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向朝廷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这就是派幼童留学。他们在几年后马上叫停了这项制度。为什么？因为这些没有成熟的小孩子到了西方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有一半都加入了西方宗教，成为了西方宗教的信徒。因此，派幼童留学是一项很失败的尝试。
清廷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把幼童留学生叫停。而是选派一批研修生、进修生，而这一群人都是具有中国认同、中国理念的人。这批人中除了严复，没有一个产生对西方认同的人。
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过程当中，是有意识地遏制、阻止中国与西方文明层面的交流，这导致了很大的麻烦，因为1860年之后，《北京条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外国人要进入北京城。外国使馆已经在北京的东郊开始建设，各国公使已经进入中国，传教士也可以自由到中国来。另外，中国对西方已经开始派遣公使、访问团。还有一些成人的进修生、研修生去国外学习各种技术。这一群人已经脱离了体制的严厉管束，他们到西方后，思想中就会发生比较观感，他们也确实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讲到洋务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当年没有人看到，是有人看到，但是在那种体制下，看到的东西根本不能转化为一种力量。1871年时，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到西方出使时，还没有结束考察就给李鸿章写了一份万言书。他说，西方的发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不是把国家办成一个公司，靠国家力量来主导经济。西方真正是把财富藏在民间，西方的政治架构也不是朝廷一统天下。马建忠给李鸿章讲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他说我们就应该学习、借鉴西方的议会制度。像李鸿章这种清廷大佬级官僚很早就知道西方的富强的关键在哪里，但是大清的体制是他无法改变的。
我们今天去回望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时，可能感觉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处在跛足的状态，一直用单一的经济来衡量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最初还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等把技术学完之后，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了。中国在1884年时本来有一次可以练兵的机会。当时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很好，恰于此时发生了越南问题。这时中国完全可以好好练兵，可以检验一下，但结果却是中法战争时中国不败而败。之后又一直拖到1894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近三十年没有参与实际战争。为什么甲午战争开打后中国军队一溃千里，望风而逃？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军队没有实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