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世纪末的恐慌虽然是19世纪最后几年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但它毕竟在最初的几年尚不足以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更不足以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仍以清政府居于主导作用,清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吸取在甲午战争中的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不仅19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平安度过,而且势必为20世纪的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清政府内部由于派系的冲突,不仅无法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后果达成共识,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缺少一种总体把握,遂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发展的良机。
清政府的内耗不始于甲午战争之后,而是由来已久。这一点倒应归咎为中国传统的旧体制。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政府从来都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而政府内部也缺乏一致的观念和起码的共识。表面上,他们都对皇权中心负责,从不同方面服务于皇权利益;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是皇权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相互牵制策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皇权中心具有高度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如果具有应有的权威和足够的胆略,那么,政府内部的相互牵制无疑有助于保障皇权中心决策的正确性,反之,则不仅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推诿,谁都不愿负责的局面。
由此反观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中国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为政府决策的失误,而政府决策的失误则又导源于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所谓帝、后两党的争执,所谓清流派的攻击,他们在本质上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小集团的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中方统帅部的权力,使中方主帅处处受到掣肘。明晰内情的美国人毕德格说:“李中堂(鸿章)未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而已。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尽情诬罔,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思自坏其长城,其害较中国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
这样说,并不否认李鸿章等人对战争中的惨败应该承担极大的责任,而是说中国的失败有许多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应该超越派系之争进行冷静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正如当时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背景极为复杂,李鸿章也只是勉力而为,除李之外,恐怕也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袁昶说:“韩事之可为,不自今日始。中外所倚仗以了事者,西平(李鸿章)而外,无人能任……平日之文衎武嬖,盘乐怠傲,误国者多矣。临变则责之西平一人,西平能禁任其咎哉?”
也就是说,李鸿章虽然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后果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并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道理虽如此,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内群情激昂,不仅康梁等知识分子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而且清朝统治层也“莫不交章谏阻”,将一腔愤怒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一人身上,李鸿章以一己之身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
如果罢免了李鸿章,清政府内部真能团结一心,刷新政治,发愤有为,那么李鸿章个人的冤屈也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李鸿章的倒台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清政府内部的势力均衡受到了破坏,政府的效率更为下降。
接替李鸿章相当部分职权而主持朝政的是恭亲王奕。此公虽然思想开明,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
无奈赋闲十年,如同老朽,早已丧失当年的锐气和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清政府可有可无的人物。因而,指望奕这样的人来刷新朝政,发愤有为,恐怕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除奕外,在当时清政府高层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翁同龢在后来的“戊戌变法”过程中落得一个美名,然而如实说来,此公不仅人格不高,好作清誉,善保自身,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界一无所知,思想保守,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更为重要的是,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不是积极主动协调好帝后之间的关系,保持皇权中心的统一,而是长时期介入帝后之间的斗争,以帝党领袖自居,结党营私,并最终导致帝后的决裂。因此,靠翁同龢这样的人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政府主脑,显然也无助于政府高层共识的确立,反而更容易导致清政府内部的派系冲突。
再看皇权中心的两个关键人物——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后者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理所当然地要对国家利益负责。然而他的上台与亲政毕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因而西太后对他存有某些不满与不放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作为皇权中心的关键人物,光绪皇帝的职责在于确立皇权的绝对权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皇权的至上性对各种发展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与裁决,以便确立朝廷内部乃至国人的共识。然而我们看到,光绪皇帝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一方面,他生性柔弱,且具有极强的自卑感,凡事并无一定之见,“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也事事请慈旨”。
另一方面,基于自卑,他又具有极强的自尊意识和自主心理,对西太后的不满与不放心无法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反而以为西太后是在处处与他为难,因而在本能上又对西太后有一种抗拒和逆反的心态。
光绪皇帝年轻、幼稚、不成熟,似乎也情有可原。而西太后作为清政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又有长时期的统治经历与经验,按理说应该能够理解和容忍光绪皇帝的这些弱点与毛病,尤其是他们之间并无根本的政见分歧与利益冲突的时候,更应携手合作,刷新政治,建设国家。而且,西太后个人不能不清楚地知道,皇权中心的两个关键人物意气用事,其后果不只在于贻误大事,而是在统治层内部制造了大分裂,使上上下下大小官僚都在费尽心思地考虑自己的选择。“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西太后与光绪之间没有别的,而只是僵持不让而已。西太后恨光绪企图掌握政权,光绪则深感自己地位的卑微与从属,迄至现在(指戊戌政变后),他仍受制于西太后。在光绪热心变法以前,这期间他们之间的争斗,似乎主要的是为争政权,至于所争的是何种政权,彼此的目的并无显著的区别。而一般高级官吏,不论是倒向西太后这边,或倒向光绪那边,全凭他们猜测谁可得势,并非由于他们认为政治需要改革,或者他们决心守旧。换言之,西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
就此而言,皇权中心的分裂,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既加速、加重了清政府内部本已存在的严重内耗,更使清政府内部乃至国人无法在甲午战争之后建立起起码的共识,确认中国发展应该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