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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新政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回应西方对中国一直的期待：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来发展，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中国的市场向西方开放，外国人可以来中国游历，这些事情都通过《北京条约》得到了解决。
洋务运动的经验究竟在哪里？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迅速、高效发展起来了。洋务运动开始之后，他们马上发展的就是军事工业。当然不像美国的自由体制，交给民营机构。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用国家资本发展军事工业速度是非常快的，从1861年开始到1867年，江南造船厂就可以制造出和在德国生产的质量差不多的枪、炮、船。这一点使当时清朝官员感到很自信。
日本的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到1871年时，日本有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交流了对改革前景的看法。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的目标是脱离亚洲，转型向西，要在远东建立一个纯粹的西方国家。日本人讲，我们不会纯粹发展经济，更不会利用国家资本来发展经济，而是希望发展一种自由经济形态。这个代表团说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这样做。李鸿章说，这种东西只适合小国，只适合你们这种没有文化根基的国家。中国是个大国，有自己的文明和本质，不可能像你那样做！
过了几年之后，日本的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于1884年进行一次谈判。伊藤博文说，李中堂，你应该改变一下中国的发展思路了，你们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他们的经验是允许自由经济的发展，而且政府的责任就是允许自由经济的发展。所以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有6000家民营企业，而中国没有一家，只有几家大的国有企业。日本企业的效率非常高，对资本的运用也非常高。
由于国家投资做得很快，洋务新政产生了一些弊端，就像今天的大国企领导为什么敢高消费一样。我研究186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知道它们确实给政府增加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他们的高消费。江南制造局发生的窝案一点都不比今天的刘志军案小，但是却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慢慢抹平了。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人在得利，是一个体制性的得利。所以等到甲午战争后反省这些问题时，人们发现洋务企业确实有效益，但是洋务企业就是封建衙门。我们这么多年的近代史教材也是这样批评洋务，说它是衙门化的管理。就像现在的大国企一样，完全是一种行政级别的官僚化管理。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导致了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在三十年当中，它给中国布下了基本的工业架构，形成了几个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但是它并没有充分开发中国的资源，也并没有把中国的产业完全跃升到另外一个新的台阶。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经济形态才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接受了《马关条约》的教训之后，中国的经济形态有了巨大调整。
讲到洋务运动的终结，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第一步就放开了对资本的管制。这也是《马关条约》最重要的约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189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才真正超越了原来的洋务时期获得大发展。
《马关条约》有一条是放开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这使得民营企业在1895年之后，突破了原来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垄断。一般历史教材讲到这里都会提到，这导致两个新的阶级形成，一个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真正形成，一个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真正出现。为什么？因为这时资产多元化、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一下子改变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给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一个单一形态在运转，表面上是高效率，也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一场甲午战争打下来，才发现是无效的。为什么？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央政府马上就让各地给中央提供财政支援。当时派给两江总督的任务是3万两银子，可是他却拿不出来。两江总督派到江南制造局，也拿不出来。为什么？都投资了。结果在战争进行当中，中国政府仍然靠政府的信誉向西方借钱去买军火。
在《马关条约》谈判的时候，伊藤博文又对李鸿章说了一段话，我在十多年前就建议过，你们的经济不能这么单一。这是一个胜利者告诉一个失败者。李鸿章讲了真话，他说，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人太多，嘴太杂，我也认识到了，但是没办法解决。这就是三十年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