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与反对帝制的袁克文逃到上海英租界后,马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帝制经受不了几番风雨,更号召各路豪杰挺身而出,收拾起共和国的大好河山。那时社会广为流传方太师的一首激情对联,公开亮出反对复辟倒退的态度:
更能消几番风雨;
收拾起大好河山。
大方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志士,向社会大声疾呼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帝制倒退不可能长久,他呼吁各界团结抗争、重建共和,他身边袁克文反帝制的态度更成为诸路反袁护国义士的一面旗帜。在上海他们见到了梁启超、吕碧城等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反袁护国的新朋友。曾 3 次领衔上书清政府立宪的民主派先驱、进步党领袖孙伯兰也逃到上海,他发言说:“项城的次子克文也不赞成帝制,何况别人?”后来孙伯兰担任了护国军政府内政总长。上海文化界亦高度评价袁克文的《分明》诗,著名小说家毕倚虹是大方的外甥,他担任《上海画报》《星期周报》和《时报》等多个报纸杂志的主笔,他评论说袁克文的《分明》诗“将来历史中必有位置”。那时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新皇帝登基,请袁公为振兴中华帝国担当大任,由袁家最具人望的二公子举起反复辟大旗,在共和国历史上自有莫大价值。
大方在南方护国运动的洪流中深受鼓舞,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张开理想的翅膀,忽然想起道教先师庄子的一篇寓言散文《逍遥游》。庄子在这篇寓言中讲到北海有一条大鱼叫鲲,变成一只大鹏,鲲鹏起飞激起三千里波涛,扶摇直上九万里,飞向南海。大鹏在高空中极目远眺,惊叹“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此时刚离开皇家北海的大方犹如鲲鹏展翅九万里,诗兴大发,自题一首七绝:
以息相吹尽可哀,
人间野马兴尘埃。
一声长啸终多事,
已识苏门来处来。
诗的前两句道出大鹏由天空看地上人间的感叹,大方把它重新编排、预示新的现实意义。他说洪宪闹剧犹如“人间野马兴尘埃”,而倒行逆施的“人间野马”就是洪宪皇帝袁世凯。那些为他吹拉弹唱的小丑们怎会有鲲鹏的眼界和志向,岂不知南方天空蔚蓝,一片护国生机,杨度那帮鸡犬们还在“以息相吹”,不知末日“尽可哀”。诗的后两句语出“苏门长啸”的典故,讲的是魏晋名士孙登和阮籍志行高洁、不愿意帮助篡权的司马氏助纣为虐的故事。一日阮籍来找隐居苏门山的孙登闲坐,孙登关切朝廷政事,阮籍避而不答而是高谈养生方术,孙登听了也一言不发。阮籍看俩人无法谈下去,便凝神屏息,对着群山长啸一声,告辞下山。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用啸声表示名士风度的习惯。阮籍刚走到半山腰,猛然听见岭上也传来几声嘹亮的长啸,震得他心头颤动。他知道这是孙登的啸声,证明孙登也有反对司马氏政权的胸怀。具体到护国运动的现实表述,诗中第三句“一声长啸”指大方和袁克文等人早期成立反帝制协会,刚与杨度的筹安会论战,就被袁公取缔。大方之所以说“一声长啸终多事”,有自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意思,他们那次起事没成功。第四句“已识苏门来处来”指大方来南方见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护国者,有些是相识多年、品格清高的老朋友,而大方本人是那个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声长啸而去的阮籍。
帝制复辟断送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南方革命党领导人大都逃亡国外,方泽山当时掌管民国政府淮盐科(旧时叫两淮盐运使),他不想随波逐流,愤然托病辞职回家,发表了著名的《病夫三首》:
病夫缩脚冷如冰,
大梦惊回海日升。
火热微闻三五辈,
泥犁真有万千层。
伤心指鹿谁当信,
安足成蛇仆未能。
自是黄袍关云会,
诸君何用助蜚腾。
谈龙有客欵柴关,
掣电轰雷不等闲。
武力天然加海内,
文书火急到人间。
由来周政虚君久,
惭愧殷民自古顽。
此日四方俱有罪,
一人憔悴救时艰。
杜陵四十已衰残,
茅屋秋风泪不干。
倚马仰天书咄咄,
饭牛待旦夜漫漫。
温言早信三军暖,
结舌谁怜一士寒。
明日黄花应发笑,
纷纷落叶满长安。
这是 3 首水平很高的政治隐喻诗,在民国流传广泛。作者讽刺袁世凯黄袍加身,明明是专制倒退,还指鹿为马地说弘扬宪政,起名“洪宪”真是画蛇添足。还有那三番五次的劝进吹鼓手们也别瞎起哄,小心地狱真有万千层,此处作者借用梵语“泥犁”,就是地狱的意思。第二首说有人手握北洋军,自命真龙天子,将帝制集权强加于海内,岂不知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周朝虚设天子,先秦时期的“国民社会”并不比古希腊的“公民社会”落后,殷商民风更顽强不息,延续千年。如今反独裁之潮流,四面八方揭竿而起,洪宪皇帝成了孤家寡人,“一人憔悴救时艰”。第三首诗中作者以诗人杜甫自勉,杜甫四十岁弃官入川,自称“杜陵布衣”隐居杜甫草堂,他心系苍生胸怀国事。二方辞官后虽是寒士微言,但他坚信国家前途光明,听闻护国三军已整装待发,期待遍地黄花再造共和,再看落叶京城朝官落马。
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的是原云南都督蔡锷将军。蔡锷(字松坡,1882—1916),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他两次留学日本,分别就读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第一名是另一位中国同学蒋百里,就是在全民族抗战前发表《国防论》,为中国制定总体抗日战略的那位著名军事理论家,“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即出自他的《国防论》。本文单说蔡锷,1911 年他响应武昌起义,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是辛亥革命元勋。“宋教仁遇刺案”中他主张法治解决,认为新生共和国需要休养生息,反对武力解决政党纷争。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义无反顾地以 1.5 万人起兵云南对抗北洋 10 万精兵,他说“眼看着盈千累万的人颂德劝进,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这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干这一回不可”。他通电全国为 4 亿人格而战,与唐继尧等人一起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共和政体的护国军起义。蔡将军振臂一呼国人方醒,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为人格而战”,北洋军中亦有许多将士同情护国军,拒绝与其作战。1916 年 3 月23 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下令恢复民国年号,取消帝制,他的 83 天“洪宪皇帝”臭名昭著又可笑。同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心急上火,因病悔恨而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新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护国运动胜利,四万万人民赢得了人格和国格,然护国第一伟人蔡锷英雄命短,1916 年 11 月,蔡将军因喉癌出国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 34 岁,死前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护国一役将蔡锷的名声推向了顶点,他是全国人民心中的救国英雄,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为各党派共赞的政治家。1917 年 4 月,蔡锷魂归故里,黎元洪大总统领导的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几个月前中华民国另一位湖南籍开国元勋黄兴逝世,也葬在岳麓山。
伴随着蔡将军护国义举的主线,是他广为流传与京城歌妓小凤仙的爱情故事。1981 年 10 月,一部以这段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电影《知音》在全国热映。这是解放后第一部反映那段护国历史的文艺作品,之后又出现了四部相同体裁的电视剧,但仍以《知音》最为经典。一线演员王心刚(演蔡锷)、张瑜(演小凤仙)和英若诚(演袁世凯)共同主演。电影插曲是李谷一的成名曲《知音》,也是中国大陆第一首准通俗歌曲,传唱大江南北。本书作者的祖母是方地山的儿媳、袁克文的义女,她熟悉那段历史,边看电影边感慨落泪。由此她为作者讲述了方家与当时中国第一家庭的特殊关系,还有大方携手皇子公开反帝制,小凤仙帮助蔡锷脱险护国,在国家由封建走向共和的历史巨变中发生的大小故事。
大方与蔡锷相识在袁府,袁公对二人均有知遇之恩,袁世凯曾在经济上支持蔡锷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成功后,蔡锷是袁府座上客,被封为“始威将军”,曾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经界局督办、参政院参政等职。那时蔡锷很服袁世凯,称其“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袁世凯评蔡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蔡锷与大方相差 10 岁,都是 13 岁中秀才,之后蔡锷放弃旧式科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桐。民国初期,梁、蔡、方三人同在袁大总统身边辅佐,大方敬蔡将军英雄豪杰,蔡锷看重大方文采飞扬。蔡、方二位又都才子风流,喜欢风月女子,一起游走八大胡同,蔡将军尤其喜欢听陕西巷云吉班的小凤仙唱戏。小凤仙1899 年出生于杭州,幼时父母去世,她被一位姓张的奶妈收留抚养。她 11 岁跟姓胡的艺人学戏,在南京卖唱为生,取艺名“小凤仙”,13 岁那年跟着胡老板辗转到达北京。小凤仙才貌俱佳,成为北京城红极一时的名妓。蔡锷与小凤仙日久生情、由互相欣赏变成人生自己,小凤仙不解袁世凯做皇帝有什么不好,蔡将军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大家见面拉拉手就行了,如果他做了皇帝,我们就要向他跪拜,那谁受得了。”由此小凤仙便略知蔡锷雄心,为干大事愿与心上人共生死。
蔡锷与大方的友情当然不只是风月之事,俩人一起讨论时政和切磋文学,他们对项城复辟帝制有共同担忧。大方、克文等反帝制人士被软禁,蔡锷方知势态严峻,于是他赶到天津密会梁启超,商讨护国大计,小凤仙随行掩护。回来后,蔡将军发现自己在西城棉花胡同的家也被监视了,看来如何从京城脱身已成问题。蔡锷家中有两位夫人,家乡结发妻子刘侠贞和出身云南世家大户的如夫人潘蕙英,他与刘侠贞的感情比较淡泊,潘蕙英知书达理,在许多事情上与蔡锷更为默契。刘侠贞因为蔡锷给小凤仙买了个大宅子,常与蔡锷大吵大闹,竟不依不饶地喊着要带着家中老小回南方老家。这反倒提醒了蔡锷,他要无后顾之忧,就必须先把妻儿老母送走。他将计就计,更频繁地去小凤仙处听戏,还夜宿不归,害得妻子和老娘骂他没良心,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常引来外面的警卫劝架。其实这些人都是上面派来的密探,回去报告蔡锷迷上了风尘女子小凤仙,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蔡锷就坡下驴,让发妻带着老娘还有两室的孩子们回了湖南老家。二夫人潘蕙英坚持留京照顾蔡锷生活,但他仍是天天与小凤仙缠绵在热恋之中。复辟帝制的急先锋扬度也爱风流,他夜游八大胡同时,亲眼看到蔡锷与小凤仙风花雪月,便实情报告袁世凯,袁公误以为蔡锷玩偶丧志,放松了对蔡锷的警惕,蔡锷对帝制的恭维和签名劝进也让老袁信以为真。1915 年 11 月 17 日,蔡锷眼看袁世凯复辟紧锣密鼓,便实情相告小凤仙说:“决计不顾生死,非要逃脱羁系不可。”小凤仙表示愿与将军生死同行。蔡锷说:“同行多有不便,将来成功之日,必不相忘!”小凤仙当夜为蔡锷洒泪饯行。前几天蔡锷已与上峰请病假说身体不适,小凤仙又在空屋中拉琴唱戏几日,旁人还以为蔡将军仍在屋中与她私会。蔡锷在小凤仙的掩护下逃出虎口,直奔天津与梁启超商量讨袁大计。之后,他由天津乘船去日本,外人以为他是去治病,可他再转道越南秘密潜回云南,潘蕙英只得暂避天津。他一到云南立即通电全国,抱病誓师护国,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全国各地群起响应,最终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护国虽胜利,蔡将军却因病医治无效,病死日本。蔡将军遗体运回国内后,潘蕙英剪下蔡锷的一缕头发,与自己的头发放在一起,表示永不分离。全国为再造共和的蔡锷将军举行公祭,小凤仙虽然没有任何名分,但她仍身披黑纱,前往祭奠,亲自为心上人献上挽联:
不幸周郎成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这首对联由蔡锷和小凤仙的共同友人大方先生代笔,他熟知英雄侠女的整个历程,借古论今,上下各 7 字将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人格、历史地位、凄美的爱情、伟大的事业,全部概括歌颂。因为是名人名联,当时被各大报转发,也被当今各种楹联书籍纳入经典之作。在上联中,大方将蔡锷比作赤壁之战时英俊才子周瑜。两人同样智勇双全,同样光彩照人,同样 30 多岁英雄短命。京城名妓小凤仙恰似周瑜夫人小乔,千古美人,上联意在表达美人对英雄早逝的深切悲痛。下联出自隋唐“风尘三侠”李靖、虬髯客、红拂女的故事,虬髯客和红拂女帮助李靖逃离长安投靠太原李世民,开创大唐伟业。作者把小凤仙比作红拂女,她早知蔡将军如英雄李靖,帮助他脱险返滇举起护国义旗,成就了再造共和的丰功伟绩。“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为李靖出谋划策、解囊相助,又与红拂女是兄妹相称的知己,恰似长须飘飘的大方本人,他与蔡锷、小凤仙都关系密切。方地山不仅用典精当、寓意深刻,而且反映了他是非分明,反对袁世凯晚年复辟帝制的态度。上下联点名周瑜、李靖两位大英雄恰似当代蔡锷,巧妙之处是大方在字面上并没直接点名小凤仙国色天香、侠女勇敢,而是用两位英雄爱情故事背后的小乔和红拂,暗喻小凤仙的美貌和侠义,让人一读蔡锷便会联想到背后的小凤仙。事实上大方这首挽联确实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真实的小凤仙只是一位风尘女子,有关她的信息外界知道的很少。大方在颂扬蔡将军的丰功伟绩时,不忘歌颂清楼中这段风雅才情和烈女侠义,小凤仙与蔡锷短暂无果的爱情故事,成为众多影视作品的创作素材。
梁启超是公开亮出反袁护国旗帜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早年与老师康有为共同领导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仍为复辟君主立宪奔波,梁启超则积极参与共和,是民国初年最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最初与袁世凯政治立场相近,互相吹捧,任政府司法总长。他倡导温和有序的宪政民主,负责起草临时宪法。在首届国会选举中,他成立共和党、又组建进步党与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和平竞争,开中国民主宪政之先河。大约是 1915 年春,袁世凯开始与近身幕僚讨论变更国体的利弊问题,所以方地山和梁启超是两位较早发觉复辟苗头的人。他二人一位是袁项城的幕后私交,另一位是袁大总统的政治盟友,但是俩人都是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他们不愿看到项城因复辟而自毁英名,苦口相劝,然袁世凯总是口称此事重大,吾决不贸然变更政体,二人只好掉转枪口对着搞复辟的扬度等“筹安六君子”开火。梁启超与方地山是十几年的文坛挚友和粉房琉璃街邻居,两人对项城复辟帝制之事多有讨论。1915 年夏,方地山与袁克文召集“反帝制六君子”欲成立专门协会与筹安会对抗。碍于梁公政界显赫,大方等人的反帝制协会并没请在职军政高官,以免落下谋反的口实,但即使是大方等几位社会名流的松散联名,亦遭到袁世凯的防范和禁闭,梁启超因此断定袁世凯已走上帝制不归路。8 月 20 日,他毅然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帝制檄文,正告筹安会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人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梁启超又与弟子蔡锷密谋,一旦袁世凯公开称帝,便组护国军武力讨伐。12 月 13 日袁世凯登基,12 月 25 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护国军。梁启超离开上海,南下广西、广东与唐继尧一起领导军务院(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梁启超与蔡锷一文一武、遥相呼应,成为护国运动的著名领袖。袁世凯去世后,继任的北京政府同意惩办帝制祸首,梁启超领导的南方军务院于 1916 年 7 月 14 日宣告解散,南北再度统一,护国运动正式告终。护国运动之所以能以很小代价、短时间迅速取得胜利,与其领导者的道德制高点不无关系,他们无一己私利,顺应民心思定、反独裁、反分裂的历史潮流。护国运动最大的作用就是向当时以及后来的当权者表明,以家族世袭统治为标志的封建帝王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几年后另一出帝制闹剧,“张勋复辟”12 天就早早收场,中国再没出现公开的封建复辟。
护国英雄蔡锷去世后,国家拨专款建蔡锷祠堂,以表英雄浩气长存,大方先生做一幅《代梁启超题蔡锷祠堂联》,纪念这位护国第一功臣:
死或重于泰山,我辈当知涕为笑;
天若不厌中国,后来难以罪言功。
由于梁公与蔡锷的师生关系,又都是护国运动领袖,蔡将军祠堂由梁启超出面题词,为他一生的丰功伟绩盖棺论定最为合适。大方与梁启超政治立场相近,又是多年的文字交,他欣然接受梁公相托为蔡将军祠堂留下上面这副不朽名作。梁启超被后人称赞是中国近代大百科全书、大文豪,他能将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委托大方,可见他对大方的政治立场认同和对“联圣”文字功底的信赖。
蔡将军力挽狂澜保住共和国体,并延续至今,其丰功伟绩无人可比,他的死当之无愧重于泰山,此乃大方联语开篇点明蔡将军“死或重于泰山”。此句援引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第二句“我辈当知涕为笑”,对蔡将军英年早逝,我们痛哭悲伤,如今英雄护国伟业已就,我们当慰之以笑,把护国精神发扬光大。下联第一句“天若不厌中国”意思是希望天佑中国,保中华民族走上正确的复兴之路。第二句“后来难以罪言功”指后人对前人历史的功过是非的评判,实非易事。大方先生研究历史,顺应历史潮流的英雄可以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奸雄也可创造一段短暂的历史,但历史是以时间为坐标的,英雄还是奸雄不是自己说了算,功过都会有今后的人民评判,即便如袁公晚年铸成大错,也不应抹杀他参与缔造民国的丰功。大方研究史学也敬畏历史,他对当下之事都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这表现在上下联的用词用意,但他不妄下结论,而是留给后人评判,他的上下联四句话全都是不定式,用了“或”“当”“若”“难”四个条件助词前后呼应,表达了他对时势和国体这样重大政治课题的讨论,还有对袁世凯和蔡锷这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评价,不以已见强加于人,而是留待历史去检验。他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只要时间足够长,苍天总会给中国机会,国人也会在不断探索中找到适合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是功是罪,是泰山还是鸿毛,都留待历史下结论吧!从文学角度看这 4 个不定助词用的也很讲究,由于它们的存在和关联,克服了这首对联所讨论的沉重话题带来的压抑感,使整首对联读起来既庄重又优雅,有现实的悲痛,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袁世凯倒行逆驶,只做了 83 天皇帝,迫于各界压力取消帝制,重回大总统,这一污点让袁公悔恨而终。但不管怎样,他总算应了大方先生之前“与民更事”的劝告。能在生前悔悟、顺民意更正错误,这对于一个政治强人来讲,也是要有魄力的,说明袁公的心中真正是以国家为重。历史上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坚持错误的政治家实在太多了。他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对自己晚节未保,仍不能释怀。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病故,终年 57 岁,死前撂下一句遗言:“他害了我”,此人或指杨度,或是长子袁克定。他的病因较正式说法是尿毒症,家人亦有说他脖子上长了个瘤子,总之是因政治败笔急火攻心、患病治疗不及时,造成原本身体强壮的他过早离世。他没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以前任总统身份推荐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议会从三人中选出副总统黎元洪为继任总统。因而他确实遵循了宪政思想,依法按程序交接了权力。袁世凯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留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从他的绝笔之言,可看出他自认为是日本侵华的最大障碍(他数次出征朝鲜与日本作战,一手创建了现代化的北洋新军),他担心死后日本会贪婪于中国这块没有硬骨头的肥肉。他希望中国宪政不要因自己的一时糊涂而终止,希望再造之共和国更加强大。可惜继任的历届北洋政府或软弱无能,或军人出身无政治能力。事与愿违,他留言的第一项担心成为现实,第二项期望变为泡影。
袁世凯在遗嘱中说道:“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是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还是以中华民国最高礼仪厚葬先总统。袁公病逝前,大方与袁克文由上海赶回探望,并参加告别丧事,但是袁克文在父亲葬礼问题上再次与大哥发生争执。袁克文主张尊从父亲生前遗愿,因为“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意思是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所以他主张葬礼从简,墓地安在父亲生前看中的太行山上。但袁克定主张在河南老家仿照古代帝王建大型陵墓,民国政府同意拨巨款在河南建“袁林”,并举行隆重国葬。其实与国、与孝、与袁家后人来讲,袁克文在反对父亲称帝和遵从父亲葬礼从简两件事上都有高瞻远瞩的见解,背后也肯定有深通历史的大方先生影响。如果袁家在这两件事上听从克文和大方的意见,袁公将以近代中国英明、实干、清廉的政治家永垂清史。历史是没有如果重来的,袁公和袁家后人为此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袁克文不满家人不尊重父亲葬礼从简的遗愿,没与袁家人一起参加父亲葬礼,又因传言大哥克定要加害于他,便再次远走上海,滞留江南多年。大方先生参加了先公袁世凯的国葬,并敬献挽联:
诵琼楼风雨之诗,南国皆知公有子;
承便殿共和明问,北来未以我为臣。
北洋政府为先总统袁世凯举行的国葬规模宏大,但他搞帝制复辟给国家造成的阴影尚没从人们心中抹去,这种复杂心情也反映在大方身上。大方挽联的上联“琼楼风雨之诗”,指寄居南方的二公子克文劝父亲莫称帝而写的“莫到琼楼最高层”诗句。大方更早的时候也有劝项城“灵药未应偷,怕琼楼玉宇,依依高处不胜寒”的联句,可惜项城没听逆耳忠言,铸成大错。下联“便殿”古代指王宫正殿之外的休闲住所,因为大方是袁世凯的私人幕僚而非政府高官,所以俩人交谈政务也不在正式官场。大方感谢项城十余年诚心相待、开诚布公,经常在家宴休闲的非正式场合向大方询问宪政共和的大政方针。今日大方北上哭项城,感恩主公与他 10 年情谊,再没机会做谋臣为主公献计献策,真是万分遗憾。这副挽联微妙复杂,既流露出大方对袁公知遇之恩的无法忘怀,还有率性真诚的私人友情,又表明自己拥护共和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态度。
由于袁公在生前“与民更事”取消帝制,大方并没在他死后落井下石。他在袁公生前敢于大胆直言,于他逝后又诚心送葬,都表现了大方的君子之道。他代梁启超、小凤仙分别撰写蔡将军挽联,但他本人并没直接出面,这即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是维护袁公颜面。大方为人坦荡、重情重义,有原则不愚忠。如果当初“中华帝国”没有短命,无论是长子袁克定、贤才袁克文、仁义袁克权,三位皇子中任何一人继位,方地山岂不成了大名鼎鼎的帝师?历史上历代帝师都是朝廷重臣,荣华富贵。可大方偏偏视功名富贵如粪土,平时随意得很,大是大非上原则性却很强,自己不当帝师也罢,还敢拦着项城当皇帝。袁世凯左右文武高官、智囊高参无数,如方地山这样可以出入袁府、同饮同欢,无所顾忌侃大山的朋友并不多。两人在一起前后 10 余年,多为非正式场合,没留下很多文字记录,所以很难说大方对袁世凯的功过有怎样的影响。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和报人,他以知识分子良心建言或批评,很难说有多少是人微言轻,又有多少为当政者采纳。项城最初为报章上大方的时事政论所折服,聘其入袁府,私交甚笃,他对袁世凯的执政理念肯定有所影响,而这种私交更因他是袁家诸公子的老师而亲如家人。大方是著名历史学者,他思考问题也是从宏观历史大趋势出发,其建言多是为国家前途考虑。因为他不贪图权位,所言不掺杂个人企图和党派利益,可能比较容易入袁项城之耳,只是最后没能于复辟帝制的悬崖拉住项城,成为俩人友谊的一大憾事。这种复杂情感也体现在大方这首七绝:
瞻望皇居成古刹,
夜来风景更凄清。
冰湖十丈空明里,
孤塔遥遥如有人。
袁公去世后,新总统黎元洪入住中南海,袁家人陆续搬出,大方一家也从北海住所搬出。1916 年冬,他在寒风中回望空屋冰湖,感慨万千写下这首感言。第一行诗将袁公故居比作“皇居成古刹”,仍有批评皇权作古、不合时宜之意,最后一行遥望北海白塔孤立,如见袁公其人,更感觉是与主公深情告别。天那边,冰湖十丈、风景凄清,袁公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