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漂泊 3 年后,父亲要求大方回家与丁氏盐商家的千金小姐完婚。祖父去世后,方家盐业托人打理,每况愈下。弟弟二方正在京城备考会试,大方只好留在江苏管理方家和妻子娘家在宝应(扬州)、高淳(南京)、高邮、淮安等地的盐业。几处奔波,大方终于明白挣钱养家的不易,由此得出“究心利弊,深有得焉”的心得。有一次他从江北的瓜州码头乘船,去江南镇江办一笔生意,风起雨下,有感而作《瓜洲渡江遇雨》:
风吹江水飞,雨打芦花湿。
芦花高于人,行舟避其侧。
昨暮犹在家,今日忽成客。
凉飚着我衣,凄然有离色。
出门不在远,天涯见咫尺。
金焦两点山,十年游不得。
丁、方两家盐业跨越江南两淮广大地区,大方经商兼或教书,结识了许多文化界志同道合者。朋友中他以豪爽义气著称,盐业赚的钱经常花在招待友人,身旁聚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民国著名学者李详写诗《劝宣古愚人哲与方地山尔谦定交》,他极力引荐高邮名士宣古愚与大方相识,赞美大方为人豪气:
东堂鹅炙荐槟榔,
不敲扬州菜孟尝。
客至都无宾主意,
可人豪概是元方。
元方是对大方的褒奖。诗之末尾李详又自注曰:“余以虀菜孟尝君目地山”,虀菜是一道品位很高的淮扬菜,孟尝君是古代“战国四君子”之一田文的号。孟尝君以君子坦荡荡,好客养士三千,留天下美名。李详用孟尝君比喻方地山,可见他对大方的为人和交游评价很高。田文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侠士,甚至犯罪逃亡的人,酒饭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主人相同。史上记载一次田文家招待晚宴,有人遮住了灯亮,某位新来的宾客很恼火,认为自己的饭菜不如别人,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田文马上迎上前去,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相比,那个人惭愧得无地自容,挥剑自刎谢罪。田文舍弃家业给宾客丰厚的待遇,因此使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后来他终成大业,他曾任战国七雄中 3 个强国的国相。读了孟尝君早年宴请宾客的小故事,就很容易理解李详四句诗意了。大方待客都是上等好菜,既有名厨烧鹅,又有开胃槟榔,你大可不必查看大方的饭菜,他就是待人如己、豪爽侠义的淮扬孟尝君。
诗的作者李详(字审言,1858―1931),江苏兴化人,是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八世孙,也是“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任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 年,李详与陈垣、鲁迅、胡适等 12 人同时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再介绍一下那位被李详推荐与大方相识的宣人哲(字古愚,1866—1942)。此公江苏高邮人,一字愚公,早年做陆军部主事,光绪三十三年,任京师检察厅检察官,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他善绘画,喜收藏,以收藏古钱币为主。宣古愚与方地山青年相识,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成大方重要友人,尤其在古钱币收藏常有切磋与交换。大方去世后,他在《古钱大辞典》特为老友方地山作传,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和古币研究成果。
方地山喜欢交友助人,得“淮扬孟尝君”的美名,朋友不仅限同龄的青年才俊,更不是基于利益交换。他与长自己 48 岁的盱眙乡绅王锡元结为忘年交,慷慨解囊帮助老先生出书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当代地方志学者马培荣曾撰文介绍这段盱眙佳话。王锡元是清代盱眙县著名诗人学者、同治四年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光绪四年移淮安知府。1890 年辞官归里,自撰《盱眙县志稿》17 卷。他晚年移居扬州府所属宝应县,与在此地经营盐业的方地山相识。大方对王老先生晚年做学问、回馈故里的义举十分认同。王锡元拿出自己修撰的《盱眙县志稿》与方地山分享,他被老先生的历史博识和精湛文笔所震撼,言:“王公之志三百年罕有,私人自费修志,其体例目备远超许多官方县志。何不把它刊印出版,造福子孙?”王锡元叹气说道:“咸丰十年,太平军将县城付之一炬,我的家业全无,十四间藏书楼也成灰烬。为修县志忙碌十余载,在盱眙生活困苦,所以才迁居此地,投靠亲友。”王锡元如此一说,更让大方敬佩不已,决心以一己之力助老先生完成宏愿,说道:“地山不才,愿助先生一臂之力,先生莫要担心缺少银两之事,此事全包在我的身上!”王老先生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二人当即拍板将《盱眙县志稿》17 卷,正式刊印成《盱眙县志》,方地山并以自己名扬江左的文笔,为《盱眙县志》出版发行代写《前序》和《后序》。在大方的慷慨赞助下,《盱眙县志》经过三年的准备、刻板、印刷、装订,终于成功面世。他还以自家盐业赚的钱资助王锡元出版了《隅园谜话》6 卷,它由五千则王锡元自制谜语合编而成,还有另行出版的王锡元诗词集《梦影词》。此时王锡元已是 86 岁的老人,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终于以正式文字留存在世,多亏认识了方地山这位仗义出手的扬州才子。1911 年,了去心愿的王锡元老先生安然离世。
自古江淮多俊杰,由太史公臧谷先生创办的冶春后社是近代扬州文人的文化沙龙。“冶春”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它传承康乾盛世文坛领袖王士祯所创办的冶春诗社之意。冶春后社前后延续近 80 年,聚集了 100 多位著名诗人词家、文史学者、作家报人、书画篆刻、楹联制谜、收藏鉴赏、琴棋烹饪、园艺花卉、医道养生等各方面能人贤士。方氏兄弟以及一起长大的发小同学都活跃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冶春后社。冶春后社社员、作家董玉书(字逸沧,1869—1952),在《寒松庵诗草自序》中:“回忆髫年,与方地山、泽山昆仲、郭楚生、梁公约同学,订文字交。”他的《感逝诗·方地山、泽山》回忆了早年与二人友情:
联床风雨读书堂,
犹忆元方与季方。
自是当年好兄弟,
不堪人物小沧桑。
董玉书所言与方氏兄弟、郭楚生、梁公约为同学,指他们几人同年中秀才诸生,结文字交。大家在府学大院,同吃同住同学习,结下兄弟情谊。作者对少年方氏两兄弟的才华印象尤为深刻,将他俩比作东汉陈寔的两个公子陈纪(字元方)和陈谌(字季方),两人皆以才德见称后世。方氏兄弟比别人小,尤其得到大家爱护和关照。他们后来发展各有所长,郭楚生与方泽山同年中举,一起参加康有为的保国会,发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运动,之后二人在张之洞幕府共事。梁公约精于诗词和绘画,是中国近代花鸟画一代宗师。
大方的另一位扬州发小闵尔昌(字葆之,1872—1948),家住扬州东关街背后的问井巷,距方家不过百步。俩人同岁,同为秀才,但脾气秉性完全相反。方地山外向豪爽性情中人;闵尔昌性格内向成府在胸,在朋僚宴会上他能始终不发一语。他的这些特点,很适宜做机要工作。他早年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相识,克定将他推荐给父亲,他便一直担任袁世凯的机要文牍。大方北上京津后,两人同在袁世凯左右出谋划策。袁世凯去世后,闵尔昌继续供职了 5 届北洋政府元首: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都是机要工作;只有 1927 年张作霖作军政府大元帅时,他与这个土匪出身的政府首脑实在难于共事,才退出政坛,到北京辅仁大学执教,传授文史。闵尔昌与方地山自小同学,中年共事,乃一生的友谊。
扬州才子陈延韡(字含光,1879—1957),清末名士陈重庆次子,他 10 岁能赋诗,23 岁中举人。被世人称诗书画三绝。他的山水画齐名张大千,又是古今楷书名家之一。方、陈两家均为淮扬书香门第,方家住东关街 355 号,陈家居东关街羊巷 23 号,两家孩儿自小一起赋诗填词。方地山长姐方留姑嫁给陈含光的堂兄陈延怡(文史学家),更使两家成为亲戚。
方家邻里何彦升(字秋辇,1860—1910),是“壶园”主人何栻(字莲舫)的长子。何莲舫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原来做江西吉安知府,后来成了大盐商。方家两兄弟与何彦升同期备考,常一起学习讨论。光绪十五年江南乡试,方泽山摘得解元,何彦升运气差一点,没上举人榜,但因考分接近而入副榜,称为副贡生,入太学国子监深造。何彦升精通英、俄等六国语言,人称“何世通”,作为参赞出使美、俄等国。回国后何彦升历任直隶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新疆巡抚。何彦升有俩儿子,长子何震彝(字鬯威,1880—1916)12 岁能诗,博闻强记,熟练英语、日语等外语。他 25 岁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入民国任教育部佥事,协修清史稿。次子何晋彝(字骈熹,1901—1953),留守家业,与一群扬州名士诗书为伍。
扬州邻里周树年(字谷人,1867—1952),秀才出身再得拔贡,入国子监深造,任内阁中书、吏部员外郎,逐渐对晚清官场厌恶,回乡经商、从事公共事业。1908 年,他当选扬州首任商会会长,辛亥革命时与方泽山一起运作扬州光复。二人德高望重,一直是热心公益的地方豪绅。两家不但志同道合,还结两门亲事,方二公子庆庄娶周家二女念贞,周二公子念典娶方家长女庆班。
王景琦(字容庵,1878—1960),是当年同中秀才的“扬州三幼童”王景沂的从弟。他 24 岁中举,以知县分发广东。民国后回归故里,曾为江苏省议员。能诗善书,长于行楷,有“字冠八邑”之誉,今日扬州各处所见楷书“冶春”二字即出自他手。后来方、王两家联姻,方家三公子方庆彭和六公子方庆禄娶王景琦的长女王美云和三女王慧云。
方家近邻、江苏名医江石溪(1870—1933),也是冶春后社成员。
少时与大方一起玩文字的还有一个官二代程庆余(字善之,1880—1942),其父居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他 16 岁补博士弟子员,俗称就是扬州府的递补秀才。他常邀约同仁结社讲学,研究历代政治变革,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南社。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程善之执笔于《中华民报》;1913 任孙中山政治秘书,参加“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潜回扬州,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两江总督、扬州小盘谷主人周馥的长孙周明达也是大方朋友圈的人,他是一位跨界文学的数学大师。因周、方两家世交,他与大方关系尤其密切。在《挽宣古愚》诗序中,周明达回忆当年冶春后社社员方氏兄弟、宣古愚、王钟麒、刘师培、陈孝起、张丹斧等人,常在扬州教场一家名为“茗园”的茶肆专室雅集,交流创作心得。王钟麒是清代小说家和评论家,在他短暂的 33 岁生命中,为后人留下 6 部长篇小说和 9 本文史著作,他是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梳理总结中国历代小说和戏剧的第一人。陈孝起是中国第一代文学翻译家,为国人译著了 15 篇英、俄文小说作品,其诗词书法亦很有名。张丹斧集作家、报人、收藏、书画于一身,他移居上海后曾任《大共和日报》主编和《神州日报》编辑,与袁克文共同主笔《晶报》,是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成员。
综上所述,青少年时代与方氏兄弟交往的皆是淮扬俊秀,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复兴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中最著名者当属青溪旧屋第四代传人、国学大师刘师培。方、刘两家是世交,关系密切,两家后人续结姻亲,故此多些笔墨介绍一下他的传奇人生。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他 8 岁开始学《周易》辨卦,12 岁读完四书五经,18 岁中举人。1903 年刘师培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等相识开展反清革命,先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与陈独秀一起组织岳王会等反清秘密组织。1907 年,刘师培去日本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领导工作,成为同盟会重要骨干。他与妻子何震一同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是中国最早提出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组织。他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在旅日同学中宣传鼓动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运动。1908 年初,刘师培与柳亚子等人筹备著名进步诗人组织南社,同年又组织翻译了第一部中文《共产党宣言》,具体由民鸣译出,刘师培作序,刊登在刘师培何震夫妇主办的《天义》杂志第十五至十九卷。在此期间刘师培发表的有关论著有《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论无政府主义与农民革命》《汉口暴动论》等,他并提出行动纲领:“颠覆人治,提倡共产;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刘师培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之一。他不断探索各种救国理论,尽管都是纸上谈兵,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确有类似实践。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革命青年,却在辛亥革命前夕糊涂地改变政治立场,投靠直隶总督端方。革命党人称其背叛革命,他自己认为通过多年的革命实践,发现中国需要的是维新立宪而不是暴力革命,从此成为君主立宪派的重要人物。1915 年他与扬度等人一起成立筹安会推动袁世凯称帝。随着复辟帝制的失败,他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他的两位老朋友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不忍看他就此消沉下去,1917 年聘他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刘师培身体脆弱,1919 年因肺结核病逝,年仅 36 岁,临终前仍是夜以继日的研究写书,留下大量手稿。刘师培夫妇膝下无子、幼女夭折,他去世时刘家父辈把堂弟刘师颖的儿子刘葆楹过继作嗣子戴孝,后来刘葆楹又娶方地山长孙女方丽中为妻,那是许多年后的事。尽管刘师培在政治上左右反复,但他从未因政治而间断刘家世代传袭的经学研究,他留给世人的宝贵成果也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研究,他国学深厚,和章太炎齐名,人称“国学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他人生苦短却成就斐然,在继承《左传》家学的同时,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留下近百篇各领域研究成果。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是近代中国从事小学、音韵、左传、周礼研究最有成就者,也是中古文学史的权威泰斗。鲁迅先生最佩服刘师培的学问,在 1928 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刘师培与辜鸿铭、马寅初、胡适并称“北大四才子”。黄侃十分仰慕刘师培的学问,决心继承刘氏家学。他虽仅比刘师培年轻两岁,又同为北大教授,却诚挚谦恭地拜刘教授为师,两人在北大举行了正式拜师仪式,作为礼物,刘师培把自己毕生研究所作音韵学秘本送给了黄侃。这段发生在中国最高学府两位顶级教授间的拜师也成为北大校史趣事,前无古人,后无继之。另外,国学牛人刘文典也是刘师培的学生。刘师培虽然 36 岁生命短暂,却活出了人生潇洒,他身为同盟会元老,又是洪宪“筹安六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国近代最受尊敬的国学大师包括: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陈寅恪、黄侃、马一浮、辜鸿铭、钱穆、刘文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