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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郑玄注：“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颖达疏：“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
郑孔对篇旨作了揭示，却没有提到此篇的作者。
到了宋代，出于道统建构的需要，学者才开始关注《大学》的作者。明道云：“《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乃不差。”
伊川云：“《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
朱熹进一步推测：“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明确指出：“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
在朱子看来，《大学》不但是孔子、曾子所作之书，而且是孔、曾之间道统相传的证明。二程视《大学》为孔子遗书，却未说明判断的依据。朱子解释了之所以如此判断的原因：
曰：子谓正经盖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经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然以其无他左验，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至于传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与《中庸》、《孟子》者合，则知其成于曾氏门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无疑也。盖《中庸》之所谓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诚身，即诚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谓知性者，物格也；尽心者，知至也；存心、养性、修身者，诚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谨独之云，不慊之说，义利之分，常言之序，亦无不吻合焉者。故程子以为孔氏之遗书，学者之先务，而《论》、《孟》犹处其次焉，亦可见矣。
朱子的推测或认定，是出于义理的判断，出于对道统之思想脉络的理解。具体而言，经文之所以推测为孔子之意，是因为其文“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传文之所以推测为出于曾子门人之手，一是因为《大学》“诚意章”引了“曾子曰”，二是因为《大学》思想多与《中庸》、《孟子》相合。除了“引曾子之言”为客观证据外，其余都是出于义理的推断。从古人著述的通例看，“引曾子之言”的确可以说明《大学》与曾子的亲缘关系。
至于后者，应当说，好的义理判断，并非出于局部的推演，而是基于对思想形态与思想图景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而来的“言必有中”。但这种判断要求很高，相应地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朱子“圣经贤传”的认定，后来成了儒家的主流观点。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大学》应是秦汉以后的作品。梁涛从几个方面列出了晚出说的依据，一一驳斥：
其一是说，《大学》反映了“大学制度”，而后者为晚出制度（晚至秦汉），实则大学制度未必晚出，且《大学》未直接涉及制度；其二是说，《大学》“修齐治平”的格局，成熟较晚（晚于《孟子》），实则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组织形式，其踪迹见于《老子》、《中庸》、《孟子》等文献；其三是说，《大学》的“止”、“静”等观念，源于《荀子》，
实则郭店竹简即有“止”的观念，竹简《老子》即有“静”的观念。梁涛的辨明，反映了当前学界的一般倾向。其实，战国竹简出土之后，学界已经意识到，《礼记》的很多文献确实是先秦的遗存。具体到《大学》的问题，学者一般都会从《大学》与曾子思想（《论语》所见，或《曾子》十篇所见）的比较出发，肯定《大学》与曾子之间的密切关系乃至继承关系；
也有学者，认定《大学》出于曾子弟子之手。
我们认为，《大学》很可能完成于曾子门人之手，但它代表了曾子的为学规模和思想形态，乃是孔子与子思之间思想发展的一座桥梁。或许，在确切作者无法征考的时候，思想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为重要。《大学》文本在思想史中的定位，既是思想史研究的结果，也是思想史澄清的前提。因此，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以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为依托，重新建立对《大学》古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