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周易》八卦与河图洛书的文化对应

在第一节里，我们对构成八卦之基本元素阴爻阳爻原本于易数进而对《周易》象数“互渗”之“阴影”结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里，将就八卦与河图洛书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以进一步论证“原始易学是巫学”这一基本命题。

《周易》八卦与河洛之学的关系究竟怎样？

关于八卦之缘起，《易传》有四处论及。

一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这是说八卦未有之先，已有混沌未分的淳和之气即处于氤氲状态中的太极存在于宇宙之际，是太极的内在运化，才产生天地阴阳（两仪），两仪生成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即春夏秋冬四时（四象），四时又成就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卦，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为“圣人”所作，这里却被纳入自然界有序运动的重要一环，突出地说明了八卦以及太极的自然属性。

二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这段话前文已有引用，是说圣人作《易》立卦、揲数占筮，冥冥之中若有神灵相助，从《周易》数筮角度论及了八卦的巫术意义。

三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这是指明了圣人伏羲氏（包牺氏）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的方法和途径创造了八卦。

四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是认为，传说中的伏羲氏制作八卦，并非凭空捏造，他所根据的是一种呈示巫术吉凶意义的“天启”，所谓“天垂象，见吉凶”，这种天启就是河图、洛书，就是制作八卦所遵循的原则。

这四点关于八卦缘起的论述，并非一人一时之论（因为《易传》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体上反映出中华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综合见解，总的来说，都触及了八卦的文化原型问题，角度各不相同。

第一点侧重谈论的是八卦的自然本质，即将太极看作八卦的文化原型。由于一般认为太极为淳和未分之元气，是始存、弥漫于整个宇宙之中的一种“无”，我们毋宁将其看作一种逻辑意义上的八卦的文化基因（关于太极，待后文再作论述）。而倘如汉代某些易学家那样将太极解释为北极星之类，尽管这一见解是从客观自然角度出发的，由于比较坐实，则将北极星指为八卦之源的观点，显得有些牵强了。

第二点主要从《周易》筮法角度论述构成八卦的基本元素阴爻阳爻的基础是数与数的运演，从而揭示象数“相倚”（互渗）的巫术性，这在第一节中已有所论证。

第三点说的是伏羲氏的创卦方式，并非与八卦的文化原型问题全然无涉。按照第一点的看法，既然八卦是由太极运化而来，则这种自然之易的天然“密码”，只有伏羲氏这样智慧卓绝的圣人才能“译识”，就是说，只有圣人才能与这种八卦的文化原型“对话”，或者说，也只有这样的八卦原型才能启悟圣人的心智从而创立八卦，所强调的是与八卦之文化原型相联系的圣人。关于圣人的人格之美，后文自有论及。

第四点明确指出河图、洛书是八卦的文化原型。这正是本节要着重论证的内容。

从这四点论述的任何一点看，都在于说明，八卦及其原型都用于巫术占筮以定吉凶，这正是原始易学是巫学的一个有力证据。需要补充的是，从行文看，这里第三点论述似乎并未谈到八卦与巫术的关系，而实际上伏羲氏的所谓“仰观俯察”之类，是一种原始风水（形法）之法，风水也是与巫术、巫学相联系的（尽管不无迷信）一门数术，是谓堪舆之学。

河图、洛书是两种图象，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一所记，始传于道门中人陈抟，后有刘牧根据河图、洛书著《易数钩隐图》，才为世人所知。宋代朱熹首次将图、书列于《周易本义》卷首，于是自宋以降，《易》著中图、书愈繁。而早在朱熹之前，已有周敦颐传陈抟之太极图，一改宋之前《易》注未尝有图的惯例。

这并不等于说，河图、洛书之符号模式纯为宋人虚拟。尽管图、书为宋以前所未见，其文字记载却不绝如缕。

先秦时期，由孔子后学编撰的孔子言行集《论语》称：“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大约与前引《易传》关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言论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尚书》有所谓“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之说。《管子》说：“昔人之言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 尔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以及郑玄的著论中也时有提及。

这种情况，可说明以下两点：

其一，虽然古人有托古、拟古之习气，但从所记颇为众口一辞的言论看，图、书之说可能有所本。又从往往语焉未详这一点推测，这种河图、洛书也许只是传闻而已。可能上古时代确有此图、书，由于时代久远，到春秋战国遂成传说。然而从先秦、两汉典籍对此耿耿于怀的情况看，虽为片言只语的传闻，图、书之说并非虚构。

其二，这种图、书之说发展到汉代，大致上有一种愈显清晰的态势。比如，在孔安国和刘歆那里，前者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后者曰：“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而扬雄《太玄》则认为：“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所谓“两两相合，朋友会也” 。在该书《太玄·数》篇中，扬雄又说：“三八为木，为东方；四九为金，为西方；二七为火，为南方；一六为水，为北方；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也。皆两两相配，以成事物。”证明河图、洛书之说在西汉末时期已初具理论框架，因为按扬雄的这一理论说明，可以画出图式。

河图、洛书图式，皆不著文字，似给人一种文字发明之前已有之的古貌（见图）。

河图：其平面为正方形，以黑圆点表示偶数（阴）、以白圆点表示奇数（阳），共有一至十这十个数有序地分布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这在图上看亦即上下左右中五方，为象征天地运行，故以奇数（阳）象征天数，以偶数（阴）象征地数。朱熹释河图之义尤详：“河图之位，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以两其五行而已。所谓‘天’者，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属乎天，所谓‘天数五’也；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属乎地，所谓‘地数五’也。天数、地数各以类而相求，所谓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

洛书：其思维模式实与河图相一致，平面亦为正方形，亦以黑圆点表示偶数（阴）、白圆点表示奇数（阳），然只取一至九这九个数构成有序排列，也蕴含着东西南北中的方位概念及其相应的五行观念。其数的布局是：一居北（下）、三居东（左）、五居中、七居西（右）、九居南（上），为四正一中心；又二居西南（右上）、四居东南（左上）、六居西北（右下）、八居东北（左下），为四隅。朱熹说：“河图以生出之次言之，则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其生数之在内者，则阳居下左，而阴居上右也；其成数之在外者，则阴居下左，而阳居上右也。”洛书有所不同：

洛书之次，其阳数，则首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其阴数，则首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也。合而言之，则首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而究于南也。其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复克水也。

虽然河图、洛书之思维模式本相一致，但两者在数的象征意义上仍有差异。

圣人则河图者虚其中，则洛书者总其实也。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之实，其一为五行，其二为五事，其三为八政，其四为五纪，其五为皇极，其六为三德，其七为稽疑，其八为庶征，其九为福极：其位与数尤晓然也。

无论河图还是洛书，都蕴含着盛于汉代的阴阳五行与五方观念，并且与数之观念相融合。这在扬雄《太玄》关于图、书的文字说明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并非偶然。西汉京房易学有五行说，用以解释《周易》卦爻象与卦爻辞的吉凶观。京房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解易，比如《周易》六十四卦之一的姤卦，京房这样解释：“阴爻用事，金木互体，天下风行曰姤。”姤卦巽下乾上，这是以乾为金、巽为木，以金木相遇进而释《周易·姤大象》“天下有风”之意义，又释震卦曰：“属于木德，取象为雷。” 京房有八卦爻位说，以八卦配五行。又如东汉郑玄易学有五行五方说。孔颖达对《易传·系辞》的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这样解说：

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隅，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五行各气并，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也。

汉易的文化智慧，一方面下启宋易及宋以降的图、书之学，另一方面，又直接上承主要保存在《易传》中、大致为先秦战国中后期至汉初的易学。《易传》对河图、洛书只说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话，但对八卦的成因、文化本质及其象征意义等则叙说甚详。比如，后世所出之文王八卦方位图即后天八卦方位图，就是根据《说卦传》所谓“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的论述而创制的。这一八卦方位图四正位置上的震离兑坎四卦，是与图、书之方位、时令及五行的表述相对应的。这种两相对应的智慧其实来自《易传》。所谓震为雷，雷始闻于春，震在东方；离为火，以火热之气象征夏，南方气候温热，故离在南方；兑为悦，取秋时稼禾成熟令人喜悦之义，故兑在秋。兑又为西方之象征，《周易正义》：“兑西方之卦，又兑主秋也。”兑之方位在《周易》筮法中属少阴之位，位于西方；坎为水，水性下注，其处必陷，水遇寒则冰，北方之卦也。《说文》：“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微阳之气始于冬。又，震为木，离为火，坎为水，坤为土，兑为悦，又为毁折、为刚，故配金。《易传》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悦）也，故曰说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 这里，对后天八卦的方位布置进行了颇为详尽的描述，可根据这种方位设计绘制后天八卦方位图，其体制，实与图、书的配置相一致，潜蕴着阴阳五行与五方的思想观念。

《易传》关于八卦方位的智慧包含阴阳五行与五方的思想因素，这种思想因素的出现，又与《易传》时代基本同时的战国邹衍的阴阳五行智慧相一致。邹衍（前305 —前240 ）是战国晚期齐国人，其生年比孟子稍后，其著论有《汉书·艺文志》所录《邹子》四十九篇及《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俱已亡佚。其学说重在“谈天”与“五德终始”说。邹衍之术，“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 邹衍所谓“五德”，即《尚书·洪范》所言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及其相生相克，也称为“五行”。《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洪范》虽称来自“上帝”传授，是上古之言，所谓“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五行乃九畴之一，实际《尚书·洪范》作于战国已有定说。因此，《洪范》篇中的五行思想与邹衍的五行观念出于同一时代当更可信。据《史记》称邹衍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之说，推断邹衍为先秦阴阳五行文化智慧之集大成者，并非不实之辞。顾颉刚先生曾称邹衍是齐国的一位有名学者，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宇宙问题的思想家，一手组织了历史和地理的两个大系统，奠定了后世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

指出《易传》八卦文化智慧中渗透着先秦以邹子为代表的阴阳五行观念，并不等于说在邹衍之前中华古代并无阴阳五行智慧的萌芽，也并不能证明《易传》十篇都出于邹衍之后。

考五行文化智慧，原始于中华古代对万物相生相胜关系即运动变化关系的原朴理解，它是无尽万物彼此制约、互生形态的一种经过人脑思辨而产生的简化模式。所谓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是将复杂多变的万物关联域大大约简了，以便于思辨理性的逻辑性操作。阴阳五行的这种简化动态流程正是八卦文化智慧所可容纳的，因为《周易》八卦原本于天时之运化。八卦之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因素及其相系构成自然宇宙的基本事物，也是一种将万物大大约简化了的思辨模式，所以八卦的流转可与动态的阴阳五行相融通。然而据《易传》的见解，八卦之八种基础事物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中天地为父母，雷风水火山泽为父母庇荫之下的三男三女。而天地之关系也不是对等的，实际以天为唯我独尊。《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卦（象征天）为首卦、坤卦（象征地）为第二卦，其意自明。所以，八卦原是崇天的。相比之下，五行之水木火金土虽具相生相胜关系，而古人尤重五者之相胜。在相胜关系中，又在实际上是崇土的，土居八卦之中宫位置，其意亦明。这种思想在后天八卦和先天八卦方位图中是隐潜着的。如果不能看得真切，则这一点在八卦之前身的河图、洛书中显得十分明确。这两个图式都将土居于中央，以数字五象之。土即地，因而可以说，中华古代的五行观是尚地的。关于这一点，清代易学家陈梦雷云：“河图洛书，皆五居中而为数”，“在地为五行”，“五者，数之祖也；数始于一，备于五” 。

由此可见，八卦方位图是《周易》崇天思想与五行尚地思想相结合，以崇天为主、尚地为从所建构起来的，是两者文化智慧的有机拼接。

在五行说中，古人之所以独采水木火金土构成其基本物质转化之链，看来与古代“五材”说有关。殷周冶铜业发达，古人可能从冶炼青铜的实践中，发现从木炭燃火、溶铜矿石为铜液、再凝固为固态青铜的过程，实际包含从木（木炭）到火（炉火）到土（加入矿石）到水（熔化为铜液）到金（青铜器）的物质转化，经过比附性抽象，可能产生一种素朴的文化智慧，认为万物之生成、转化与相互制约，犹如青铜之熔铸，遂成五行之观念 。这种文化智慧的逻辑是，先将万物（百物）约简为五物（五行），再认定五行生万物。所以《国语》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又说：“及地之五行，所以生百物也。” 这里，春秋时人以土为五行之先，又称“地之五行”，可证前文我们关于五行说尚地的看法并非妄断。

既然五行文化智慧的发蒙与殷代冶铜业的兴起有关，则其源起时代不能早于殷商。由此不难理解，《周易》八卦关于五行观的生成，大约也肇始于殷代。

《周易》八卦文化智慧的方位观念，其源起亦古。这种方位观念是一种逐渐累积的中华氏族的集体意识，蒙生于初民在地球东部生活，与地球、太阳、月球所构成的空间位置关系。古人以庐舍为中，向阳为南，背阴为北，左侧为东，右侧为西，实际是以人、人的居住活动地域为中，由此再分出南北东西四方，是人的自我意识、自体保护意识与空间观念的初步体现。从现存甲骨卜辞看，中华初民的方位观念起源甚早，胡厚宣曾发现武丁时的一块牛骨，其卜辞云：

东方曰析，凤曰 。

南方曰因，凤曰凯。

西方曰夷，凤曰耒。

北方曰伏，凤曰 。

可见当时已有四方观念，加上“我”之所在地就是五方。其中“析”为曦、为羲，东方之神；“因”为南方之神；“夷”为西方之神；“伏”为北方之神。“凤”在甲骨文中通假为“风”，为风神。这反映出初民对东南西北四方远处由于人力所未达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与神秘观念。后来“人王”观念愈趋增强，亦成古人心目中一位大神，从而取代作为初民集体之“我”的空间位置，成为中央之神，此即所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黄帝。然而黄帝的加入是较为晚近的事。先秦易学还保持着四方之神（帝）的古貌，且与四时结合，以数象之，自成一统。《吕氏春秋》云：

其日甲乙，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

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

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

显然，这里依次“甲乙”为春、“丙丁”为夏、“庚辛”为秋、“壬癸”为冬。从“数”看，又是“数八”为春为木、“数七”为夏为火、“数九”为秋为金、“数六”为冬为水。

这一数序，与河图外围四方所配置的数字依次相同。河图以数纪天地之化育，有一个天地人的共生结构，所谓河图、洛书，都是数的结构。如河图北为一、六；南为二、七；东为三、八；西为四、九；中为五、十。洛书，北一、南九、东三、西七、西南二、东南四、西北六、东北八而中为五。可见《吕氏春秋》作者的学术智慧，已有河图之数隐约存矣。该书成于战国末年，可见起码在先秦晚期，学界已知河图数理。《吕氏春秋》的这一条材料，为那种认为图、书纯为宋人所创的易学见解增添了困难。今有治易者说：“河图、洛书的图式，据现在所见到的则是由扬雄在《太玄经》里提出来的。” 我们参照《吕氏春秋》，觉此说不确。图、书之论，并非扬雄首创，而是早在先秦已有端绪。

总之，《周易》八卦的文化原型是蕴含阴阳五行观念的图、书之数及其有序排列，可从河图、洛书推演出八卦方位图式，并以八卦方位的配置表示阴阳五行的流布。

值得注意的，是图、书与原始巫术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进一步证明“原始易学是巫学”的观点。

其一，我们可从前文已经引用孔子所谓“风鸟不至，河不出图”的言论见出，孔子将河图与凤鸟并提。凤鸟是先秦古人心目中的祥鸟，由此可证河图亦是古人所认同的吉祥之物。吉祥与否的文化观念，正是中华原始巫术的基本观念。这一点也在前引《管子·小匡》中得到证实。《管子》明确地将“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称作“三祥”。“祥”者，祥端之谓。可见古人将图、书这种所谓自然之易的出现认作吉兆。吉兆与凶兆对举，同样是中华原始巫术的一对基本范畴。传说中的河图是黄河之龙图、洛书为洛水之龟书，实际是指龙（蛇）身上的图式和灵龟身上的纹象。由于对龙、龟的崇拜，原始初民自然会把河、洛中出现的龙、龟之纹式认作吉祥之符，并且将人的智慧创造看作受启于河图、洛书，于是便有“圣人则之”而创八卦的神话。尽管对所谓“河出图、洛出书”两大祥机出现于何时在汉易中就有争歧，但是有一点却是争辩双方一致认同的，这便是都以龙、龟为呈现大吉大利的崇拜对象。比如汉代刘歆说：“虙羲（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这是将河图之出和洛书之出分归于伏羲、大禹两个时代；而《礼纬·含文嘉》则绝口不提夏禹：“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以作易。”可是，两说在标举龙、龟问题上都是异口同声的，即相信龙、龟是吉象。这一点直到唐代易学，仍未有改变。李鼎祚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 这种陈陈相因的龙、龟观念包含着一个顽强的巫术文化意识，即当中华初民认龙（蛇）、龟为图腾前，已有巫术发明，且将龙、龟看作吉祥之物。发展到商代，才将龙、龟之中的龟（龟甲，还有牛骨之类）用作卜具灵物。

其二，考洛书之数的有序排列，实为龟象，即龟背区域的自然生成与洛书数之区域的人为排列具有同构性，则这种人为之数实乃得启于龟象。洛书的数序分九个区域，即发育为八卦的四正四维与中宫（见表），这在洛书中可以看得分明，即北1、南9、东3、西7、西南2、东南4、西北6、东北8与中央5。而龟背甲的生理结构，亦依纹路可分为九个区域。龟背中央脊甲为五块，合为一区，中央脊甲四周背甲为八块，分为八区，所以朱熹说：

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这说明中华古人在制作洛书时，其灵感可能来自龟象。而龟为占卜之灵物，素称“宝龟”，殷人尤以龟甲为占卜之物，占卜是比占筮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华原始巫术，这是常识，这里毋庸赘述。由此可见，作为八卦文化对应的洛书原本于数术。

问题不仅如此，近年有学者指出，《周易》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在数字与方位观念上具有对应同构关系。西安半坡新石器晚期彩陶鱼纹具有分别表示从一至九条鱼的数的神秘意蕴，这种鱼纹彩陶是祭器，并设祭场，其数据图也是南九北一、东三西七、东南四西北六、西南二东北八与中央五，实与今日所言洛书相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的八卦方位雏形。这一学术观点倘能成立，则《周易》八卦文化智慧的源起，大约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

八卦用于占问、其文化智慧源起于巫术这一点，还可从有关出土文物中见出。据《文物》1978年第8期报道，在1977年春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葬发掘物中，有一“太乙九宫占盘”，其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 。此占盘从圆心向四周划出四条等分线，将占盘划分为八个区域，加上沿圆心四近以及圆心为九个区域。八个区域分别以“一君”对“九百姓”、“三相”对“七将”以及“二”对“八”、“四”对“六”，围绕圆心又刻“吏”、“招”、“摇”、“也”四字，连同圆心为五，这占盘的区域方位及数序排列其实隐潜着一个洛书图式（与河图不符），同样隐藏着龟象原型。尽管该占盘的刻字内容已经打上了汉人的智慧烙印，仍然从中透露出可能起自新石器晚期的河洛文化思维与意绪的原朴古貌，渗融中华原始巫术文化智慧的历史遗韵。

其三，从参与构建河图、洛书文化观念的阴阳五行看，也留存着原始巫术的遗影。西汉京房《易传》曾说：“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此之谓也。前文已有提及，数术略之书曾将五行列于古代数术之一，与蓍龟之类并提，数术即中华原始巫术或是与巫术相关的方术，可见阴阳五行本与巫术互纠相缠。水木火金土有相生相胜（克）关系，这种关系与巫术中的顺应和逆对是同构的。相生即顺应，吉；相胜即逆对，凶。古人认为五行相克、出现紊乱而互相触犯，则会发生种种灾变，这一巫术文化观念后来保留在《春秋繁露》中：

火干木，蛰虫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 ，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五谷伤，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蛰虫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五行又指天之五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有所谓“五星者，五行之精” 的说法。中华远古有占星之术，所谓五星占、日占、月占、恒星占等等自古有之，于汉为烈，这又是巫术的表现。《史记·天官书》对占星术记载甚详，认为高辛氏之前掌管天文星象与占星的是重、黎，唐虞时代为羲、和，夏代昆吾氏、殷商巫咸，一直到周代为史佚、苌弘，春秋时宋国子韦，郑国禆灶，战国时齐国的甘公（甘德），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以及魏国的石申等人，都是有名的占星家。《汉书·艺文志》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比如占星家指出，木星东方青帝之星，主春，决丰歉。如见木星“赢”（顺行），国事安宁；“缩”（逆行），其国堪忧，将亡国倾败也。火星南方赤帝之星，主夏，定旱涝。如见火星“顺逆无常”，世多暴乱、饥馑、死丧。金星西方白帝之星，主秋，主兵主刑杀。如见金星出入不定，就是战乱、弑君的征兆。水星北方黑帝之星，主冬，主水主刑，如见水星“变怪”，水灾泛滥之象。土星中央黄帝之星，主季夏，主土。如见土星运行失序，则会发生地震、丧国等灾变。还有所谓“望气”、“风角”之类，都是中华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巫术，是以云气之形状、变幻和依据风的方向、强弱、声响来占验吉凶的一种方术。中华古代的巫术十分发达，《周礼》有云：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

总之，五行观渗入于中华原始巫术文化智慧之中，是中华巫术的文化特色之一。 jHbFqJpskx/10q3Xit89/dywPukYeaSbL9hwPmoRvYWi23SW8ThsiR1D5kApV/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