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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高层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内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后两党的外在形象日趋明朗的时候，这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便是，人为地将统治阶级分成若干集团，举国共识的建立更是艰难而不可预计，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国是否还能沿着旧有的轨道继续前进，是否必须进行体制及基本国策方面的重大改革。
按照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想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务新政及几十年来的基本国策是不对的。不过，甲午战争的考验确实也暴露了中国内政特别是体制方面的一些弱点和不足，中国就此进行某些适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太后对于国人的抱怨与指责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并对康有为以及一些开明官僚的维新呼唤、改革方案予以善意的回应。当她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后，不仅没有指责这一方案的过激与荒谬，而是“留览十日”，进行审慎考虑之后批转“各省督抚会议奏覆”，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西太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反对改革。
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渴望中国的繁荣与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她统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务新政不可能发生与发展。事情的真相或许正像她所陈述的那样：“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富强与发展，有利于恢复中华帝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风度、尊严与地位，西太后并不是坚决排斥与反对，而是乐观其成。然而，西太后毕竟是大清帝国的最高主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肩负着对大清帝国、万民百姓无人可比的历史重任，因此，她对改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从来都基于一定的原则性和某些政策底线，从来都不是无所顾忌的彻底改革派。在她看来，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引进、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只是这种改革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原则，“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而且，任何改革都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引起动荡可能适得其反，一事无成。
应该说，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清朝统治阶层在甲午战争之后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光绪帝与西太后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与分歧，遂使本该达成的共识束之高阁，反将中国引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在光绪皇帝看来，中国的改革宜重根本，如果不对国家体制、基本国策进行改革与调整，徒练兵制械，远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案，但似乎在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他就比西太后走得更远。他似乎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恋，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完全有待于中国能否与传统体制相决裂，故而他较西太后更容易接受康有为等人一揽子的维新方案，真诚相信康有为的方案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而西太后稳健的、渐进的改良方案业已过时。
平心而论，光绪帝鉴于“外难日迫，国势阽危”的现状而“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的基本想法无可厚非，
康有为的一揽子维新方案也未尝不可作为中国未来与发展的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中国毕竟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旧的政治体制虽然存在若干重大而不能容忍的内在缺陷，但不顾一切地将其全部扔掉，恐怕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而且，全体中国人千百年来毕竟生存于这种旧的体制模式中，当新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强制他们抛弃旧的习惯而遵从于新的政治习惯，不仅事实上不太可能，而且势必遇到极大的阻力。也就是说，光绪皇帝的基本思路或许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其大破大立同时进行的策略与手段，无疑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因而也就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和失败的结局。
我们的这种分析当然是事后的总结与反省，事实上在当时，人们基于亡国危机的焦灼情绪和世纪末的恐惧，不仅无法冷静地反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反而因其维新方案的不断受挫和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更加埋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觉得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彻底冲破传统的藩篱，等待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死亡。我们看到，康有为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次又一次的上书，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与结社，开明官僚一次又一次关于改革的呼吁，在本质上都是基于对中国的未来前途的深沉思考，都是基于中国旧有传统的阻力过分强大而产生的愤怒。换言之，如果中国没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旧体制，那么，“咸与维新”的改革事业便不难推行，彻底打破旧传统、旧体制的呼声便也没有必要出现。问题在于，历史毕竟不能以假设为前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日趋高涨的维新思潮实际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当然，从维新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一方面说，他们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他们只有彻底冲决网罗，才能使他们的呼唤由呐喊进入实践。因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制造或夸大民族危机的舆论，另一方面则一次比一次地加大改革的深度和范围。仅以康有为为例，他在1895年5月2日上清帝第二书中，虽然详尽分析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窥滇、桂，英窥滇、粤及西藏，俄窥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年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之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尤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未触及政治体制等根本问题，而是论证“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似乎并未超出洋务新政已有的范围，其目的也只是“大雪国耻，耀我威稜”。
表现出一种强烈复仇意识下有限度的变革。
然而到了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开篇便说：“窃顷强邻四迫，国势危蹙，皇上忧劳社稷，亟筹自强，量势审时，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旧法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也。……职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稍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很显然，康有为此时与三年前思想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对民族危机现状的分析更进一层，而是认为此前包括他个人在内所提出的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大变动，有待于中国能否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彻底改革。
我们无需在此详尽分析康有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与模式，但我们已明显地感到，仅仅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原本以富国强兵、报仇雪耻为主导的维新思潮，“在康有为等的积极活动中，政治改革空气日趋浓郁”，
似乎政治改革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于是，一旦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便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任意驰骋。
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我们无法评定维新派对政治改革的呼唤有什么错误，但我们仍愿强调的是，当经济基础尚没有足够的成长，当人们的经济关系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过分超前进行政治改革，即使它可能会取得某些暂时的成功，但从总体上说则势必陷入失败的困境。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可能会逞一时之快，刺激人们的胃口与幻想，但它毕竟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不仅超越了社会对改革的实际承受力，而且势必将原本可正常发展的中国导入一条前途渺茫的岐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