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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1890）恩科会试，17 岁的方泽山头戴江南解元的光环入京，众人翘首以盼，他却因回避考官未能入场。回避制度是清朝考场为避免考官与考生有师生、亲戚、同乡等裙带关系制定。二方这年会试不巧，京城主考官恰巧是他未婚妻的姑父，他需要回避。就这样江南第一才子连考场都没能进，他无可奈何，留下“风尘京洛三千里，涕泪河梁十九篇”的遗憾感言。两年之后，是光绪十八年（1892 年）正科会试，按理他如此年轻再试定能金榜题名，可他虽然人在京师，对科举仕途失去兴趣，写下诗句《偶成》：
十五渡江水，十八走燕都。
今年才二十，忽已厌征途。
诗中所说年龄为旧时虚岁，他 15 岁渡江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18 岁来京师会考，如今才 20 岁就不想再走仕途了。虽说他 18 岁因回避制度未能参加考试，但仅凭江南举人第一名仍获内阁中书官职（相当于国务院文秘），按理这是个很不错的仕途开端，大清朝算很重视少年才子了。方泽山对这个文案工作不感冒，却与来京备考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桐一伙维新人士搞到一起，第二次会试竟以“罢考”这种极端方式宣布对旧教育体制的蔑视。方泽山与广东来的梁启超尤其惺惺相惜，二人同岁，梁启超 16岁广东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也是一名神童才子，时人惊呼他与江南神童方泽山是“南梁北方”。两位少年首次京师会试都不顺，但他们志同道合，共同为国家前途奔走呐喊。1895 年，方泽山积极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反对日本强权，激烈推动变革，废除科考亦是他们教育改革主张之一，所以这些人都不会再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二方厌科考、弃仕途，并不意味着他无理想不进取，只因人各有志。环顾大清官府衙门腐败无能，他有感写下“书生忧国诚可补，衣角空馀热泪痕”的诗句，立志改造中国，发出“锁骨零丁一百节，热心狂放五千年”的豪言壮语。
二方离开京城回到家乡，投靠洋务派重臣、暂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总督十分欣赏这位青年才俊之才华和气概，不久张之洞回调湖广总督，二方重返京师，继续参与康梁变法。此时变法正如火如荼，最重要的是康梁变法争取到光绪皇帝的支持，最终诉求是将封建制大清帝国改良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体。1898 年春，康有为、李盛铎成立保国会，网罗变法人才，这是中国最早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社团组织，方泽山是参与者之一，参加了保国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江苏省维新派代表。1898 年 6 月 11 日，经过几年的发展准备，以倡导西学科技，政治立宪、废除科举，发展农、工、商为目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正式实施，史称戊戌变法。这次变革又称百日维新，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毕竟势单力薄，光绪皇帝羽翼未丰，尚不能抗衡慈禧代表的保守势力。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只进行了 100 多天，最终以光绪皇帝被囚禁，保国会强行解散，体制内的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斩首菜市口，康、梁师徒逃亡海外而告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不断，成功者都是新瓶装旧酒，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第一次挑战封建制度本身，它虽不完美，也没成功，却开启了中国近百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程，在中国近代史意义重大。戊戌变法被慈禧镇压，众多仁人志士或被抓或潜藏，方泽山在逃往南方前特意到京师菜市口“六君子”就义法场，向亡友道别，并作悼诗《戊戌秋，吊六君子》：
忆昨驱车柴市头，
夕阳熠熠下层楼。
九天皓月排云出，
一夜清风满路秋。
地下鬼犹求对簿，
道旁人已觅封侯。
可怜九曲黄河水，
不辨清流与浊流。
“柴市头”是旧时京师法场，今日北京称之菜市口。戊戌变法的失败和痛失战友，令方泽山悲愤交加，但并没动摇维新变革之决心。他逃离京师奔湖北武昌，被维新派湖广总督张之洞保护起来。从此方泽山在张府做幕僚参议，帮他出谋划策，改革教育体系，参与创办新式学堂、纱厂和铁厂，继续推动洋务运动。1901 年，方泽山在《普通学报》第 3 期发表《物竞论驳义》，继续为维新变法造势，陈述中西政治利弊，为洋务运动提供理论依据。
戊戌变法仅百日，就以“维新六君子”人头落地而终结。大清朝重又回到办洋务、禁维新的轨道。表面看当时的中国，洋人、洋布、火车、炮舰应有尽有，却不知没有制度改革而造成的官场无为和民众愚昧，正酝酿接下来更大的危机。方氏兄弟游走大江南北，历经“戊戌变法”失败，国家千疮百孔，又目睹义和拳民的愚昧、清军面对八国联军的不堪一击。他们潜心思考，断定晚清已踏上病入膏肓的不归路，方泽山愤然提笔写一首七律《有所思》：
忽忽酸辛有所思，
较量家国等堪悲。
朝廷不改终残破，
骨肉虽存每别离。
白发何由能再黑，
素衣渐悲化为缁。
灰尘六籍儒生腐，
又到狂秦火厄时。
诗中充满了一个爱国青年忧国忧民，和对当朝者顽固不化、官员腐败、文化迂腐的大胆批判。他认为朝廷如果不彻底改变制度，终将破灭，这就如同行将入土的僵尸，虽然骨肉还在，但民心已与朝廷离别。这一过程不可逆转，老者白发不可能返老还童变黑发。二方的诗句如此直言大胆，无异于宣判大清朝的死刑，这在封建专制下是冒坐牢杀头风险的，可为唤醒沉睡的国家和人民，死又如何？“素衣化缁”的典故出自晋代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二方以此形容世风日下，官员们清白的操守被世俗的风尘污染。他最后两句大声疾呼知识阶层猛醒，被孔孟之道禁锢思想的儒生清流们愚忠皇权、拒绝变革，中国难免再现秦始皇焚书、杀六国儒生的历史。
方泽山参加了公车上书和康梁变法，经历了百日维新失败，他在诗中再言改制应该是超越康梁变法的社会大变革，这也是一些思想前卫的知识精英共同关心的话题。方地山、方泽山兄弟二人来到南京“散原精舍”，看望“维新四公子”中的陈三立。三人痛陈国事，大清气数已尽，中国将何去何从？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1853—1937），是晚清维新派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长子。戊戌变法失败，父子同被革职，他自此摒弃政治，常与友人以诗词古文相遣。对于那次扬州方氏兄弟的到访和慷慨陈词，陈三立作诗《次韵答寄泽山两首》，第一首曰：
维扬俊物好兄弟，
共我狂言亦一奇。
萧瑟江关成自废，
流传文字肯相知。
当天日月孤鹰上，
挂梦风沙万马疲。
往事心头过历历，
未妨梼杌有传疑。
扬州方氏兄弟常被文坛誉为“维扬俊物”，维扬是扬州的别称。诗的第一行说方氏兄弟与本人一起畅谈，“口出狂言”肯定不是为朝廷唱赞歌。第二行“萧瑟江关”典自唐代诗人杜甫诗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原意是梁朝庾信的一生处境凄凉，他到晚年的诗赋轰动江南。散原老人用典此句，应是指诗人自己的经历。他作为晚清诗坛一号领军人物，的确做到了“流传文字肯相知”。第三行记述三人当天海阔天空从日升聊到月落，如鹰击长空、风沙万马，直到声嘶力竭。第四行“梼杌”是古代传说舜时期的四恶兽之一。如此看来三人除了谈文学，还借古喻今，鞭挞了晚清的恶人政治。陈三立的第二首诗云：
古之道术今安在，
钜子畴人别有科。
照海光芒遥可接，
在天精魄敦能呵。
方看芽蘖干霄汉，
稍觉榛苓足啸歌。
敛手江湖对鸥鹭，
孤飞闲立奈愁何。
诗的上半段讲思想传承，古为今用，中西结合。“钜子”是墨子学说的掌门人，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学说作为儒学的对立面，倡导兼爱节用与科学，“畴人”是古代执掌天文历法之学者，这二者虽属不同科目，但他们的学说光芒照四海，可借用解决晚清的现实问题。陈三立与改革前沿的方泽山以诗的形式探讨从先秦诸子百家吸取文化精华，试图用大道至简、科学爱心，改变被孔孟“三纲五常”“中庸之道”禁锢的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先秦百花齐放的文化思想，有些与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相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远不只是孔孟之道代表的儒家思想。诗的下半段讲方氏兄弟年轻有为，他们正是承接中华文化精华的后来人。第三行“芽蘖”是植物的嫩芽，“榛苓”原意是榛木与苓草两种植物，理学大师朱熹以“榛苓”喻指贤者各得其所。此处特指年轻的方氏兄弟性格迥异、各有专长，他们珠联璧合共吟啸歌。第四行指昔日文坛名宿们陆续离世，陈老“孤飞闲立奈愁何”，退隐江湖。
地山、泽山兄弟二人除了与晚清维新派人士关系密切，与同盟会骨干刘师培、程善之交往甚多。二者每次从外地回扬州都会与方氏兄弟诗文相会，畅谈革命理想。1902 年，刘师培由南京回扬州，与方氏兄弟还有周谷人同游瘦西湖，作《端阳日偕地山、泽山、谷人泛湖，言念旧游，怆然又作》：
凉风五月吹菰蒲，
芙蓉急雨跳明珠。
蕉窗兀坐尘事少，
寻芳偶踏隋宫苑。
瘦湖一角城西隅，
水天如镜扁舟趋。
亭轩窈窕豁云水，
静观自得皆欢愉。
前度游踪历历记，
良朋聚首倾玉壶。
浮云缥缈隔天际，
饯别又绘春湖图。
人生自古有离合，
譬如莲梗随江湖。
过眼烟云刹那顷，
百年一隙驶白驹。
方今世或堕尘雾，
大厦将倾谁则扶？
眼中云物阅今昔，
风景不异山河殊。
天涯沦落那可说，
世路荆棘非坦途。
我生哀乐原斯须，
游观未已斜阳晡。
当时刘师培正在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一起搞反清革命活动，诗的前半部分还在与三位兄长分享瘦西湖的美景，后半部分就转到“大厦将倾谁则扶？”这样的革命议题，还有“天涯沦落那可说，世路荆棘非坦途”。表现了早期革命者沦落天涯，世路荆棘的艰难。方氏兄弟亲身经历晚清维新失败，又很早接触到同盟会革命思想，所以当孙中山首倡三民主义救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时，方氏兄弟都坚定地站在反对清帝、拥护民主共和的前列，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后面再细谈。
再回到那个多事之秋的世纪之交，方氏兄弟不断探索思考着救国之路。此前走南闯北，从事教育和思想传播的方地山认为宣传和教育乃是唤醒国民之本，而前期亲身参与维新运动的方泽山已考虑脱离旧体制，拥抱崭新的国民革命的到来。就在这时密友范当世（字铜子，号伯子）来扬州探访方地山。当代大画家范曾之名气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他的曾祖父范伯子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更远超几代人。范伯子是清末同光体诗人的另一领军人物，曾在李鸿章府西席四年，对晚清政治有深度了解。西席就是古时地位很高的名门望族家请的教书先生，俗称师爷。范伯子的这段经历对方地山日后应聘袁世凯幕府西席，是个很好的启示。方地山与范伯子惺惺相惜，推心置腹地谈了两天。范伯子被誉为桐城派文学发展到晚清时的重要人物，方地山祖籍桐城，也以桐城派学人自居，所以俩人在文学诗词上自然有许多交流。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引领大清文坛 200 多年。范伯子与大方同样游学四海，对中国民情有深刻体验，他们生于忧患乱世不满黑暗吏治，共同讨论国家大事，仇恨异邦侵凌。方地山属少年成名，他比范伯子小 18 岁，所以他对范伯子的见解很尊重，范伯子对方地山的才气和豪情也十分推崇，他作《赠扬州方地山》云：
谁谓无才者，王方若是班。
一夫九州影，万事百年间。
势极犹翻手，功高妙转环。
暂无援死术，强忍念时艰。
该诗收录在范伯子诗集第五卷，字里行间充满前辈对青年才俊方地山的钦佩和鼓励：谁说今朝无才子，当代王者乃大方。你虽曾一人游九州，但不要在逍遥中浪费雄才，大清朝气数已尽，推翻它势在必行，他鼓励大方出江湖作时势英雄。当然这首诗对大方有过誉之词，但不管怎么说，范伯子再次点燃了大方内心的英雄情结。
在 20 世纪之初，大方再次走出扬州，但这次不是去巡游九州，而是直捣京师都城。那时方家在北京做官的亲朋很多，他舅舅徐兆丰任刑部郎中，掌管京畿道事，他姐姐的公公陈咸庆是刑部主事。前辈的两位至交，两江总督周馥正在北京筹议新政，李钟豫在户部任郎中，他被老佛爷慈禧赏识，颐和园著名的佛香阁匾额就出自他手。方地山一到京城，稍事安顿，便以大方特有的豪情和幽默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大字书写门联：
歌大风，思猛士；
饮醇酒，近妇人。
意为方某人此次闯京城，乃为鼓吹历史进步之大风而来，乃为结交变革猛士英雄而来。愿与文坛诸子百家共豪饮，红颜美女亦来者不拒。个性鲜明，激情豪迈，独树一帜于陈腐死寂的末代皇都。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大方的才情自然不会被埋没。创办于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开学不久便逢八国联军战乱停办。1902 年，大方来京适逢朝廷复办京师大学堂，四方寻览饱学之士。管学大臣（教育部长）张百熙兼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李盛铎任大学堂总办，相当于实际筹建大学堂的执行校长。李盛铎此前做江南道监察御史时常驻扬州，监察御史是清朝都察院下派的五品官，负责倾听民声、监督地方行政、为朝廷建言或弹劾官员。李盛铎在与淮扬文化精英们的交流中，每次都突显大方高谈阔论，文史经诗、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尤其是他一贯信心满满、痛快淋漓的演讲风格，令他印象深刻。大方的自信和见识源于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不凡经历。方家几代书香，祖父和父亲都爱收藏，家中古书丰富，大方年轻时更是嗜书如命，经营盐业所挣的钱都花在购书上，是江南一带小有名气的藏书家。他爱读书思考，游历半个中国，对国情民俗深入了解，再加上一个超常记忆的大脑，李盛铎确信这位扬州才子，应该有更大作为。李盛铎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多次上奏朝廷兴办大学堂，并根据西方现代大学的样板草拟了大学堂办学章程，因此朝廷派他总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大学堂是由传统科举向现代教育的过渡转型，正需要像大方这样才学兼备、锐意变革的年轻学者，他受聘成为该校文史教习（教授），主讲古典诗词和古代史。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1889 年）殿试第二名，他对同年江南解元方泽山因回避考官，未参加同期进士考试很是遗憾，也是从那时起他们一起投身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康、梁、方等人在外推动，李盛铎是体制内推动宪政维新和教育改革的重要人士，京师大学堂复学不久，李盛铎率队考察日本大学教育，临时留任驻日公使。回国后李盛铎改任顺天府丞，他与大方成为文字交和藏书友，俩人的诸多交情后面还会记叙。
方地山意气风发地站在大清朝最高学府的讲台上，这是大方事业腾飞的标志。清朝学界以桐城派主导，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任大学堂总教习，大方三十而立游学于晚清学界，应该也与他是桐城派学者有关。面对台下与他年龄相仿和更大的学生，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丝毫没有畏惧。大方授课不照本宣科，上课无讲义，纵谈上下五千年，各种历史事件、山河地貌，全装在脑子里，口若悬河风趣幽默。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虽说中西并举，但文科经史仍是老夫子统治，学生也多是往年科考来的进士举人再镀金。大方不循常规的授课方式和时而出格议论时政，让一些旧学出身的学员无所适从，他们考进大学堂本不是做学问，废除科举后，这是他们进官场的新路径。同样地，大学堂初创时的人文氛围也让大方愈感抑郁，目睹旧皇都的政治压抑和学界死气沉沉，他经常在课堂抨击时政，抒发情怀。下面是他的一首被世人称绝的自题联：
乾坤做个房栊睡；
不足回转卧有余。
它突显作者驾驭乾坤的豪情和回转寰宇的气魄。对于一个连宇宙乾坤都嫌小，不够他转身的狂人，大学堂的一张讲台实在是拴不住大方的心，也不够他折腾。他除了在京城广泛发声，还远投南北报章稿件，引起《大公报》的注意，便邀大方来天津参加招聘考试。大方此时也厌倦了两年来对着沉闷的课堂讲那些与兴国无关紧要的经史古文，而影响全国的《大公报》正是他实现开启民智、宣传变革的最好平台，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邀请。2020 年 9 月《大公报》闲话烟雨专栏曾刊作者白头翁写的文章，回忆当年大方来《大公报》的情形，考试题目是以河北干旱，天津义演赈灾为主题，写出一篇五百字新闻稿，要求半小时交卷，没想到半袋烟的功夫，大方就交上文章，考官看罢连声叫好。大方这篇文章当日排版，转天见报。从此大方主笔《大公报》的“论说”专栏，点评时事。据《大公报》这篇忆旧文章介绍大方执笔的专栏：“笔端清新醒目，把握时势恰到好处，分析问题切中时弊，为时人所重，出现过读者专等《大公报》，先看《论说》评论栏。”民国学者、《江都县志》总纂陈懋森（字赐卿）有诗赞大方文章：
相逢乱世兼悲喜，
细校平生互短长。
两地暌违皆老大，
百年成就只文章。
扬州同乡陈懋森乱世中与大方重逢天津，悲喜交加。他说细想人生有长短，百年之后只有好文章千古永存，盛赞大方的文笔在南北两地都是经久不见的老大。大方的文章不仅同行引以为重，也引起晚清维新派政治家们的重视，《大公报》的回忆文章写道：“袁世凯非常重视舆论导向，每天必看报纸，报纸中必看《大公报》；看报必看新闻，必看方地山写的‘论说’，渐渐关注方地山。方地山晚年曾说，没有《大公报》，焉能进殿堂？”
袁世凯（字慰亭，1859—1916），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1901 年 11 月，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继承前辈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大刀阔斧继续洋务运动，同时他又积极试行新政，包括建警察法院、督办新军、办西式学校、促进工商业等。天津是先行试验区，试好了是京城的样板，搞砸了不会祸及皇都。大方的扬州好友闵尔昌是袁世凯近身红人兼机要秘书，他和商界友人商量要办一份冲破保守势力、倡导宪政思想、和世界文化接轨的新报纸，取名《津报》，同时也要打破晚清报业被外国资本和教会势力操控的局面。闵尔昌的文笔极好但公务繁忙，此时大方在《大公报》文名远扬，于是他力邀方地山加盟《津报》笔政。大方不负友人和股东的重托，全身心投入《津报》。1905 年 10 月 13 日《津报》创刊，声明“本报股友全系华商，无外人资本，不挂洋旗。”这是一份对开两张十六版的大型日报，主要栏目辟有“论说”“专件”“宫门抄”“本埠杂记”“中国新闻”“各国新闻”“小说”“文苑”等栏。“论说”类似当今报纸社论评述，代表着报纸的思想主张，由大方本人执笔，他的思想开明，笔锋犀利，见解独到，很快誉满京津华北。因为长年研究北部边疆历史和地理，方地山对日俄战争的评判，以及日本欲侵华必先犯东北的前瞻警世，为政府和国人所重视。他除了主笔《津报》，仍为《大公报》时事论说专栏写文章，成为北洋名笔。他旗帜鲜明地为启动立宪和洋务新政摇旗呐喊，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批判一针见血，据说袁世凯因此对这位江南才子爱恨交加。《大公报》发行于天津，是影响全国心系世界的大报。1905 年中国大地爆发大规模反美爱国运动，起因是美国国内虐待华工和出台一系列排华法案，上海、天津、广州的商会纷纷抵制美货，学生市民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废除与美国签订的限制华工条约。《大公报》旗帜鲜明地支持商家和市民的爱国主张，因为批评政府用词犀利，天津巡警总局下令禁售《大公报》，大方便在《津报》发文声援。在 20 世纪初大清帝国的改革试验田天津卫，《大公报》与《津报》遥相呼应，有竞争亦互相支援。《大公报》创刊于 1902 年，《津报》创刊于 1905 年，两份北洋姐妹篇的最终命运完全不同。不知何故《津报》只办了 3 年，《大公报》早期是天主教资助创办于天津，后来股份制私营，扩大版本，成为全国大报，是中国发行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至今仍在香港发行。
大方与之并肩的报人还有《大公报》女编辑吕碧城。吕碧城（1883—1943）祖上是徽商世家，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进士，位居山西学政时去世。吕碧城少年失怙、家产被夺、夫家退婚，经历一系列打击后，她离家北上天津求学。她不但是从封建黑暗中逃出的叛逆者，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和实践者。1904 袁世凯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任监督（校长）。吕碧城不但文采飞扬，而且穿衣打扮新潮开放，不畏人言。她身着各式时装长裙，甚至男子西装，《大公报》社长英剑之不喜欢她这种穿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一些女教习打扮妖艳，有损师德。吕碧城读后十分气愤，但《大公报》是她的老东家，拒绝发她的反驳文章，于是她找到方地山寻得支持，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坚决捍卫女生冲破封建束缚、追求时尚美好的权力，从此方、吕二人结下几十年友谊。
在李鸿章、袁世凯两任北洋大臣主导下，还有英剑之，方地山，吕碧城等媒体人摇旗呐喊，许多开中国现代化先河的新生事物起源于天津，例如北洋水师、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女子学校、警察、电报局、有轨电车等。在政治上，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选举地方议会也是近代中国首创。天津还是中国众多现代工业的发祥地，盐碱化工，水泥玻璃，纺织印染等。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南洋经济圈崛起之前，天津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再加上许多外国租界的影响，方便的铁路和水运交通，使当时的天津很是新潮。在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大方意气风发，雄心壮志，常与人书写 8 个大字：
如此江山；
多少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