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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山是一所民主自治的学校。与群体生活及相互交往相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对犯规孩子的惩罚，都会在星期六晚上的学校全体会议上，以投票表决的形式来解决。
每个教职员工，每个学生，无论年龄大小，都享有一票。我投的那一票与一个7岁小孩投的那一票一样，有着同等的权重。
有人可能会笑眯眯地对我说：“但你说的话更有分量，对不对？”好吧，我来讲几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学校全体会议上站起来提议，说 16 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吸烟。我还为自己的提议说明理由，说那是一种药物，有毒，而且小孩子并不真正喜欢那味道，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长大了。当场就有不少孩子提出了相反的论点，然后进行了投票。我的提议被绝大多数票否决了。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我的提议被否决之后，一个 16 岁的男孩提议12 岁以下的人不可吸烟。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然而，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的学校全体会议上，一个12岁的男孩提议废除刚制定的吸烟规定，他说：“我们都偷偷摸摸地躲在厕所里抽烟，就像在严格学校里的那些孩子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一来完全违背了我们夏山学校的宗旨。”他的发言赢得满堂喝彩，会议当时废除了那条新规矩。我希望这两段小故事已经足以证明，我说的话并不总能比孩子的话更有分量。
还有一次，我在会议上狠狠批评了不遵守就寝规定的现象，不但晚上太吵闹，而且有些孩子第二天早上睡眠不足、昏昏沉沉的。我提议，对每个违规者都要加以处罚，每违规一次就扣掉他所有的零用钱。但一个 14 岁的男孩却提议，每个在就寝时间到了还不睡的孩子都应得到奖励，每坚持一小时就可以得到1便士的奖励，结果我的提议只得到几票，那孩子却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夏山学生的自我管理没有官僚主义。每次会议都由不同的人主持，每一任的主持人都由上一任主持人任命，而会议秘书长的工作是自愿的。就寝巡查官的职务也是每周都换的，极少有人能连任两三个星期。
我们的自治会制定了很多好的校规。比如，在没有救生员监督的情况下，禁止去海里游泳，救生员往往是我们的老师。禁止攀爬屋顶；必须遵守就寝时间规定，否则将扣除零花钱。还有是否在节假日之前的星期四或星期五不上课，也在学校全体会议上举手表决。
会议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是强是弱，因为要维持一个有着45个精力充沛孩子的会场秩序，绝非易事。若是有人吵闹，主持人可以罚他的款。因此，主持人镇不住场子时，就只好大面积罚款了。
我们的教职员工当然要参与讨论。我也要参与，尽管很多情况下我必须保持中立。事实上，我见过一个被指控干了坏事的孩子凭借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逃脱了责罚，可他私下里却告诉我说事情真是他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始终站在他这一边。
我和别人一样，既会提出个人的意见，也会对别人的提议投票。举个例子，有一次，我提出是否应该在走廊里踢足球的问题。走廊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向大家解释，我在楼上工作时，不喜欢听到踢球的噪声，所以我提议禁止在室内踢足球。我的提议得到了一些女孩、高年级男生和大多数老师的支持，但我的提议并未通过，这意味着我只能继续忍受办公室下面的吵闹声。后来，经过几次在学校全体会议上的反复辩论之后，我提出的不可在教职员工休息室踢足球的议案终于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在我们的民主治校中，少数人能通过维护自身权利的方式来获得权利。这种办法不仅适合于小孩，而且对成年人也有效。
另一方面，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不属于学校自治会管辖范围之内。比如，我妻子负责布置学生寝室、确定伙食菜单、支付财务账单。我则负责任命老师，如果觉得他们不能胜任的话，我会请他们离开。
夏山学生自治的功能，除了制定各种校规之外，还包括商讨校园活动安排。在每个学期开始时，就寝时间的相关规定都是投票制定出来的。不同年龄的孩子依照不同的时间表去睡觉。此外还会讨论制定常规行为准则。体育委员会肯定是需要投票选举的，其他的还有期末舞蹈委员会、戏剧委员会、就寝巡查官和小镇巡查官的选举。小镇巡查官负责举报夏山学生在校园外的任何可耻行为。
讨论时，最能掀起热烈气氛的话题从来都是食物。我曾不止一次提议取消第二次添菜，原本沉闷的会议于是当即就活跃起来。伙食供应中任何细小的偏袒行为都会遭到孩子的严厉惩处；可是当食堂方面提出孩子浪费食物的问题时，却没有谁表示出多大的兴趣来。孩子对待食物的态度，从根本上说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在学校全体会议上，没人愿意谈论任何有关学业方面的事情。孩子非常喜欢动手实践，可是理论上的东西却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喜欢具体的东西而非抽象的概念。有一次，我提出要制定一个不许说难听字眼的规矩，还申明了我的理由。那天，我带着一位女士和她的小男孩参观夏山，那孩子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突然，从楼上传来一个很不中听的形容词。那位母亲当即就抱起她儿子匆匆转身离去。在接下来的那次学校全体会议上，我说道：“为什么就不能立这么个规矩呢？我的收入难道应该因为某个孩子当着未来学生家长的面说难听话就受到影响吗？这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纯粹是影响我财路的问题。你说了句难听话，我就失去了一个学生。”
一个14岁的男孩回应了我的发言：“尼尔，你在胡说八道。既然这位女士因听到一个词就被吓坏了，说明她根本不相信夏山学校。就算她把孩子送到夏山学校，只要孩子回家时说了句粗话，她还是会带孩子离开夏山学校的。”与会者们同意了他的意见，我的提议被否决了。
我们的学校全体会议上经常要解决“以大欺小”的问题。夏山这个集体不容许这样的行为存在。我发现学生自治会在公告栏上张贴了严禁以大欺小的校规，上面特别加了强调：“我们将严肃处理所有以大欺小的事件。”不过，在夏山，欺负同学的现象并不像在普通学校中那般常见，其原因不难想象。在成年人的严格管教下，孩子都变成了满腔仇怨的人。如果孩子对成年人发泄他的怨恨，注定逃脱不了惩罚，所以他们只好将仇恨发泄到更小的、更弱的孩子身上。这样的事情在夏山很少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在调查这类事情时，发现无非是珍妮叫佩吉是个“疯子”的玩笑事情而已。
有时学校全体会议也会讨论某个偷窃案。偷东西不会遭到惩罚，但东西一定是要赔偿的。孩子经常对我说：“约翰偷了大卫的钱，你要给他做心理治疗，还是应该在学校全体会议上提出来呢？”
如果我认为约翰需要做心理治疗，我会告诉其他孩子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如果约翰是一个快乐、正常的孩子，只是偷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就会同意孩子把这事拿到学校全体会议上讨论，最糟糕的结果便是约翰用自己的零用钱还清债务。
学校全体会议如何进行呢？在每个学期开始时，先推选出一名会议主持，而且不能连任。在会议结束时，由他来指定下一次会议的主持人。整个学期都会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任何人若有不满或建议，或想制定新的规矩，都可以在大会上提出。
我来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次，吉姆拿走了杰克的自行车脚踏板，因为他自己的脚踏板已经不好使了，而他又想周末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玩儿。因为证据的确很充分，会议决定吉姆必须把脚踏板给人家还回去，而且不准他这个周末再出去玩儿。
然后主持人问道：“有没有不同意见？”
吉姆站起身来，大叫道：“那真是好极了！”只不过，他这里的“好”显然是个反义词。他继续大叫：“这不公平！我怎么知道杰克还要用他的那辆旧自行车。那辆车已经在灌木丛里被人踢来踢去好多天了。我同意把他的脚踏板取下来还给他，但是我认为对我的惩罚不公平。我认为我不应该被排挤出这次的周末游玩。”
接下来的讨论十分热烈。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大家发现，本来吉姆每周都会从家里拿到一份零用钱，可是最近他已经连续6个星期没有拿到零用钱了，他早已身无分文。后来，会议投票决定撤销对吉姆的处罚，新的决定也的确得到了认真贯彻。
但是吉姆的脚踏板又该怎么解决呢？最后大家决定开设一个捐款箱，筹款帮吉姆修理自行车。他的同学们凑钱给他买了副新脚踏板，他开开心心地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儿了。
通常来说，犯错的人都能接受学校全体会议做出的判决。但是，如果有谁对判决感到不服，是可以上诉的；一旦有人上诉，主持人就会在会议结束之前再次把这件事情提出来重新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此事的分析会更加细致，并且通常会因为那人对裁决不服而减缓对他的惩处力度。孩子意识到，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得到的裁决并不公平，那么他得到处置就确实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在夏山，受到惩罚的孩子从未对学生自治会的权威表现出任何的蔑视或仇视的迹象。我们的学生在接受惩罚时所表现出的顺从态度，总是让我倍感惊讶。
有一个学期，4个年龄最大的男孩在学校全体会议上被指控，原因是他们做了违反校规的事情，他们从家里拿了衣服出来销售。校规里早已明文禁止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对给孩子买衣服的父母和学校都不公平，若孩子回家时父母发现他少了某件衣服，往往会责怪学校没照顾好孩子。于是这4个男孩为此受到了处罚，不准出校门和必须每晚8点上床睡觉。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处罚。星期一晚上，当所有人都去镇上看电影的时候，我却发现迪克（4人当中之一）正在床上看书。
“嘿，你这个笨蛋，”我说，“别人都去看电影了，你怎么不赶紧起来？”
“你别逗我玩儿了。”他说。
夏山学生对他们自己的民主十分忠诚，令我感慨。这里没有对惩罚的恐惧，也没有仇怨的因子。我曾见过一个男孩因某种危害群体利益的行为而经历了长时间的审判，直到最终做出判决。通常，刚刚被判决了的男孩会被选为下一次会议的主持人。
孩子永不枯竭的正义感让我惊叹不已，而且他们的管理能力也很强。让学生自治，实在是有着不可估量的教育价值。
一定类别的错误行为都有其相应的罚款规则。如果有人未经许可就骑了别人的自行车，那就会被自动处以6便士的罚款。在小镇里骂脏话（在校园里不算，可以随便骂人）、看电影时捣乱、爬上屋顶、在食堂里乱扔食物——这些以及其他违反校规的行为，都会被自动处以罚款。
学校全体会议做出的处罚几乎离不了罚款：交出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或是没收一次电影票。
我们经常听到的反对小孩子担任审判官的理由之一，是他们做出的惩罚会过于严厉。可我看到的却并非如此，相反，他们都非常宽容。在夏山，孩子从来没有做出过蛮不讲理的处罚来。干了坏事之后受到的惩罚总是与那桩坏事相关。
比如，3个小女孩打扰了其他人的睡眠，惩罚是她们必须连续一个星期都每晚提前一个小时上床去睡觉。两个男孩朝其他男孩扔了土块，惩罚是他们必须推几车土块去平整曲棍球场。
主持人经常会说：“这件事情太傻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然后便决定什么都不必做。
一次，我们的秘书长因未经允许擅自骑了珍吉的自行车，他和另外两名也骑过那辆自行车的教职员工一起，被命令在前院草坪上互相推着珍吉的自行车跑了10圈。
4个小男孩爬上了工人用来修建新的工作坊的梯子，他们被命令沿着那梯子一口气爬上爬下整整10分钟。
学校全体会议几乎从不征求成年人的意见，我记得只有一次特殊情况。3个女孩偷了厨房里的食物，会议决定扣除她们的零用钱。当天晚上她们再次偷了食物，会议决定罚她们不准看电影一次。然后她们又偷了第三次，这下会议有些不知所措了。主持人过来跟我商量，我建议：“奖励她们每人两便士。”
“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全校的孩子都会去偷厨房里的食物。”
“不会的。”我说，“你试试看。”
他果然试着那么做了。其中两个女孩拒绝收钱；听说3个女孩都宣布她们再也不去“洗劫”食堂储物柜了。她们也的确做到了——坚持了大约两个月。
鼻孔朝天的举止在学校全体会议上很少见。任何自诩的表现都会受到全体与会者的反对。有一个 11 岁的男孩，是个很爱出风头的人，有段时间常常站起来，发表一些明显无关紧要的但是滔滔不绝的言论，想借此吸引大家的关注。至少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每次与会学生都会叫他闭嘴。孩子虽然年纪不大，但对发言是否有诚心却是相当敏感的。
我相信，夏山学校的师生已经证明了学生自治是行之有效的。事实上，做不到学生自治的学校算不上是“进步学校”，只能算是“妥协学校”。唯有孩子可以完全自由地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他们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一旦有了个“大老板”，真正的自由就没有了。而有个心慈手软的大老板，比有个纪律严明的大老板还要糟糕。因为面对强硬的大老板，孩子会以饱满的叛逆精神奋起反抗，可是面对一个心慈手软的大老板，却只会让孩子变得软弱无力，无法确定自己的真实感受。
良好的学生自治，必须有几个年龄大的年轻人镇场子，他们既能与小帮派对大群体漠不关心乃至损害大群体利益的行为相抗衡，本身又不喜欢瞎闹腾。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提议虽然经常被否决，但真正相信自治而且也需要自治的人，却只能是他们。年龄小一些的孩子，比如12岁以下吧，他们还不懂得如何自己管理好自己，因为他们的心智尚不够成熟，不太懂得为他人着想。然而在夏山，哪怕只有7岁的小孩子也很少会错过学校全体会议。
有一年春天，我们很不幸。一些有集体意识的大班学生通过了高考，离开了夏山，所以学校里没有几个大班学生，在校的大多数学生年龄都不大。虽然他们的学校全体会议发言体现了集体意识，但他们还不够成熟，不足以维持良好的集体秩序。他们投票通过了很多规则，然后就忘记了，并且违反了规则。仅剩的年龄大的学生，都是个人主义者，所以只有教职员工批评违反校规的学生。后来，我在一次学校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高年级学生，虽然他们没有损害集体的利益，但也没有对此关心，他们很晚睡觉，违反就寝时间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小班学生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不闻不问。
坦率地说，年幼的孩子对组织的兴趣很少。若是放任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有任何组织。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不同，行为规范也和我们不同。
成年人若想获得安宁，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对孩子严加管束。任何成年人都知道怎么做一个严厉的教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过上安宁日子的更好办法，我实在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教育探索之路上的夏山，绝无可能让我们这些成年人过上安宁日子。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让孩子的日子太难过。也许，衡量夏山的最高标准，是大家是否感到快乐。若是以此为标准，那么我可以说，夏山学生自治让我们找到了一条很好的折中之道。我们的校规禁止使用危险武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孩子禁止使用气枪。学校里少数喜欢气枪的男孩都痛恨这条校规，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遵守的。当孩子成为少数派时，他们似乎不像成年人那般反应强烈。
在夏山，有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有一次，一个问题女孩带领一群小女孩捣乱，她们朝别人泼水、打扰别人睡觉，惹得其他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气恼不已。在一次学校全体会议上，领头的女生简遭到声讨，大家纷纷强烈地指责她滥用自由。
一位心理学家访客对我说：“你们做错了，那女孩一脸的不快乐，她应该从未被人爱过；你们这些公开的批评，只会让她感到更不被人爱。她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批评。”
“我亲爱的朋友，”我回答，“我们已经尝试过用爱来改变她。几个星期以来，不论她做出什么不合群的事情，我们都鼓励她，向她表达我们的善意。但是，她并不回应我们的善意，相反，她将我们视为傻瓜和欺负的对象。我们不能为了一个人牺牲整个集体的利益。”
我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我知道，等简 15 岁时会成为一个合群的女孩，而不是捣乱帮派的头目。我相信舆论的力量，没有哪个孩子喜欢一直被人讨厌、受人批评。至于我们在学校全体会议上对她的批评，我不认为有错，毕竟我们不能为了一个问题儿童而牺牲其他孩子。
我们曾有个6岁的小男孩，他来到夏山之前一直过着不愉快的生活，因此他对他人有着满心的恨意，极具破坏性。我们学校里四五岁的孩子都曾受到他的欺负而哭泣，大家只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我们不能容许因一对父母造成的错误而伤害其他有父母关爱的孩子的行为。
我不得不把这个男孩送出了校门，毕竟其他孩子都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痛苦。这样的情况虽然极少，但我的心里充满歉疚，还有一种难言的挫败感，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么几十年下来，我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对学生自治的看法？总的来说，没有。若没有学生自治，我无法想象夏山会是什么样子。自治一直很受学生欢迎；这也是我们向访客们展示的成果之一。不过也有令人尴尬的时刻。比如，在一次学校全体会议上，一个 14岁的女孩对着我耳语：“我本想在学校全体会议上提出女孩用卫生巾堵了厕所的事，但是你看，这些访客……”我建议她说出来，让访客们尴尬去，她只管在会上提出这件事——她真那么做了。
学生自治也是公民意识教育，其好处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夏山，学生会为他们的自治权血战到底。在我看来，每周一次的学校全体会议比整整一个星期的教学课程都更有价值。那里也是练习公众演讲的绝佳场所，大部分孩子在发言中都能落落大方，表达流畅。我经常听到那些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孩子在发言中说得有条有理。
我不认为还有什么更好的管理模式能替代夏山的民主治校。这也许是一种比政治民主更为公平的民主，因为孩子对彼此都很友善，没有既得利益之争。而且，夏山的民主是一种更加真实的民主，毕竟校规都是在学校全体会议上公开制定的，完全没有什么民选代表无法控制的问题。
归根结底，正是孩子在自由中获得的广阔视野使学生自治变得如此重要。他们制定的校规直指事情的核心要素，而不是浮于表象。我们之所以制定了约束孩子在小镇上行为举止的校规，是因为必须与不那么自由的外部世界相妥协。“小镇上”所代表的外部世界，总喜欢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不值一提的琐事上，仿佛一个人是穿着考究还是随口说句脏话都是些很重要的事情一般。夏山学校通过隔绝外部世界的这种无谓的干扰，可以而且已经拥有了远超这个时代的集体精神。当然，人们很容易把“铁锹”说成是“该死的铲子”，可是，随便哪个挖沟的人都会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铁锹”就是“该死的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