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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实践，虽说酝酿、开始于19世纪末年，但其成熟与真正走向实践毕竟是在20世纪的时候，因此详尽的研究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不过，孙中山在19世纪末年所形成的那些观念，并不是孤立的突发奇想，它的产生不但具有充分的社会存在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是时代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时代思潮的主流无法分割。
正如我们前已提及的那样，在19世纪下半叶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虽然想到过更姓易代这一解决中国问题的传统方式，但出于民族利益的整体考量，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然而，由于清廷实在是积重难返，气数将尽，无法进行彻底改革，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清廷便越来越失望。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19世纪最后几年反满情绪的兴起和高涨。
反满情绪由来已久。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熏染，汉族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几乎从来没有和清廷的满族统治者产生民族认同。清朝早期的抗清、反清意识与行为不必说了，即使在清朝最为鼎盛的康、雍、乾三朝，不仅以反清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且知识分子对满族统治者的不满与腹诽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接连不断的文字狱虽然在相当一些案例中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夸大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但是这些文字狱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族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归顺于满族统治者，他们打骨子里看不起满族人尤其是满洲贵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事实。到了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以及清政府的步步退让与无能，汉族民众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满意识又在升温与高涨。康有为虽然以“保国”“保种”相号召，辛亥革命前后又以“保皇”自我标榜，但是在康有为的骨子里，他实在具有一种浓厚的反满情绪，至少他对那些把持政权的满洲贵族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
如果说康有为的反满意识在“戊戌维新”之前和进行之中尚不太明显的话，那么他在政变之后逃亡的日子里则讲得相当明白。他不仅把“戊戌政变”的责任归结为“是旗人策划执行的”，而且已经认识到“高级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固地反对变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顽固的，新法对于他们，比对于高级汉官，更不合意。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洲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
很显然，康有为已相当明白，他所倡导的变法维新，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与繁荣，但在客观效果上则无疑是以牺牲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为代价。
与康有为不自觉的反满行为与意识明显不同，孙中山在受到李鸿章的冷遇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他在上李鸿章书之后不到半年的时候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朦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诞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且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平心而论，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分析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其前途确实不容乐观。不过，孙中山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判断，也即其革命之必要性的分析，无疑是基于一个假定性的前提，即一方面清政府不足以担当领导中国改革的重任，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关于前者，他反复强调：“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人，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和海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同样的荒唐！”
这虽然足以说明孙中山对李鸿章乃至清廷的失望已达到了极点，但如揆诸情理而分析，清朝统治者的心态至少在此时尚未达到如此的卑鄙与黑暗。
基于此种考虑，孙中山坚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治其表，而在“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
于是他对一切欲扶助清政府进行改革的任何企图都坚决反对，置于不容讨论之地位。他强调：“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作为一种个人信仰，孙中山完全有理由坚持这样观念和行动。只是我们由此看到，他的革命理论至少在一开始就是基于清政府不可能进行自我革新的假定性前提，而这个假定性前提又是基于清朝统治者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存在根本性冲突这一假定性前提。他说：“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我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显而易见，孙中山对清朝的仇视是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假定性前提也是清朝统治者毕竟来自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之间不可能有利益上的一致性。
孙中山的判断固然有其合理意义，但我们也不难由此看到，他的排满革命在本质上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的严重痕迹，有将某一民族的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至上利益的思想倾向。他说过：“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指满族统治者）占据着。……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假设性前提出发，我们看到孙中山在倡导革命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民族复仇主义。他曾说：“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既久，举世皆往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仁人割取，灵苗智种，仁人践蹈，此所以陷入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是与满洲人全体为敌。事实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
也就是说，孙中山排满革命的真正目标，只是对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并没有彻底排斥满族人民。
不过，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毕竟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性前提，它的后果一方面转移了国人的注意力，模糊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切仇恨简单地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实际上是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并没有真正把握住中国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由于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因而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无法真正理清中国独立与富强和外部世界的本质关系。他们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外国列强的对华政策几乎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担心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这在本质上是排满革命在对外政策上的扩大化。但是，他们为了完成推翻满清的初步目标，为了建设富强的现代化的共和国家，又无法辨认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他们提出的“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以及“拟驱逐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
乃至许诺在排满革命成功之后“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等等，
其愿望虽可谓善良与真诚，但果真如此，其结果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排满革命虽然有其合理的意义与价值，但它和我们已经分析的那几点一样，作为19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它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远非其具体内容本身。换句话说，20世纪的中国长时期地陷入民族主义误区，既要学习西方，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放置中国的殖民化。追根溯源，这一心态的积淀与形成，或许与19世纪末年这笔政治遗产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