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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幕宾 护家忧国

花光了钱的方地山回到北京后还得挣钱养家,民国初建各部门都缺人,尤其像大方这样有能力又与袁家私交很深的人,袁公没忘两人的“洹上之约”,决定委以重任。据大方的忘年交巢章甫文章回忆:“袁在总统时代,派大方做某一机关的长官,有一天交给他二百几十人,令即枪毙。他深知袁氏为人,料想这些人必定冤枉,竞一声不响全都放了。事后袁知道了,却也无可奈何,而他则得意得很,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反袁的革命党。”因为大方在位极短,史料上未记载他当时出任的是个什么官职,手握二百人生杀大权的部门长官,定是权倾一时。大方信奉民主共和,他为民国参政非袁家恩德,所以他不会杀掉那些反对专制的革命人士。他是袁府信赖的私交老人,袁世凯本想重用他干些铲除异己的脏活,这次袁公彻底领教了大方的为人和清高。袁大总统料他在政府中难当大任,出于交情改派他出任财政部参议,一种高职高薪的虚职,提点建议吹吹牛,不用认真上班。后来大方又陆续做过盐务署编纂、币制局咨议、侨务局秘书等几个闲差。官场上别人都是削尖脑袋往上爬,大方背靠袁家这棵大树,官却越做越小,可见他天生不是当官的料。

袁世凯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清政府将中南海让出做总统府,袁家搬进中南海。袁世凯共有 1 妻 9 妾,生了 17 个儿子、15 个女儿,儿女教育是件大事。袁大总统政务稳定后开始考虑成立专馆家塾,由著名教育家严修总领馆内事务。男馆在北海五龙亭,女馆在中南海万字廊。课程设置仿西式新学堂,聘请多位老师教国学、英文、算术、历史和地理等,男生课程加体育,女生课程加器乐和女红。早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严修就与大方熟识,那时严修是直隶学校司督办。如今袁家专馆招聘老师自然想到大方,严修在北海设宴,欢迎老朋友归来。洒过三巡诗兴起,大方口占一首七绝:

与君北海重携手,

难得开樽秉烛游。

不觉江南烟树远,

湖光塔影似扬州。

诗中表达了二人北海重携手的喜悦,举杯同醉。由袁大总统特别关照,大方一家被安排在皇家园林北海居住,白塔湖中影,烟雨柳枝飘,大方住在皇家花园却有扬州廋西湖的感觉。从此大方又回到袁氏公子们身傍,这才是他的所长所爱。大总统家的私学要比从前正规排场多了,中西学各科目都聘有多位专门老师,大方还介绍来扬州好友张云门。张云门曾任两淮中学堂校长,此时正代表江苏在北京参加非常国会,能有机会课教袁氏公子自然很是荣幸。他比较喜欢结交政坛,后来做过参政院议员和总统府秘书。严修深知大方性格散漫,对其无约束,他除了教公子们诗词史地,在政府的闲差也还做着。大方在袁氏专馆家塾每月 200 块大洋的月薪,比直隶总督府时翻了一倍。2020 年北京保利秋拍曾出现一张方地山昔日签收的收据云:“收到盐暑本月二百四十元”,这大概是他在盐政暑的月俸。就算他在袁家和政府两处拿双份工资,一年也才 5000 多块大洋,这比扬子淮盐栈长的肥缺还是差远了。他对钱没概念,挣多挣少无所谓,现在北海花园包吃包住,有专人照顾生活,他感觉挺爽。因为是大总统家的老字号师爷,外界开始称他方太师,但大方一点没有太师架子。他与学生无师道尊严,常与他们一起在五龙亭饮酒赋诗,激发弟子的文学潜能,更像当代的文化沙龙。方地山在大总统家度过了一生最得意潇洒的日子。

袁克文(字豹岑,又字抱存,号寒云,1890—1931)是袁氏诸公子中最聪明的学生,也与大方先生最亲密。他的住所在中南海内流水音附近,流水音是一座四方流杯亭,原来是皇帝与臣子们修禊觞咏的地方,有乾隆题匾“流水音”。袁克文是袁家最热衷文化事业的人,因此袁家入住中南海,他首选流水音,并命名自己的书房“流水音”,大方为此题诗:

流水音中夏日长,

闲登仲子读书堂。

草薰雨过车轮软,

湖上荷花自在香。

流水音清静雅致,是读书作诗、朋友雅集的好地方。大方同辈友人晚清名士宣古愚和吴保初也都是流水音的常客,一次几人在一起谈到袁寒云的聪明和为人,大方有诗记之:

聪明略似宣黄叶,

温厚都如吴北山。

我辈几人闲得住,

寒云佳处在能闲。

宣黄叶即宣古愚,他聪明过人,写诗作画,收藏古币无所不通,晚年有黄叶翁之称。吴保初是“晚清四公子”之一,因其诗词作品《北山楼集》而得名吴北山。吴保初为人忠厚、慷慨仗义。大方将二人之优点比袁寒云,尽是骄傲赞美之词。诗的后两句说我们都是政治闲人,多谢“寒云佳处”成为大家赋诗填词,交流古币的好地方。

袁氏家塾女馆有一位女教师杨令苐,还有一位名叫张肇崧的先生善操古琴,教袁复祯、袁元祯、袁经祯等人诗词古琴。以前的女眷老师周砥已较少上课,这些年她住在新华宫,与袁府的太太小姐们结下了感情,亲如家人。周砥是新女性,拒绝封建婚姻,高不成低不就,直到 39 岁还没出嫁,这事也让周家和袁家颇为上心。袁世凯想到自己的老部下冯国璋,前两年原配夫人去世,一直没续弦。他的两位姨太太文化不高,扶不了正,项城便为俩人做媒,结果一见面,知识女性周砥和北洋三杰冯国璋都很满意。1914 年 1 月俩人正式结婚,冯国璋在南京鸣 20 响礼炮隆重迎娶周夫人,袁家给周砥陪嫁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 120 余担,婚礼轰动金陵。1916 年袁公去世,冯国璋护国有功升任副总统,1917 年代理大总统,因此周夫人也在短短 3 年从袁大总统家的女教师一跃成为冯大总统的第一夫人。然而周砥天生不是总统夫人的命,不久因病误诊去世,年仅 44 岁。两年后夫君冯国璋去世。大方先生与周砥前后脚走进袁家,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一心扑在主人家的教育上,与袁家建立了特殊感情。袁世凯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对家庭教师要求也高,前后换过十几位,大方先生和周砥老师是在袁府执教最长的两位,也是最受孩子们爱戴的两位。他俩共事 10 年,大方国学历史渊博,周砥西学新知识多,一起交流互补长短。他们一起带着孩子们学习玩耍,共同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10 年友谊地久天长。周夫人突然离世,大方先生和袁家上下都很悲伤,大方送的挽联是:

建北洋女学旌旗,万悦千欢,冀以谟猷赞中国;

助袁氏家庭教育,十年一霎,犹能问讯到孤儿。

大方上联第一句“建北洋女学旌旗”谈周砥和她所献身的北洋女学教育事业。她不仅是北洋女师的优等生,还是紧跟时代脉搏的进步女青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女子师范学校,由袁世凯拨款支持。首任校长傅增湘,教务长吕碧城,周砥是第一批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大方与四人均关系紧密,对北洋女师爱国爱教之精神赞誉有加。在北洋女师这面旗帜下,该校巾帼辈出,涌现了一大批中华新女性,早期知名者有邓颖超(周恩来夫人)、郭隆真(革命烈士,北方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先驱)、刘清扬(同盟会员,最早的中共女党员)、许广平(鲁迅夫人)、董洁如(王光美母亲)等。之后抗日救亡,反内战争取民主,该校学生始终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与革命精神奋勇其中,百年校史,河北师大和天津师大均以北洋女师为其前身。上联后两句“万悦千欢,冀以谟猷赞中国”。赞誉周砥作为第一夫人广为国人爱戴,她协助夫君谋划治国,冯国璋夫妇在反对洪宪复辟和张勋复辟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站在正义一边,为巩固中国共和政体立下汗马功劳。“谟猷”语出《诗经·大雅》:“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意思是谋定建国大计,长远国策告知天下。大方先生的下联回顾自己与周砥老师共事10 年,“助袁氏家庭教育”,弹指一挥间。惜她一生红颜命苦,自小孤儿奋起,终于过上总统夫人的好日子,却不幸英年早逝撒手人寰,此为最后一句“犹能问讯到孤儿”所概括。

由于与袁家的特殊关系,大方先生在大总统家既教书又护家,不希望古代王公兄弟间为利益、为权利兵戈相见重现当代,他总是教导袁氏公子们相亲相爱,珍惜小时兄弟同窗,夜宴北海的情谊,他给公子们的赠联语重心长:

富贵毋相忘,难得酒搏开北海;

太平良不易,肯教丝竹让东山。

上联讲难得今日北海学堂,公子们咏诗敬酒,共聚一堂,它日富贵毋相忘。下联中“丝竹”是我国民间器乐的别称,如竹管乐器笛、笙、箫,丝弦乐器二胡、三弦、古琴等。东晋著名的政治家谢安,做官之前隐居东山(今浙江上虞县南)。朝廷几次招用,他都不就职,乐在东山吹箫弹琴,此典故叫作“东山丝竹”。下联的意思,豪门子弟和睦相处实属不易,如有利益冲突,老师能教的高招就是学古人谢安,退让东山玩丝竹,大家彼此谦让,则天下太平。

其实老师方地山的担心不是没道理,袁克文在《自述》中介绍说:“国难方定,而家祸兴。文不获已,走海上。未几,先公觉为宵人间谗,亟遣使召文归。”克文所说的“为宵人间谗”,指的是长子克定嫉妒克文的才华为父亲宠爱,捏造谣言,陷害克文与父亲的六姨太私通。六姨太叶氏原来是南京钓鱼巷的名妓,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令袁克文去南京办事。袁克文搂草打兔子,顺便到钓鱼巷风流,与叶姑娘一见钟情。袁克文跟父亲汇报事情磕头请安时,不小心把叶姑娘的照片掉在地上。当时克文尚小不敢告诉父亲实情,只好声称是给父亲物色的一个漂亮姑娘。父亲看了照片十分满意,称克文眼光好,派人将叶姑娘迎入府中,就这样儿子的情人成了父亲的六姨太。虽然袁克文与六姨太曾有一腿,但现在叶姑娘成了六妈,克文懂得家中的规矩,以袁二公子之风流,身边最不缺的就是美女,哪还用打六妈的主意。有一次袁家部分眷属一起看戏。袁克文偕妻子刘梅真在戏园子包了一个包厢。可这包厢中多了一个不该多的人,就是六姨太叶氏。这事被三公子克良看见,克良本来就神经大条,回家乱说被大哥克定听见。袁克定不怀好意一顿添油加醋,向父亲告发克文与六妈有染。袁公勃然大怒,把袁克文招呼过来,责令他跪倒在地,正欲惩戒,闻讯赶到的大方先生赶紧拦下:“克文尚小不懂事,如果有错也是老师教导无方,项城何不调查清楚,再做处理无妨?”碍于太师求情,项城暂时放过克文,可男女之事不那么容易分清。方老师为了平息这场父子兄弟外加六妈的多边混战,搬出“太平良不易,肯教丝竹让东山”再劝各方,并带着克文主动避嫌。师徒二人不是退让东山玩丝竹,而是直奔花花世界上海滩。辛亥革命元老、南社诗人刘成禺(1876—1952)在 208 首《洪宪纪事诗》中曾有一首记述此事:

挂带宫门事已殚,

忍看骨肉起波澜。

南奔得脱陈王罪,

应感方家四品官。

二人一到上海,大方便带克文拜访各界名流。大总统家的贵公子到上海,立刻引起各界注目,当然也少不了上海滩的地头蛇,上海青帮辈分最高的大佬张善亭收袁克文为徒。为了挨上大总统这座靠山,克文被青帮列“大”字辈,竟成了上海青帮辈分第二高的人。袁克文入青帮是要借青帮势力,以防万一日后袁家兄弟相残。青帮的辈分十分严格,到民国初年,已经传了 20 多辈。当时在上海,“大”字辈的帮会成员屈指可数,除了袁克文,还有张仁奎、李徵五、樊瑾丞、张树声等,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声名显赫,最著名的是国民党上海沪军总督陈其美。大方沾克文的光,在上海滩前呼后拥,师徒俩因祸得福,成了上海滩的显贵。古人“肯教丝竹让东山”是躲清闲,这师徒俩远离政治却爱热闹,来上海大世界图个欢快。灯红酒绿、文坛梨园、诗书收藏,前有政府官员开路,后有青帮黑道护航,这阵式比死气沉沉的京城潇洒多了。几个月后项城电告克文:“已查知为莫须有之事,意解,归京。”师徒俩好日子没过够,又到苏州、杭州和扬州采风几个月,1913 年底才回到北京。不管怎样,浪子回家总是好事,父子都没再提六妈的事。袁大总统让克文跟老师好好学习,大方有诗记之:

流水寒云静不哗,

江南归后渐宜家。

案书堆积浑无事,

来福堂中笑抿茶。

流水音悠闲清净,的确是个读书的地方。寒云从江南回来后,两年在此潜心学习,屋内图书堆积如山,学累了师徒俩就溜达到来福堂品茶说笑,来福堂是他父亲办公地点居仁堂附近的一间茶室,居家读书少了许多浮华。流水音又名“寒庐”,袁寒云在此以文会友,结义“寒庐七子”。时人将文采飞扬的袁寒云比作三国时期文坛巨子曹植(曹子建),而他周围的七位文坛高人则称之为“寒庐七子”,也是以“建安七子”相比。“建安七子”是东汉建安年间七位文学才子的合称,他们与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关系密切。“寒庐七子”包括易实甫、闵尔昌、罗瘿公、步章五(步林屋)、何震彝、梁鸿志、黄秋岳。因为大方是寒庐主人的老师,“寒庐七子”对他都很尊重,常请大方参加他们的雅集。

大方先生身处民国第一政治家庭,他虽然尽量专心于公子们的教育,但不可能完全置身政治之外。主人家庭纷争是小事,他可以从中调和规避,更为严重的是政见不和,事关国家前途和亿万人的福祉,大方不能不尽力为之。要想讲清这场民国之初中国政坛发生的世纪之争,还需介绍一下大的时代背景。1912 年 2 月 12 日,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迫使清帝退位,南北双方约定,事成之后由北方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方革命党的条件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用以约束总统权利。1913 年初,中国第一次国会(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这是五千年华夏大地第一次民主选举,国民党在两院 870 个席位中,赢得 392 席成为第一大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共得 223 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党派者。后来梁启超联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成立进步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一年多时间里,国家经历了梦幻般的巨变,从 2000 多年的封建统治和平过渡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切都出奇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孙中山这些政治家们的政治智慧和大政妥协的结果。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终于站在通往民主富强的起点。正当全体国人都对国家美好未来充满期待时,一件看似偶然又有其必然性的突发事件打破了南北政治和睦,一棒子将国人从梦想打回现实,引发后续几十年动乱、内耗、专制,民不聊生,这就是 1913 年 3 月20 日发生的“宋教仁遇刺案”。宋教仁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是民国初最具备民主宪政精神的政治家,亦是道德品质很高的实干家。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党派创建国民党。他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第一次全国普选中足迹遍布全国每个选区,宣传宪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带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但就在他赴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政府总理时,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抢救无效身亡。宋教仁遇刺标志着尚在雏形的中国民主政治的死亡,国民党亦失去了一位能够引领其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领袖。此案疑点很多,比较普遍的判断是因为宋教仁声望过高又年轻,挡了政治对手的道,被人所害。刺客武士英和指使人应桂馨几天后就被抓捕归案,凶手武士英不久暴死在监狱里。幕后黑手一直无定论,有说是在任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也有论证指向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沪军都督陈其美。宋教仁当选意味着赵秉钧交出政府总理,警方发现赵的手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有电文往来,内容涉及“毁宋”,但当事人说“毁宋”是诋毁宋的声望,不是杀宋,法庭调查确实发现他们在收集宋的黑材料,向赵秉钧、袁世凯邀功。应桂馨是国民党内共进会会长、曾经是陈其美的心腹干将,二人都是青帮大佬。尽管袁世凯不喜欢宋教仁搞的责任内阁制,但宋是国民党内温和派,他主张南北议和、定都北京,他又是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组阁。以袁世凯之精明和赵秉钧多年做警察头子的破案经历,他们授意进行如此粗糙、引火烧身的刺杀案,有不合常理之处。袁世凯对该案的指示是彻底调查幕后黑手,法庭预审查明凶手武士英是应桂馨雇的枪手,只要继续传唤武士英、应桂馨、洪述祖以及相关证人当庭对质,便可水落石出。国民党内以黄兴为代表的稳健派以及绝大多数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最初都主张和平法制解决此事件。案发现场、刺客、证人、监狱、法庭全在国民党的地盘,为什么不能等真相大白呢?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不等真相查出,便指责袁世凯是幕后黑手,仓促发动了短命的反袁“二次革命”,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应桂馨在“二次革命”的混乱中逃出监狱,1914 年在京津列车上被杀人灭口。陈其美和宋教仁都是孙中山接班人的有力候选人,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对陈的政治野心构成威胁。陈其美从前清至民国密谋策划过一系列暗杀事件,既有外部政敌也有党内同志,凶手武士英和指使人应桂馨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或死或逃,最终均被杀人灭口,这些是陈其美在“宋案”的疑点。1916 年 4 月,陈其美被应桂馨的把兄弟张宗昌刺杀。1914 年 2 月,赵秉钧在直隶总督任上去世(外界传闻中毒、家人坚称是中风)。1916 年 6 月袁世凯逝世。1918 年 4 月“宋案”所剩唯一嫌疑人洪述祖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绞刑,他至死否认与“宋案”有关。如此“宋教仁遇刺案”成为一桩无解的历史疑案。

总之,全国人民仍在渴望和平建国,“二次革命”理由牵强,没得到广泛响应,两个月便被镇压下去,它却开创了民国以武力裹挟政治、军阀混战的先例,也给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人提供了借口。革命领袖孙中山与黄兴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进一步削弱了民主进步力量。孙中山与袁世凯在蜜月时期曾共同谋划国家方略,俩人撕破脸后,又互相指责。其实他俩一个是有理想激情的革命领袖,另一个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二者果真合作 10 年,岂不是中国之福气?历史是无法重写的,孙、袁失和肯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遗憾。1913 年 10 月 6 日,国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作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当时全国上下大多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走向安定的唯一强人。解除了孙中山革命势力的制约后,袁世凯开始无所顾忌地独断专行、践踏民主。11 月 4 日,袁世凯以“叛乱”罪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之后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被解散,宪政民主有名无实,袁世凯从此开始威权治国。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十几人被通缉,他们的助手和追随者也受到牵连。一心要做接班人的陈其美死在孙中山之前,最后国民党落到陈其美的得意门生、右翼军人蒋介石手中,从此中国陷入几十年独裁战乱。国民党以反专制的革命党起家,退化成白色恐怖的独裁者,最后被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推翻,不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些民主革命先贤会做何种感叹。

“二次革命”时,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是南方阵营中支持北方袁世凯者。他出身贫苦、土匪起家,最盛时上自芜湖下抵江阴,长江流域千余里都是他的地盘,专做贩私盐,武装押运的船只多达 700 多支,弟兄上万。徐宝山作战勇猛,体量民情,当时南方徐宝山与北洋张勋联手,横在两淮至徐州一线,革命党北伐几乎不可能,打也无胜算。于是国民党的陈其美、黄复生重操旧业,干起暗杀斩首的拿手戏。他们听闻徐宝山受一帮文化人影响,喜好古玩,便找了名贵的美人荠花瓶做成玄机炸弹,于1913 年 5 月遣人送给徐宝山。徐不知有诈,打开木盒便引爆了炸弹,当场毙命,时年47 岁。徐宝山由江湖豪杰劫富济贫、受朝廷招安升任缉私营管带、又受革命党鼓动参加辛亥革命、战功彪炳升革命军第二军上将军长。他步步走向成功,最终得如此下场令人十分惋惜,乡绅百姓多念徐将军之恩德,方氏兄弟也感谢徐宝山的重用,二方还与徐家是引市街邻居,他为徐将军送挽联曰:

风雨同舟识肝胆;

江淮一路见英雄。

大方为徐将军送挽联是:

英雄结果,虽死犹生,歌颂是怀恩,未必猜嫌非畏力;

兄弟交情,相逢道古,谈兵能贾祸,谁知好古亦为灾。

二方的挽联不难理解,在辛亥革命中他与徐将军风雨同舟,其英雄豪杰江淮百姓有目共睹。大方的挽联内涵稍复杂,上联赞徐将军今世英雄“虽死犹生”,扬州百姓为其歌功颂德,感怀旧恩,但大家不明白是何人至他于死,猜测纷纷。因为陈其美、黄复生不想背杀害“辛亥革命”功臣的骂名,徐宝山遇害时并无人声明对此负责。所传幕后黑手有几种版本,事情过去许多年后,暗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黄复生才在其《自传》中详细介绍了整个过程。大方下联谈到与徐将军“兄弟交情”,常与他谈古论道,自古祸起兵家,可万万没想到他因喜欢古玩促成丧命。徐宝山仗义济贫,尊重知识,又体量士兵百姓,因此在扬州、镇江一带留下好名声。

方地山为南方革命政府做过两年盐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宋教仁的宪政民主都有认同。他的发小程善之是同盟会和南社骨干,辛亥革命时执笔于《中华民报》;1913 年参加“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任孙中山政治秘书,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领导人逃往日本,程善之回扬州隐居,在扬州中学任教。他后来与回乡省亲的方地山相遇,对大方说:“我恐不免为嵇康。”大方也笑答:“我愿为阮籍。”不明历史的还以为这二位在接头对暗号。其实二者是借用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互比,借古喻今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还冠以维护宪政的美名,就好比晋朝司马氏迫害曹魏党羽、专横跋扈,表面上却装得一本正经,竭力提倡礼教礼法。在中国文学史上,经常把嵇康和阮籍相提并论,嵇康不在官场,他的文章观点鲜明,善于雄辩,风格清朗豪壮,这点与程善之相同。阮籍在朝挂职步兵校尉,但他厌恶司马氏政权,极少为其做事,他的文章辞藻艳丽、超凡脱俗,斥责政治隐而不显。如同魏晋之阮籍,大方在袁世凯政府挂名闲职,文风和处世也同阮籍极为相似。嵇康和阮籍都是不慕权贵的文人墨客,都不在乎礼法的约束,向往纯真,因此二人惺惺相惜、友情珍贵。程、方二人表面上分别效力南北两大阵营的盟主孙中山和袁世凯,但二人都是反对专制、崇尚自由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友谊始自孩童,不为政党左右。晚清时期,因为袁世凯思想开明、立志改革,身旁聚集了大批像方地山这样的知识分子建言建策。袁世凯功在废除科举、立宪维新、创建新学和新军、发展民族工商业、推翻清室、南北统一、五族共和,保住多民族统一之下的中国领土完整,为近代中国做出贡献。当政治改革迈到宪政民主这一步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袁世凯内心深处的封建专制思想开始显露。这时候他身边的谋士和官员也分成两个阵营,以杨度为代表的一群人献计献策,希望把中国带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另一群人以梁启超为代表,他们千方百计想把他稳在宪政共和这条船上。虽然二人都要搞宪政,但君主制与共和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实民国初期北方阵营中的进步力量与南方阵营中的温和理智派,他们的目标相差倒不大,联合起来有可能把中国带上一条民主法制的正确道路。在首届民选国会中,南方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和北方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已成国会第一、第二大党,二者的政治诉求共同之处远多于不同之处,大家都要走宪政之路,区别只是民主与法制的先后侧重不同。天不保佑中国,“宋教仁遇刺案”突然发生,把两党的共同努力化为泡影。究其原因还是脱胎于封建王朝的民主共和国太幼稚,理想主义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政治操作不成熟,出身于封建前朝的在任大总统袁世凯更习惯于独断专行。

原本一片欣欣向荣的中国政局突然阴云密布,让方地山和程善之这些曾献身共和的知识分子们心急如焚。程善之因是孙中山的政治秘书受牵连,不得不暂时掩声息鼓。大方不能公开与主公作对,心中郁闷,写了一首政治隐喻诗《和穆忞》,发表在《庸言》1913 年第十五号:

我生万事等尘埃,

每极颠危不自哀。

屡欲上天扪日月,

依然无地起楼台。

在南在北人俱老,

经岁经年花又开。

闻道未能还大笑,

夜深独坐拨炉灰。

《庸言》是改革派思想家梁启超主办的时事政论杂志,社会影响力很大,民国元年创刋。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时俱进,一改以前君主立宪的维新主张,积极投身于建立宪政共和的新政治体系。他主张维护法律秩序与国家稳定,反对“二次革命”,他认为“革命只能产出革命”,不能铲除专制,而宪政改良以国民素质的提高尤为重要。梁启超在发刊词中写道,杂志取名《庸言》,意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家之资格”。由此可知《庸言》是一本唤醒民众,培育共和法治的思想启蒙刊物,也是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方氏兄弟与梁启超是政治观点极为接近的至交,他们对古代农民起义更朝换代、不动封建根基的革命不认同。清朝入关屠杀 80 万扬州人、太平天国义军三进扬州烧杀掠夺,战争的血腥仍然历历在目,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方泽山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运作了扬州和平解放,他对“二次革命”也持消极态度。大方诗之题目《和穆忞》是他答好友何震彝而作,“穆忞”是何震彝的名号,他精通英文和日文,是熟悉各国法律宪章的宪政学者。1913 年他曾撰写《何震彝宪法草案》,被认为是巩固民主共和成果的宪法版本之一,但并没被袁世凯控制的傀儡国会所采纳。1914 年 5 月,袁用大大倒退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央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其威权治国奠定法统基础。面对“宋教仁遇刺”后国内急剧恶化的政治形势,北方梁启超、方地山、何震彝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积极活动,试图维护中国的宪政进程,避免南北分裂,但他们手中无军政实权,难有大的作为,这就是大方写《和穆忞》的政治背景。

诗的第一句“我生万事等尘埃”是看南北各方表演,坐观万事尘埃落定。第二句“每极颠危不自哀”表达的是作者面对国家危难,不甘悲哀无为的爱国情怀。诗的第三句“屡欲上天扪日月”,指他几次规劝袁项城莫做不可为之事,封建帝王都自比不落的红太阳,可见在大方眼中无所约束的袁大总统有变成封建帝王的危险,可诗人却要“上天扪日月”,“扪”字意为按住、阻拦之意,诗人的胆魄着实不小。大方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幕宾学者,他能做的就是与项城分析利弊,坦诚说出自己对时局和政策的看法。由于南北双方拥护宪政的进步人士面对突发的政局逆转准备不足,各种努力无果而终,此乃第四句“依然无地起楼台”。第五、六句“在南在北人俱老,经岁经年花又开”是说不论是南方孙中山,还是北方袁世凯,他们那一代政治老人都年龄不饶人,旧花凋谢之后还会有新花开。诗人用自然规律比喻国家的政治生态,表达对未来新一代青年政治家的期待。第七句“闻道未能还大笑”,听闻何老弟的新宪法草案不被采用,苍凉大笑,这种笑既是面对国家倒退无能为力的苦笑,也是对短视的民国政客的嘲笑。大概诗人自己也觉得“上天扪日月”有些不自量力,结尾又作“夜深独自拨炉灰”,胸中有火无处撒只好用铁钩子使劲拨炉灰,亦是暗示如果袁世凯一意孤行搞倒退,大方要从其身旁撤火不干了。来年春节,大方便自题寓居春联,用反语嘲讽将不满情绪宣泄到极致:

说破庙风雪什么,不五鼎烹,当五鼎食;

有醇酒妇人足矣,先天下乐,后天下忧。

“五鼎烹,五鼎食”典出《汉书》卷六十四。五鼎食是古时之礼,只有位及诸侯才可吃五鼎食,包括牛、羊、猪、鱼、鹿,在此意指政客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五鼎烹”是古时刑法,将犯人放入煮肉的五鼎中烹之,在此指政敌间的互相杀戮。谋士主父偃早年空有才华处处碰壁,他后来到长安,被年轻的汉武帝所赏识,口出狂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上联的“说破庙风雪什么”指民国政局风雪交加,破庙残不遮风,这些烂事关我什么?我只管吃我的鸡鸭鱼肉,也绝不充好汉,免得引来杀身之祸。这明显是用主父偃的典故,讽刺袁世凯当局困难重重,杀伐革命党,寄生在这座破庙的政府高官苟且偷生,只管自食盘中餐。下联“有醇酒妇人足矣”是大方自我剖析,以酒精女色麻木灵魂,完全忘记了大丈夫为国分忧的做人原则。他是在自我批判,也是提醒许多与他一样的人,不要忘掉为国分忧的良心。作者故意用范仲淹《岳阳楼记》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反义,意在讽刺政府高官和知识精英们只顾享乐、没有担当的普遍现象。

面对袁世凯专权倒退,确有一批无耻文人阿谀奉承,蒙蔽大众,也有民族脊梁挺身而出,他们大声疾呼,为民族独立、民主宪政呐喊。梁启超与袁公政见不合,他辞去司法总长,南下上海创办大型综合期刊《大中华》,继续宣传其政治主张,号召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国家发展方向,唤醒国民人格。1915 年 1 月第一期《大中华》创刊号发表了大方先生的题词:

独立独立,君歌我泣。

泣无人知,歌无人惜。

燕燕双飞,在谁之堂。

春去秋来,离合无央。

河渡昆仑,流水能西。

如何大江,东去不回。

昨日花开,今日花落。

回顾天地,有酒斟酌。

这首诗激情澎湃,是大方浪漫爱国主义代表作之一。第一章呼应梁启超独立自由反对专制的征歌檄文,为梁公的中华情所哭泣,为他的治国主张不为国人理解而惋惜。第二章讲梁启超与大方本人都是袁大总统堂前燕,在共和宪政与独裁专制之间,他们与袁公存在分歧,当民主共和的春天变成独尊一人的家天下时,民主派与专制者分道扬镳便成必然,他们二人前后离开了袁世凯。第三章以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和黄河比喻历史大潮,黄河九曲,大江东去,虽历经挫折却势不可挡。第四章大方认为孙、袁二公联手推翻清朝、缔造民国的伟大成就已成“昨日花开”,全国山呼万岁的袁大总统也终将“今日花落”,他“回顾天地”,未知谁人能接手今后的乱局,对中华民族的忧虑,让他借酒浇愁。同一期的《大中华》杂志还发表了兄弟方泽山的《寄地山兄》(3 首),他为方家兄弟有幸参与推翻两千年封建专制的伟大壮举而讴歌,又为辛亥革命昙花一现,中华民国正在走向新的独裁而忧患,因而发出“中年落拓邯郸梦,大事蹉跎梁父吟”的感叹。大方从消极抵制袁世凯的专制主张、到公开讽刺挖苦其倒行逆施,此事前因后果二方一清二楚,他用一句“谢安丝竹原无赖,阮籍猖狂又一时”,将为兄君子坦荡、大事不糊涂的特质刻画的一清二楚。 6QTxSPki1giRrlDtDofiesQdTAwHmsQ3ohz+hYnccithVclD2rJUidkgtp+01w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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