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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乐生观”和茶道
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渗透到中国的茶道之中，使得茶道具有了“乐感”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具备抚慰心灵的作用。
相传，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其中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而孔子最得意的大弟子颜回却是最穷的一个，颜回的快乐是与贫穷联在一起的。他生活在陋巷中，箪食瓢饮以度日，但却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改其乐”。孔子也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劣的饭菜，喝生水，枕着自己的胳膊而入睡，但贫穷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快乐。这其中的快乐，不是与物质环境挂钩的乐，而是与精神因素相关的乐。可见，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也更加积极地重视现实人生，他们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
中国茶道产生之初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也蕴涵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儒家的乐感文化与茶事结合，使茶道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饮茶的乐感不仅体现在味觉上的满足，更体现在观赏中的审美情趣。
古代以茶为乐的人很多，唐代李约就以亲自煎茶、煮茶为乐，每日都是手持茶器，毫无倦意。有一次，他出使陕州，走到硖石县，发现一处清泉，水质上好，便整日蹲守此地，煮饮了十多天才离开。《茶录》作者蔡襄更是一位典型的乐茶者，他嗜茶如命，一刻也离不开茶，他与茶已达到一种高度融合的境界。到了晚年，他因病不能饮茶，但是，为了追求品饮乐趣，他照常每天煮茶，烹而玩之。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一诗中，将茶喻为天公所造的灵品，其末尾几句写出自己嗜茶的感受：“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鲍君徽的《东亭茶宴》也反映了典型的儒家乐感文化，以山水之乐、弦管之乐烘托饮茶之乐。黄庭坚的一首《品令》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品饮之乐，把茶比做旧日好友万里归来，灯下对坐，悄然无言，心心相印，欢快之至。将品茗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感受化为鲜明可见的视觉形象，出神入化地表达了品饮时的快感。
儒家知识分子在失意时，也将茶作为安慰人生、平衡心灵的重要手段。他们往往从品茶的境界中寻得心灵的安慰和人生的满足。白居易经历过宦海沉浮后，在《琴茶》诗中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琴与茶是白居易终身相伴的良友，以茶道品悟人生，乐天安命。韦应物也认为茶“为饮涤尘烦”，即饮茶可以消除人间的烦恼。
台湾的周渝先生说得好：“有的人心里很烦，你要他去面壁，去思考，那更烦，更可怕。如果你专心把茶泡好，你自然进去了，就静了……我们在享受一壶茶，我们在享受代表天地宇宙的茶，同时，我们又与我们的好朋友在一起享受，多么快乐啊！”著名的茶学家庄晚芳先生在其所撰的文章中，也多次地提到茶文化中所体现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古人品饮，还讲求环境的幽雅，主张饮茶可以伴明月、花香、琴韵、自然山水，以求得怡然雅兴。而民间的茶坊、茶楼、茶馆中更洋溢着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茶道呈现出欢快、积极、乐观的色调。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也更加积极地实现人生，而且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孔子曾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他将充满艰辛的学习过程看作一种趣事。孔子还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因为在孔子看来，这中间就有乐趣，也就是乐在苦中，苦中有乐，苦亦犹乐。还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去见叶公，叶公便问：“孔子为人如何？”子路告诉孔子，孔子说：“女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时孔子已老，但他仍发愤学习，探索人生大道，从中获得无比的喜悦。这其中的快乐，就是与精神因素相关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