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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这是琦善个人悲剧，更是近代中国巨大失误。按照蒋廷黻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那么中国一定要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中英必将有一次大战；战则必败，败则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度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换言之，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
仔细想想，蒋廷黻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损失不少，比如割让香港，但对一个长时期受人恭维的“中央帝国”来说，一千二百万元洋钱赔款确实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四个“经济特区”。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中国重回帝国老路，可以继续“天朝上国”美梦了。
清政府确实没有大难临头的紧迫感，中国知识精英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没有人注意到英国与先前那些“蛮夷”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普遍认识是，即便英国人与周边蛮夷不一样，那与过去两百年来一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应算同文同种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被历史证明不过尔尔，那么英吉利又怎能让中华帝国口服心服？
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改变中国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楚英国人不惜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这五个新通商口岸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国上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昔日光环之中。
中国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不同。中国在那时惟一应该走的路，就是林则徐说的“睁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然而为什么中国在挨打之后不长记性，继续陶醉在祖先荣光中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失败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连带着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如人。不论中国怎样拼命抵抗，都没有用。中国唯一出路就是学西方，就是改变自己。
在过去几千年，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过鸦片战争这样的危险情形，但中国都没有像鸦片战争之后这样无所谓。按照胡适的研究，中国之所以在无数次危机中安然前行，是因为中国总能在被异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让征服者最终同化于中国文明之中。
这一次为什么不行了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除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弄清中国失败的根本所在，不相信几千年的中国文明会轻易败在别人手里。中国文明原本具有的变革精神反而在失败后被遮蔽、被忽视，将失败视为偶然，不承认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西文明本质差别，也就无法产生变革思想，甚至将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那点变革思想予以废止，比如龚自珍在战前所表达的变革主张。失败没有促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觉醒，反而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进了一个更加保守的境地。
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引领社会往前走，但在文化问题上，士大夫阶层相对说来比较保守。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对文化变革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度保守。传统既是他们需要保护的精神，也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是天下国家，离开了天下国家，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化的动摇或不信任，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关重大，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头开始，“尽弃其学而学焉”，像日本人后来那样，转身向西，用一种新学问取代旧学问。这是先驱者的悲剧，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好机会。
士大夫阶层经过千百年发展，已由一个勇于创新的阶层变得保守怕事，他们越来越顾忌自己的名誉、身份、地位，越来越担心清誉受到质疑和颠覆。他们中即便有人意识到了时代趋势，也只是私下议论，不愿作为公共话题进行讨论，更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倡行天下。
比如林则徐，在与洋人交往中已相当清楚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在军事上与西洋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力主购买外国枪炮、轮船，安排专人收集翻译西方资料。林则徐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响了魏源，使魏源有机会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林则徐、魏源这些思想主张在二十年后深刻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虽有很多原因，但林则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起到相当的启发作用，已为研究者定论。
林则徐有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但他在那个时代并不敢公开提倡，他所说的“睁眼看世界”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中国人从来都知道有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如中国。林则徐的真实意思是睁眼看世界，终于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直白说出来。他宁愿让那些主持清议的士大夫、言官在美梦中继续沉睡，让国家在迷梦中继续堕落，也不愿牺牲名誉与时俗抗争。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时感慨不已，以为林则徐虽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洁身自爱的好人，但对国家未免太不负责任，没有牺牲个人名誉以维护国家的决心。
这种士大夫心态使中国坐失二十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了。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一百多年后，我们觉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是奇耻大辱，特别是《江宁条约》，以及第二年《虎门条约》所规范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极大侵犯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开始。
根据《江宁条约》和《虎门条约》，鸦片战争全部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赔款两千一百万两白银。二、割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四、规定条约载明的海关税则，不经两国同意不得修改。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协定关税”，是不平等。五、英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更明白地说，就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如犯罪，不接受中国法律约束和制裁，只能交给英国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也在后来被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六、在未来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则。这条规定的潜台词是英国不会接受中国三跪九叩那些礼俗约束。这显然是指1793年马嘎尔尼来华礼仪争论的不愉快。
对于这六条内容，战争打败了，愿赌服输，并不必怀疑；割让香港，也不是我们一百年后想象的那样悲壮，因为香港究竟在哪里，朝廷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业价值和国防意义，也不是后来那样重要。鉴于那时中国原本处在开疆拓土农耕时代，朝野无法接受的是历史逆转，是从开疆拓土转向了割地。痛心的要点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满的是五口通商。中国在广州一口通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一口通商，是计划形态，比较可控。五口通商，扩大的不仅仅是规模，而且性质随之改变。五口通商了，外国人来华总量扩大了，中外贸易交易量大幅提升了。如果从今天观点看，这都是好事。但在当年大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实行着重农抑商政策，现在突然来了那么多外国人，突然来了那么多洋货，不仅严重冲击中国农业经济，而且外国人合法登陆了，居住了，与中国人交往合法化了，因而也就必然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五口所在社会风气与内陆没有开放的地方形成巨大反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从后世眼光看，不论当时人还是后世人对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愤怒，可能都是不对的。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英之间，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形成了巨大顺差，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消费冲动几乎不存在，自给自足，看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然而，英国人不这样看。作为岛国，英国本来就具有商业、贸易传统。经过工业革命，产能急剧增加，英国人商业能力获得更大提升。英国人不相信市场不发育是一个永久难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只要耐心开发，市场可以培育，消费习惯可以培养，消费能力可以提升。这是英国人坚持扩大通商的心理基础和依据。
从过往两百年历史，特别是最近三十年历史看，英国人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并不值得怀疑。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培养了国民对外国物质文明的接受和消费习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中国政府只是在政策上作了一些变通，甚至根本就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利益。
当然，后世中国的经验在道光帝那里不可能明白，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没有想到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变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没有想到产业创新、升级和转型。
中英之间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中国无力购买，更没有意愿购买英国纺织工业品，那时和后来中国人的辩护理由都强调必须防止手工业大规模破产。我们无法从道义上说这种主张有什么错误，本土手工业大规模破产当然不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当年不愿用洋货冲击国货，不愿用洋布替代土布。那么，今天放眼看去，土布安在？传统手工业者在哪儿还能找到？
在技术竞争层面，不要说民族或国家，技术就是技术。当新技术出现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理由，都没有办法保护落后技术，没有办法保护旧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正确选择是果断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甚至不惜旧行业破产。主动破产是新生活开始，是新时代开启。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遇加大自身产业改造，没有创新，没有转型，只有固守。然而固守了两百年，传统手工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那一代或稍后一两代手工业者，日子只是更悲惨，更无助。假如中国在五口通商后痛下决心，转型升级、更新换代，用西方大机器生产替代传统手工业，或许会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国一定能够跟上西方工业化步伐，缓慢地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之前，农业社会宁静安逸的生活确实具有很多优越性，尤其是我们在经历了急剧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更容易对此产生共鸣。问题在于，工业化、城市化是任何后发展国家都无法迈过、绕开的一道坎，人们特别是一个国家领导集团的拒绝，只是延缓这一天到来，只是将痛苦往后拖，而且只会越积越重，积重难返。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国跨越时代的良机，但清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将这五个“经济特区”局部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因此推迟五十年。至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至少也人为耽搁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再次败在西洋人手里，中国方才不得不踏上工业化道路。
中国对工业化恐惧从后来观点看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中国历史文化立场说，似乎还有一层因素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当然没有人知道实际后果，谁能担负起因工业化而引发中国农业全面破产的责任？
确实，自从五口通商开始，中国农业、农村处在逐渐萧条的状态，农民处在全面被抛弃的情形。这是工业化带给任何国家的必然结果，没有一个国家逃出这个定律。因为先前没有工业的农村社会，农村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农村依然可以养得起。即便养不起，也没有其他办法。假如五口通商后，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动中国工业化，容忍中国工业发生发展，中国农业是否一定全面休克？
历史无法假设，清政府没有这样做，既没有保全传统农业，也没有适度发展自己的工业。朝野最留恋的，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宁静与安逸，是一种前工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