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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康有为写了一篇文章——《物质救国论》。其在文章中提倡物质之学，10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加工制造中心。然而，在很多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甚至在国际竞争中被“卡脖子”。显然，硬科技的核心不是硬件，不是硬的外壳，而是芯片、工业软件、创新研发、品牌与自主知识产权。
那么如何推动并加快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呢？用传统的基建办法肯定不行，那就必须找到推动研发创新的基本经济规律。
科学技术已经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从而也是经济价值的第一创造力，这个论断称得上是对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然而，这个总结和概括是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之后才被人们普遍认可的。
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经济现象，促使人们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在构成“科学技术”的众多因素之中，或者在其背后，是否存在一种更带根本性的要素和力量对价值创造起着引领和决定性作用？如果存在，它是什么？这些新的要素和力量，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是什么关系？
出于这样的长期思虑，当我阅读到滕泰博士的这本书时，喜悦和兴奋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似乎找到了回答上述问题的某种答案。作者区分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函数”和创造非物质经济的“创新函数”，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内涵和作用机制的新解读，是对经济价值新源泉的可贵探索。
之所以称其为“对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内涵和作用机制的新解读”，因为作者提出的“创新函数”完整地解释了科技创新的过程和关系；之所以被认为是“对经济价值新源泉的可贵探索”，因为作者认为在需求侧也可以创造价值，并提出了参与群体方程、叙事体验价值等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数字经济、科研经济的价值创造，还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近几十年来发生在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品牌价值方面的各种新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论断，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品味。
此外，本书还提出了新的数字经济循环方式——软价值经济循环：平台—产品—场景—流量—体验—变现。显然，这不同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物质经济循环。以平台为起点、以产品或内容为载体、以场景为交会点、以流量为价值信号、以叙事体验为价值升华、以变现为持续条件的软价值经济循环，似乎更符合数字经济的现实情况，因为很多数字经济的确并不是以生产为中心，生产和消费过程无法区分，更没有什么流通环节可言，也不是以产品销售作为唯一的变现手段，甚至很多产品是长期免费提供的。软价值经济循环理论，尤其是其关于多种变现方式和商业模式的阐述，解释了很多按照传统经济学难以理解的现象。
滕泰博士认为，在软价值经济中，创新的集中涌现与退潮是决定经济周期的主要力量，这与他之前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周期一脉相传，又略有不同。此外，他对软价值经济的参与热度系数、宏观叙事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经济周期和宏观风险的判断，对于新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提出软价值经济的一系列财富分配规律之后，作者预测，未来一定会出现总市值10万亿美元以上的平台企业，这样的预测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全球财富分配会出现哪些新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对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带来何种影响。
在2017年出版的《软价值：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中，滕泰博士就已经突破性地引入了量子理论的相关哲学、方法论，把它用于观察社会经济现象。这次又借鉴前沿物理学理论，提出“物质-信息融合发展论”，这是对客观世界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在“物质-信息融合发展论”这样的哲学创新基础上，本书进而提出软价值的不确定性原理、软价值创造的因果可逆原理、量子纠缠与软价值相关关系、波函数与观察者效应、软价值的相对性原理、软价值的参照系运动原理、软价值域、软价值的量子跃迁原理等。这些理论突破给宏观经济管理者以及信息产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尤其是科研企业的企业家，甚至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带来认知论、方法论上的升华，进而推动实践的发展。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重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然而，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和政府重视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现象层面，还没有深入价值创造方式、经济循环方式等更深层面。滕泰博士的这本书提出了更适合数字经济、研发创业产业发展的新理论，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创新转型，推动企业创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经济学价值理论在物质因素领域寻求价值源泉已经延续发展至少三四百年了，一直到21世纪初，在价值理论的定义、价值源泉这一点上，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因素的领域。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农业社会，财富的载体和源泉被认为就是土地，或者说是以土地为代表的那些物质资源。中世纪结束之后，过渡到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个时候，英国的经济思想家逐渐意识到劳动同土地一起构成了价值源泉，于是就出现了著名的两要素价值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他在1662年的《赋税论》中写道：“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人们看到资本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了引领和创造的作用，因此在英国和法国出现三要素论，即认为价值的源泉不仅有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而且还有资本。三要素论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
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又发现，企业家们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中枢。因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价值的源泉还应该有第四要素——经营管理（《经济学原理》,189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人们逐渐认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财富和价值的第一引领者，并提出技术作为第五生产要素，这就构成了著名的五要素论。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保罗·M．罗默（Paul M. Romer），因为是他把知识和技术作为内生增长的力量，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这些理论没有突破五要素理论，但是由于更清晰地阐述了知识、技术的作用，从而把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价值创造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这五要素论全都是在物质要素，也就是供给端的范畴内来谈的，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基于人的观测和感受，也就是需求端来确认经济价值。
最早从需求侧观察价值的，当属“边际革命”与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个流派的三位倡导者是英国的杰文斯、德国的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还有之后的米塞斯、哈耶克等。除了边际革命、主观效用价值论，凯恩斯经济学也非常重视需求的作用。
滕泰博士的软价值经济学与前述价值理论是什么关系？应该怎么评价软价值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中的新突破呢？
首先，从供给侧的要素价值论发展脉络来看，软价值经济学所提出的创新函数、软价值函数等新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超越了保罗·M．罗默等人对生产函数的修订，而且客观地揭示了知识和数据等信息元素、技术与创新环境、灵感概率等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以数据的作用为例，软价值经济学认为，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就如同语言、文字、史诗、故事、神话是文学创作的生产要素；音符、歌谣、色彩、图像、IP等则是娱乐经济生产要素其中的一种，是创新函数中 n 类信息元素的一类——用这样严谨的理论论证，揭示各种信息元素在创新函数、软价值函数、通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既有利于我们肯定并重视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又不会过分夸大数据的作用；既有利于从学术角度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又不会造成相关经济行为太脱离实际。
其次，在提出创新函数、软价值函数之后，软价值经济学没有停留在供给侧，而是继续延伸到需求领域，进而发现了参与群体、叙事体验等这些新的价值源泉和价值创造方法，而且从数学上精准地描述了参与群体的创造原理，以及叙事体验价值对软价值函数的指数级别意义——这些发现，在理论创新上比效用价值论更进一步。在经济实践上，尤其是在人们精神需要占比越来越大的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全面认识和全过程推动微观的企业创新和价值创造，以及从宏观上认识全球经济价值体系的变化，都是很重要的理论突破。
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以及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在物质要素领域之外，或者是在物质因素之上，有新的因素引领着这些事物出现呢？终于，有了认识这种新事物的软价值经济学。所以我说这种理论是对传统的囿于物质因素的价值论的一种突破，特别是对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之前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突破都发生在西方，而这次不一样，这次突破出现在中国，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的骄傲。
还让我高兴的是，这种成果的出现，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长期以来，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且一直都把这样的一种理论奉为圭臬，无人敢越雷池一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一系列新的事物出现了，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企业家的作用逐渐体现出来，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也凸显出来，更不要说资本的作用和地位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还本着只有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而把企业经营管理者、土地、技术、资本等统统排除在财富及其价值的创造之外，甚至认为其他要素的所得都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那么我们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会被否定，已经取得的进展也都将付诸东流。
在这个背景下，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多元要素价值论，也就是说，不仅要承认劳动是价值创造要素，而且要承认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以及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都是价值源泉，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论，结果在中国的学界、舆论界和政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争论就是十多年之久。我作为这种理论的提出者，在十多年间历经煎熬和磨难，甚至还有人在学术讨论中给我扣上这样或那样的“大帽子”。但我始终不为所动，我坚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没有错，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也没有错，坚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原理，即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此期间又经过了许多艰难的辩论和讨论，终于在我们党的十六大之前，我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同志的理论观点，得到了肯定和认同。
十六大报告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背后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为我们党的十六大做了理论准备。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磅突出十六大的这句表述，并成为鼓舞人心的新时代改革宣言，这些背后都有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探索和贡献。
有了这些经历，今天看到腾泰博士的这本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和希望呢？
第一，我们应该感谢时代的进步，让软价值经济学这种勇敢的突破，正逢其时。在全社会鼓励创新、呼唤创新的新时代，自然也不会再有过去我们提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的时候所遭遇的那种经历，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我禁不住要为软价值经济学的出现表示庆幸和祝贺。
第二，软价值经济学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深化和具体化。软价值经济学没有否定原有生产函数，而是在生产函数基础上提出创新函数、软价值函数，并统一为通用生产函数；不是同原有物质经济的原理“一刀两断”，而是更好地提升物质经济的科技内涵。事实上，在价值论问题上，历史上所有的发展和突破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前进。
第三，我希望中国的学界、企业界能够对滕泰先生的软价值经济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时代条件下，软价值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创新转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我不是说这个理论已经达到了完善地步，也许其中的一些问题和观点都还有探讨的余地，但是这个理论的确能够解释当下的实际问题，而且能够推动数字经济的实践发展。
最后，我期待着作者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将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经济实践与现代经济学相结合的探索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