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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稳健的渐进方案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与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失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想选择，尤其是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建构，不仅有效地化解了中国面对西方挑战而产生的种种困惑与尴尬，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它既是给反对激进派的十字军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支援，
又是对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以及那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苟求之谈士的当头棒喝。清政府的官方评价是：“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
外国学者与观察家则称赞张之洞的理论建构为“中国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似乎中国如果遵循张之洞指出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国便有可能避免重蹈先前几十年的错误。
不过，由于张之洞稳健的渐进改革方案既“反左”，又“反右”，因而它不仅无法唤起国人的一致响应与共鸣，而且势必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夹攻。保守者一方面欢呼张之洞的理论建构是对康梁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有力反击，“康梁辈方骎骎响用，奥援弥固，连与成朋。许尚书、文侍御既已参劾获罪，而其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唯张香涛尚书《劝学篇》……辞而辟之”，
似乎只有张之洞才真正做到“绝康梁并谢天下”，
挽救了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另一方面，他们对张之洞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认为张的一些论点实际上在为康梁张目，在本质上与康梁的主张并无区别，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在康梁以及那些激进的改革主张者看来，张之洞的理论“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不难如曾侯中国已醒之论，又害我中国十年也”。
梁启超故作轻蔑地说，张之洞的主张虽然“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偏行于海内”，但其“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轻蔑而不以为然的言辞、神态中依然透露出极端的关注和愤怒。
张之洞的理论无法唤起国人的共鸣与响应，中国只能在混乱的秩序中盲目前进，其情势未免令人失望，甚至以为中国的前途无可救药。不但一揽子的政治改革方案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而且如果不将清政府打倒，一切从头开始，中国就不可能存有丝毫的希望。最先看到这一点的，在19世纪末年当推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
孙中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有一貌似复杂而实则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大体而言，在1894年6月他上李鸿章书之前，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时代思潮的主流即渐进的改革方案并无根本的差异。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内在缺陷，但他不仅没有想到推翻清政府，反而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重建河山。他在写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禁其才，地能禁其利，物能禁其用，货能禁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孙中山在这里所强调的“本”与六七年前康有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
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不过，其内在心情实与康有为无别，都是期望清政府统治者振作起来，继续前进。
然而，由于孙中山的上书选择的实在不是时候，当他携带这份精心起草的文件于1894年6月下旬由上海抵达天津时，正是李鸿章最为繁忙的时候。是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紧急求援。身负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的现存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更担心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干涉而不敢冒然派兵去朝鲜。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俟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遂下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赴朝鲜。清王朝的这一举动正中日本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拖至7月下旬，著名的甲午战争终于爆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藉咫军务匆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孙中山当年看来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资料足以表明，他对此次求见李鸿章看得很重，他不仅关闭了他的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那么多知名人士的介绍，这些事实都不能不对他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对他的冷落使他无颜再见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机缘的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和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清廷的失望，由先前真诚地想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而变为要彻底推翻清廷的革命者。他不仅不再相信洋务新政可以救中国，即使是康梁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他也不屑一顾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以后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是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去取得政权，重建中国。他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多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迫，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也就是说，中国的未来前途，除了推翻清廷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应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前途以及革命时机与革命条件的分析并没有错。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责任，清廷确或不足以担当和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彻底推翻清廷，建立孙中山理想中的共和政府，或许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不过，这一问题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推翻清政府的弃旧，一是建立新政权的图新。关于前者，可以说从清廷在中原的统治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推翻清廷，光复中华的思潮与行为。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以及清廷的软弱退让，反清思潮也就愈趋激烈。持续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革命，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其目的也只是要推翻清王朝，重建新政权。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实际情况看，清廷的体制结构以及那些主政者，确实都不是最佳状态和理想选择。完成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不在于是否必要，是否可能，而是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事实上，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权力鼎盛的时候，他们如果想玩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更姓易代的把戏，那么他们以自己的实力去取代清廷的“孤儿寡母”，似乎并不太难。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这里不必否认他们具有传统的忠君观念和忠君意识，不过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中国未来情势的判断上。也就是说，当外国列强的压迫日趋严重时，他们是维护既有的权力中心一致对外呢，还是破坏既成的社会结构，另立中心引起内讧呢？毫无疑问，他们出于民族利益的总体考量，义无反顾地支持清廷这一既成的权力中心，而将对清廷体制结构诸方面的种种不满作为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期望清廷重新振作起来，也期望举国一致以清廷为中心而对外。
事实表明，这种善良的愿望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清廷不仅没有重新振作起来，反而日趋腐败，日趋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对清廷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推翻清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推翻清廷毕竟仅仅是弃旧，对于如何图新——建立新政权，似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想得过于简单了些。他以为，只要能够“驱逐鞑虏”，便能够“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通行公式——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最早模式，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幻想而已。民国之后的历史足以表明，驱逐鞑虏并不难，难在新的政权结构与模式并不可能建立在一张白纸上，它不仅与传统的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步都不能不受制于传统的旧体制。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完全抛弃旧传统，正如孙中山后来认识到的那样，正确的选择可能依然是在新旧之间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