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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创造了精致且早熟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充分满足了传统中国的社会需求，也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假如不是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假如没有大航路开辟，假如中国与西方不接触，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古典中国文明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英伦三岛新工具的发明改变了西方，那个不知名的“小蝴蝶”无意中煽动的翅膀搅动了世界，影响了东方，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在不经意间告别古典，自觉不自觉中走进“历史三峡”，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
“革命叙事”告诉我们，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就是封建主义压迫，还有后来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史的说法当然是自洽的，深刻影响了我们过去几十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知。
其实，如果从现代化立场，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重新打量，“三座大山”这些后加的概念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东来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式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的面貌，也给中国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一种很不一样的社会状态。
五四前后，梁漱溟就有类似判断。他敏锐意识到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假如不是西方的变化，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开辟，中国与西方不会接头，中国文明完全有可能像传统那样继续存在，可以静止的温馨的发展下去，可以发展得更精致。梁漱溟这个判断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确实都是西方势力东来引发的。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新技术发明，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这就与今天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个道理。
寻找市场，对中国这么一个没有发展，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恰恰在这个时候，地理大发现，蒸汽技术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几个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将中国卷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成为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伟大的文明，就在这个时候走到一起了。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的关系。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新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接触之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是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像更早时候黄河流域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等一样，没有障碍。儒家的教导是“一事不知以为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都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接触的是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那些人。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的比文献记录肯定要早些。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我们就知道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早。
我们过去也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我们过去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其实，今天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是进入中土，或者没有进入中土，但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的交往有关。这些思想不会是无端发生，不会是无源之本，他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但是，农业文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那么多，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的贸易管道就这样形成起来，而且越来越兴盛。这个非法的兴盛的贸易管道，我们多少年来一直解读为“倭寇”，这些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中国人不会走向另外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的程度上，还处在一个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
如果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自己“文明边疆”的历史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或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因而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不踏实，自然难免。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在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所谓的乾嘉时代；在中西贸易交往上，不仅非法贸易日益严重，而且使合法贸易也问题多多。对于中国来说，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对英国人来说，继续下去几乎毫无可能，巨大的贸易逆差无法支持贸易顺当进行。
当时所谓中西贸易其实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英国人替世界做着整个中国的生意，中国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欧洲上层社会的“下午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物品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国商人开发、培育下，已经能够大幅度吸纳中国物品，但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消费冲动，没有养成新的消费习惯，英国商人毫无办法。
为了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必须将中国市场向西方开放，必须允许英国资本进入中国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提升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刺激中国人的消费冲动，进而养成全新的消费习惯。过去三十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这样干的，近代中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但在乾隆大帝当政的年代，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英国商人进入中国，不允许英国资本去开发、培育中国的市场。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中国政府商量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相互要求、允许进入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允许商业资本自由进出开发市场，培育市场，进而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让中英贸易健康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乾隆大帝就是很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我中华帝国都有，不需要。
两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太明白乾隆大帝有什么依据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说英国的东西中国都有，不需要？
其实，这就涉及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传统中国，即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中国，就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人数始终不多。商人阶层也不大，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资本一直受到遏制。至于手工业者，这个阶层人数不少，但他们自生自灭，也不在政府考虑范围。最后一个阶级是农民。不过，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地位最低，他们就是自然经济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不需要工业品，他们的一切用度都来自农业，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的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的好玩的玩意，我大清宫里都有，所以更多的我大清不需要。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与文明冲突，与什么入乡随俗，三跪九叩的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假如我们去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我们应该相信乾隆大帝所言不虚。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帝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英国人还有什么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很显然，乾隆皇帝以及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的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问题。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国财政，甚至中国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尽管中国在1840年代当鸦片贸易已成为灾难时，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还是告饶了，不打了，中国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以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弊端，让外国人自由进出这五个通商口岸，让外国资本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通商口岸给古老的中国带来近代文明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下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紧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的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丛林故事”。
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应该相信再有二十年发展，中国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因为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是想走出一条“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间主义路线，这个路线应该说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巨大变化。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最强，世界的前几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例都在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和平再有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一定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架构也会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出了问题。1894年中国不幸陷入为朝鲜前途的战争，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结束了，“中体西用”中间主义路线也被发现问题很多。中国在一夜之间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再延续先前的洋务新政，而是很自然地“转身向东”，追随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中国自己的“维新时代”了。
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当然是中国人的重要觉醒，《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无限制的进入，也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大幅度拉小。过去几十年没有办法修筑的铁路很快开工了，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在外国资本主导下开采出来了，造福社会了。这都是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在向世界靠拢，也是世界进一步进入中国。
当然，大规模的开发也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稍后出现的义和拳、大刀会等，其实都与这个时期的急剧发展有关。流民的大量出现衍生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加上统治层别有用心野心家的利用，一场巨大的排外运动在1900年突然爆发，并导致第二年的《辛丑条约》。
按照革命史观的解读，《辛丑条约》是中国社会继续沉沦的谷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低点。其实，如果从现代化史的视角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1901年的新政与这个条约有关，中国必须与世界一致，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其实都是《辛丑条约》所蕴含的“国际共识”。中国不仅通过这个条约避免了被列强瓜分，中国实际上通过与这个条约相关联的“门户开放”政策保住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的面貌经过那几年的折腾有了巨大改变，稍后的新政、司法改革、预备立宪，都表明中国在通往宪政的路上迈着大步，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急剧收缩。
进入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新政，尤其是稍后的宪政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希望，中国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蹉跎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1906年，清廷宣布政治改革路线图和逐年完成目标、任务。1908年，清廷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大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在对这个事件严重低估。
从后来的宪政理念看，《钦定宪法大纲》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皇权依然至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统治者终于同意将皇权置放于宪法的框架里，这是传统帝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权力中心在失去了这两位极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之后，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特别是，随着朝鲜被日本吞并，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立宪党人发动提前实现宪政的运动。弱势且具有现代宪政理念的摄政王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使慈禧太后、光绪帝规划的宪政路线图进入加速实现的阶段。
宪政加速打乱了先前的路线图，但这都不是主要的。按照调整过的计划，清廷应该在1911年春天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然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清廷宣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名来自皇族、贵族，这不能不引起立宪党人极大不满。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假如清廷在各方压力下改组内阁，调整阁员，——就像几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事，清廷任命袁世凯重新组阁那样，——立宪党人的不满也就是一阵风，并不会构成问题，就像现在宪政各国不断倒阁、改组政府，并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一样。
然而，摄政王却不这样看。摄政王认为，第一，根据《钦定宪法大纲》，任命百官是皇帝的权力；第二，施行了宪政，就意味着平满汉之界，更意味着不再有什么皇族或贵族，将来只有皇室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其他的皇族、贵族，与一般百姓无异。在这种情形下，皇族、贵族的参政权也应该获得保护。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说摄政王讲的没有道理，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族、贵族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贡献巨大，他们此次获得内阁任命，并不全凭借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还是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以及过去若干年的政治立场和能力。
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这样冷静地思考，再加上第一届内阁上台后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又在经济上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交相辉映，从1911年春天闹到秋天，全国不得安宁，但清廷自认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错，也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妥协。
清廷的不妥协终于引发了新军将领不满，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哗变，清廷依然没有觉醒。紧接着，湖南、山西、江西、云南等各省新军响应，假如清廷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黜这一届政府，另组政府，相信大局在那时还不至于糜烂。只是清廷主政者太顽固了，他们觉得各省新军哗变依然不能接受，而且相信各省新军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清廷的自信是中央军安如泰山，没有问题。
所谓中央军，就是袁世凯十几年前受命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些新军拥有现代化装备，也具有现代宪政理想，他们在政治上支持朝廷的宪政改革，但是他们并没有完成国家化、专业化。所以，清廷对中央军的自信太过了，武昌起义仅仅二十天，驻守在滦州的中央军就起而响应，通电要求朝廷遵守宪政承诺，重回宪政轨道。
中央军发难使问题简单化，朝廷很快下诏罪己，宣布废黜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因这个宣布而消解。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宪政轨道上继续前行。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在政治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满洲贵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不愿让步。到了这个时候，半年多的动荡，两个月的冲突，最终还是将清朝送进了历史。帝制终结，走向共和，中华民国无意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如果仔细分析中华民国政治架构、运作方式，应该承认，在1912年之后直至1928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是接续1901年新政、1906年宪政继续往前走，是“国体变更”，政权转移，因此“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司法体制，都是沿着1906年的宪政路径接着走。中国的复兴和大国崛起并没有因为国体变更而中断。相反，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民国前半程”，中国政治有很多混乱，但中国政府很侥幸地把握住了一些机会。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就很侥幸地在最后时刻参战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解决原来发展中遗留问题提供了前提。中国外交最风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段。
继续往下走，走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党国体制”建构起来了，这显然比“民国前半程”要落后。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孙中山的学生，毕竟愿意坚守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因而中国在蒋介石统治的那些年，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在政治上，在大国复兴、崛起上，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1927到1937，是中外史家公认的“黄金十年”。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在这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没有办法在1937年与日本开战，即便勉强开战，结局也不会太好。
十年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机会。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意味着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当抗战爆发，国民党之外的所有人几乎一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抗战。这是当时各党各派的共识，也被蒋介石、国民党所接受，很快成立国民参政会。几年之后，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不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根据地，一场规模空前的宪政运动全面展开，极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中国政治发展极端重要。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不仅在战场上有了不一样的装备、气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世界意识在那短短几年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到了1945年，中国被美国拉进世界四强，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成为联合国“五常”。那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尽管还很穷，但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世界中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主导者、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