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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于清的文人壶
起源于宋、兴盛于明的紫砂茶具，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壶制艺术与文人结缘的产物——“文人壶”的出现，使茶壶脱离了实用器皿的束缚，自身具备了独立的精神内涵，实现了器与道的统一。
紫砂壶是清代最为流行的茶具，其经历了明代的发展，在此时已达到巅峰。尤其是文人的参与，则直接促进了其艺术含量的提高。
文人壶的创制标志着紫砂茶具发展到了极致，紫砂茶具不但成了茶文化的载体之一，而且本身的艺术内涵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对紫砂茶具的评价不再是仅从形状、风格等方面，镌刻在上面的诗歌、书法以及绘画也同样受到重视。清代制壶名家陈鸣远最先开始探索紫砂壶的风格创新，迈出了文人壶的第一步。
陈鸣远，名远，号壶隐、鹤峰、鹤，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江苏宜兴人。生于制壶世家，陈鸣远技艺精湛，雕镂兼长，善翻新样，富有独创精神，堪称紫砂壶史上技艺最为全面精熟的名师。
陈鸣远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法自然，做成几乎可以乱真的“象生器”，使得自然类型的紫砂造型风靡一时，此后仿生类作品已逐渐取代了几何型与筋纹型类作品；二是在紫砂壶上镌刻富有哲理的铭文，增强其艺术性。陶器有款由来已久，但将其艺术化是陈鸣远的功劳。而陈鸣远的款识超过壶艺，其现存的梅干壶、束柴三友壶、包袱壶以及南瓜壶等，集雕塑装饰于一体，情韵生动，匠心独具，其制作技艺登峰造极。
自陈鸣远开创“文人壶”之后，陈曼生、杨彭年等潜心研究，不入俗流，使紫砂壶艺术得到进一步升华，他们将壶艺与诗、书、画、印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风格独特、意蕴深邃的文人壶，至今仍旧影响深远。
陈曼生，名鸿寿，字子恭，浙江杭州人，主要生活在嘉庆年间，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是当时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酷爱紫砂，结识了当时的制壶名家杨彭年、杨凤年兄妹，他以超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自出新意，仿造古式”，设计了众多壶式，交给杨氏兄妹制作，后人也把这种壶称“曼生壶”。
陈曼生为杨彭年兄妹设计的紫砂壶共有18种样式，即后来所谓的“曼生十八式”。陈曼生仿制古式而又能自出新意，其主要特点是删繁就简，格调苍老，同时在壶身留白以供镌刻诗文警句。陈曼生也曾经在紫砂壶上镌刻款识详述自己嗜茶之趣，以及饮茶变迁，这些文字甚至可以当作一篇意味隽永的散文小品来欣赏，从中透露出清代文人的散淡心绪。这种生活趣味同时也体现在紫砂壶中，也就是所谓的文人壶。
自“文人壶”开创了文人与工匠合作制壶的新局面后，文人、书画家们纷纷合作，使紫砂壶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紫砂壶在当时也大受欢迎，烧造数量惊人，这是我国历史上文人加盟制壶业最成功范例。
这一时期的书画家如瞿应绍、邓符生、邵大亨以及郑板桥等人也都曾为紫砂壶题诗刻字。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的瞿应绍与擅长篆隶的邓符生联合制造的紫砂壶曾名动一时。郑板桥则在自己定制的紫砂壶上题诗说：“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也算是讽世之作。道光、同治年间的邵大亨创制的鱼龙化壶，龙头和龙舌都可以活动。他还以菱藕、白果、红枣、栗子、核桃、莲子、香菇、瓜子等18样吉祥果巧妙地组成一把壶式。这些都是“文人壶”的经典之作。
总之，清代紫砂茶具不但继承了明代的辉煌而且又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文人与制壶名匠的合作开辟了紫砂壶茶具的新天地。
清代金武祥的《粟香三笔》记载了陈曼生刻在茶壶之上的饮茶趣事：“曼生自‘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其跋云：茶饮之风盛于唐，而玉川子之嗜茶友在鸿渐之前。其新茶诗有云：闭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后之人味其词意，犹可想见其七碗吃余两腋风生之趣。余性嗜茶，虽无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吸，惟茶为多。自来荆溪，爱阳羡之泥，宜于饮器，复创意造形，范为茶具。当午睡初回，北窗偶坐，汲泉支鼎，取新烹之，便觉舌本清香，心田味沁，自谓此乐不减陶公之皇上人也。顾唐、宋以来之茶，尚碾尚捣，或制为团，或制为饼，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茶芽之精者采而饮之，遂开千古茶饮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