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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因而使其理想只能是十足的政治浪漫主义。而且，他们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凭借光绪皇帝的圣明与果敢，康有为曾经充满激情地写道：“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皇上天赐勇智，鉴考今古，深观时变，遍察万国，远念帝舜、武丁、句践、太宗文皇帝之图迹，下鉴亡明、缅甸之覆辙，伏愿几暇垂览此书（指《俄主彼得变政记》），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摹其迹，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量哉？”
很显然，这里除盲目的乐观和一些假设性的前提外，康有为并没有对如何才能实现他的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案。
假设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事实上，光绪皇帝并不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圣明与果敢。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迟早必将遵循康有为等人指出的道路，但在当时似乎条件尚不具备，中国最近期的发展尚需另外谋求一种变通的方案，既不可能也无法退回到旧有的轨道，也不可能沿着康有为的指点继续前进。
后来的事实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仅仅闹腾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心理的普遍不满，西太后只需举手之劳便将百日维新全案推翻，中国似乎又回复到旧有的轨道上去了。
这种回复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它的意义除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的权力之争外，还不足以表明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说到底，他们都是清王朝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在涉及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不过，我们这里暂且无意分析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区别，也不比方现在探讨康有为倡导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在康有为提出并竭力鼓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时候，中国人并不是举国一致地完全赞同。相反，许多中国人（其实也可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也提出一些反对或修正案。然而，或许这些反对与修正案的提出者居于少数，或不从属于时代的主流思潮，因而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并不被真正地重视与采纳，而事后又恰恰证明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并不完全都错，其中也不乏闪光的东西。这种教训既是19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也是20世纪中国一错再错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几乎与康有为提出激烈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时，开明官僚张之洞认为，当前的中国确实到了不变不可的地步，“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哉？”据他的判断，国人对中国必须变法而方能富强的道路选择已达成基本共识，顽固地反对虽说对变法事业仍有很大威胁，但其理论似乎已不值得一驳，“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借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滑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驰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苟求之谈士。”
由此可见，张之洞不仅无意与康有为为敌，反对变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19世纪末年中国变法改革思潮的积极推动者。
张之洞确曾力主改革变法，并身体力行，不仅提出一整套向西方学习的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与主张，而且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许多颇有实效的贡献。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施展浑身的解数，殚智竭能地举办了一系列洋务新政：创办实业、倡言商战、训练新军、兴革文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造成了一种耸动中外视听的格局，……在他的经济活动中，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把握了形成新的生产力这个方面，将引进的先进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取得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从而奠定了可以触摸的物质基础，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点表现。……张之洞的经济活动顺应了时代的先声，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迎和了世人亟图从这五角六张、七颠八倒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愿望”
。
然而，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派，他虽然像康有为一样，竭力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变法而谋富强，但他对变法的理解与主张却又与康有为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一方面，他认为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期望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仅需要几代中国人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埋头苦干，更需要人们认准方向后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在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改革教训时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志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岂有成功哉！”
应该承认，张之洞这种反省确实说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如果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改革不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现状肯定要比已有的情况好得多。
另一方面，张之洞强调，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而进行激烈的、深层的变动，不仅不可能达到改革的预想目的，反而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取得与主观愿望相背离的客观效果。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很显然，张之洞在这里的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反对西学的合理性以及对中国的有用性，他的意思只是在说，当中国的社会发展尚不足以全盘承受西方的伦理观念、文化成就与政治制度时，超前借鉴西方模式改革中国固有的制度尤其是伦理纲常，并不可能取得什么好的效果。
张之洞的警告当然只是一种智者的冷静思索，事实上，后来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张之洞的警告而进行超前的试验与改革。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遭到极大的破坏，新的基础一时建立不起来，中国只好在张之洞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中支撑、飘摇。如果当时人能够稍微用心想一想张之洞的“不同意见”，而不是因其意见不合而嗤之以鼻，将张之洞的意见置于不容讨论之境地，恐怕中国也不至于总在激烈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的方案。在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于是否能为中国提出一个彻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确选择可能有待于中国人净化那种强烈的焦灼意识和使命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也以从容的心态正视中国的弱点以及与世界的差距，然后埋头苦干，中国的局面终有一天将彻底改观，中国终将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以政治而言，我们当然不会承认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举世无比的良好制度，更不会反对中国应该借鉴、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合乎我用的东西。问题在于，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构思，它在本质上从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人们无视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人为地移植外来新体制，那么，它的后果便必然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巨变，已为我们提供难以记数、值得玩味、值得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