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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就任内阁总理。俩人都是不赞成帝制又碍于与项城的交情，在帝制复辟期间采取了暗中反对、公开回避的态度。这时南方护国军方面向北方政府提出惩办洪宪帝制祸首名单 13 名，人称“十三太保”，包括最早鼓噪君主立宪的“筹安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实力派的“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护国军方面认为袁公于民国功大于过，人已死就不必牵连他的家人了，所以另一关键人物皇长子袁克定未列其中。照理说护国军提出的“十三太保”都是复辟帝制的罪魁祸首，但北洋方面因为一些祸首和他们有血肉关系，很难拿“十三太保”下手。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电报替雷震春、张镇芳求情，他俩人都是伴随袁世凯从无名小官打天下的元老，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为段芝贵求情，他手握重兵还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如果干儿子都能免罪，亲侄子也一并免罪吧。上面这几人除了与袁家关系密切，也是北洋内部握有实权或掌握重兵之人，不好抓。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属于书呆子误入歧途。又有人士建议胡瑛和李燮和分别是“武昌起义”和“光复上海”的革命元勋，名单中不必列这二人。就这样，“筹安会六君子”只剩正副理事长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 3 个交通系的领袖。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怕南方护国军不答应，北京方面又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这三人都是帮袁皇帝办事的人。
顾鳌（字巨六，1879—1956），是清朝光绪癸卯科举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1915 年，袁氏登基大典筹备处成立，他任法典科主任，洪宪法典多是他所起草。夏寿田任总统府内史监内史，袁世凯称帝制诰多出其手。薛大可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新闻报人，他主办的报纸《亚细亚报》鼓吹帝制。薛大可跟随“筹安会六君子”谄媚劝进，表文自称“臣记者”，他的主要罪行与臭名昭著的造假《顺天时报》有关。晚清首都归顺天府管辖，《顺天时报》是京城大报。袁世凯喜欢看报了解时事，尤其是影响力很大的《顺天时报》。袁克定让薛大可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帝制的假新闻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完全不知真《顺天时报》上有反复辟的声音。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模仿不来，薛大可每天花钱向《顺天时报》租用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由袁克定带给父亲阅览。袁世凯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拥护帝制消息，还以为他的皇帝梦就是代表民意的正确主张。这恐怕是新闻史上唯一为一个人印的报纸，而且还是为了愚弄一个大人物，说来真是天大笑话。薛大可可以说是一个帮凶，但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他只能算个小丑，造假《顺天时报》的主谋袁克定却逍遥法外。
1916 年 7 月 14 日，黎大总统和段总理煞有介事地下令惩办帝制祸首，8 人名单一公布，全国哗然。如果连张罗登基典礼繁文琐事的顾鳌和“臣记者”薛大可都算祸首，那严加惩办的绝非八名，该抓的至少几十名罪大恶极者，否则帝制何以成行？即便是这大打折扣的八人惩办名单上的人，政府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一年之后张勋发动“北京政变”，复辟清室，特赦全部洪宪祸首。张勋闹剧仅 12 天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但惩办洪宪祸首之事也不了了之，甚至逆贼张勋也毫发无损地在天津安度晚年。其实纵观二十几年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华民国，不管是文斗选举还是武斗战乱，胜败双方都还有风度，失势一方只是政客下野，彼此还存有基本礼遇。
不管怎样，北洋政府惩办洪宪祸首之事形同儿戏，引发国人纷纷谴责。报章上出现各种反思文章，也有人拿洪宪帝制的典礼官顾鳌，和“臣记者”薛大可寻开心，据说有好事者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顾鳌薛大可”，征集对联。各路文人政客各显神通，有正义怒吼也有嬉笑怒骂，林林总总上百首。大方先生曾是法政学堂的大教授，又是时政评论的老报人，岂容这样两人玷污法典、败坏新闻？再说他连袁皇本人都敢讽刺挖苦，又怎能对北洋政府避重就轻的丑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大笔一挥，立成一副众口称赞的名联绝句：
顾鳌薛大可；
潘驴邓小闲。
大方以《金瓶梅》及《水浒传》中王婆向西门庆传授“撩妹偷奸”之秘诀“潘驴邓小闲”，对上联“顾鳌薛大可”。此联非同凡响，生动绝妙，没人能写出如此深刻生猛、上口搞笑、又对仗工整的下联了。现如今，此事征集的其它联语早已遗忘，而这首名联仍在许多讽刺洪宪闹剧的文章引用，纯文艺的楹联评论亦会扯出这段看似不雅、实则入木三分的名联示范。此联流传民间已久，人们大多认为原作出自“联圣”方地山，也有误传作者是民国才子易实甫。易实甫乃清末民初名士，但从他在洪宪年间的作为，似乎不会有如此文字，因为他是帝制支持者。袁世凯称帝时任命他作发行洪宪钱币的印铸局局长，他笑纳了，这职务与法制局长顾鳌不相上下。他与薛大可办的《亚细亚报》也关系密切，有发诗稿于该报，所以他不大可能以如此犀利的方式讽刺这二人。熟知此联前因后果的媒体前辈半鲫先生少时与大方同乡，中年供职津门报馆，与大方为忘年交。他在 1937 年《风月画报》（9 卷 35 期）发表《我所知之大方》的纪念文章，其中既表达了对大方先生的仰慕，也为这首对联出处提供了详细背景史料：“逮及帝制难作，先生值与顾巨六（顾鳌）同宴，发表‘顾鳌薛大可，潘驴邓小闲’一联，世以恶帝制而斯联遂益脍炙人口，然属对工巧，不负联圣尊号。”顾鳌不知廉耻到处招摇，大方想起民间征联之事，大笔一挥写下这首嵌名对联，全然没给在场的顾鳌一点面子。这副对联从此在京城传开，流传至今。顾鳌曾经无比风光地主持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又主持了洪宪袁皇的登基大典，本来也是风光无比，大概是被这句“潘驴邓小闲”压得很没面子，他不无遗憾地离开曾经荣耀的首都名人圈，奔上海投靠杜月笙，做了开业律师，后又成古董掮客。
在大方的对联中以“潘驴”比洪宪帝制的门面、登基大典的典礼官顾鳌，着实恶心了袁皇帝一把。既是驴，无论姓潘还是姓顾，都不是什么好词。又以“邓小闲”这一看似寻常小老百姓的名字，比㓋宪皇朝的子民“臣记者”薛大可。所谓洪宪民意，就是靠跳梁小丑薛大可之流欺上瞒下，编造假新闻，营造出来的假民意。同时又讽刺了黎元洪和段祺瑞领导的民国政府，放走诸多身居高位的复辟元凶，却将薛大可这样的小人物塞进“洪宪首恶”名单，真是强奸民意，低估全国人民智商。大方这首对子上下联各五字，短小精悍，寓意深刻。上联当今政治的洪宪名人，臭名昭著；下联古典文学之偷奸名帖，遗臭千古。洪宪复辟虽已作古，这首对联的现实主义批判从没过时。100 多年来，中国出现过太多卖身求荣的政客和媚骨无耻的“臣记者”，他们助纣为虐，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
在《金瓶梅》及《水浒传》原著中潘和邓是指两位古代名人，但纵观全书，既无潘驴之大户，也无邓小闲之小民，大方只是巧妙地借用了看似两个人名的王婆五字秘诀“潘驴邓小闲”。如果细读文学原著，你还会对大方寓意之深刻拍手叫绝。西门大官人贪色武家娘子潘金莲，请教王婆如何能成此事。王婆道：“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捱光的，两个字最难，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驴的大行货；第三件，要似邓通有钱；第四件，小，就要绵里藏针忍耐；第五件，要闲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五件俱全，此事便获着。”那么王婆原文中说的两位古人是谁呢，第一个是东晋第一美男子潘安，据说顾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登基大典的掌门人嘛，可能比不上潘安帅，也不算寒碜，基本符合王婆要诀的第一条。王婆要诀的第二条是要有公驴般的大生殖器，骚妇喜欢大个的。王婆说得夸张，但顾鳌绝对手握多门大器，人家留学东洋，专长政法，一次又一次的召集国会议员们劝进袁世凯黄袍加身，还制定出厚厚一摞“洪宪”法典，你能说这比驴的本事小？这样看来，大方先生用“潘驴”套顾鳌，不大不小正合适。王婆原话所说的第二位古人是汉代富豪邓通，他为汉文帝铸钱，畗可敌国。薛大可没有邓通富有，但他编辑袁皇帝爱听的劝进假新闻，每天出假《顺天时报》。邓通铸造很多钱，才能让汉文帝高兴，薛大可每天只需印一份假报，袁世凯看着天天高兴。你铸钱我印报，都是哄皇上高兴，勉强符合王婆要诀的第三条。王婆秘诀第四条：小，就要绵里藏针忍耐，这点本事薛大可很富余，咱本来就是小人嘛，昧着良心办报，以“臣记者”自居，不怕千夫指。王婆秘诀第五条：要闲工夫，薛大可的《亚细亚报》印多了没人看，假《顺天时报》每天只需印一份哄袁皇帝高兴，闲暇时他还可以干点其它偷鸡摸狗的事，例如威胁有正义感讲真话的报人记者。由此看来大方先生用“邓小闲”套薛大可也恰到好处。文学原著中西门庆听罢王婆五字秘诀，迫不及待地自称五条全占，最后被好汉武松拳头毙命。袁项城自视掌握了君主立宪秘诀，非要吃“洪宪”嫩豆腐，最后与西门大官人一样，被全国人民轰下皇位，西去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