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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的发展与佛教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佛门的饮茶、种茶、制茶不但推动了饮茶的普及，同时也奠定了茶道的基础，佛门茶礼更是丰富了茶道的内涵。
佛教对我国茶道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佛门中的僧人是中国较早的饮茶群体，魏晋以前，茶就已经成为佛门弟子修行时的饮品，甚至在江淮以南的一些寺庙中，饮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陆羽的《茶经》中就有两晋和南朝时僧人饮茶的记录。
唐代开元年间，禅宗在各大寺院得到认可。禅宗讲究坐禅，且要注意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由于茶的特殊属性，成为五调的必备之品。随着禅宗对茶的巨大需求，许多寺庙出现了种茶、制茶、饮茶的风尚，这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有所反映。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吕岩的《大云寺茶诗》中的“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更是盛赞了僧人的制茶工艺。
中国寺庙是茶叶采制、生产和宣传茶道文化的中心。“茶圣”陆羽最初就是从寺庙中结识茶，并对茶道产生兴趣的。此外，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之一皎然所创作的大量茶诗，也对茶道发展与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佛教鼎盛时期，僧人研究、改进茶叶的制作工艺，出现了名寺名茶现象。僧人对茶叶各项技术的改良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许多贡茶也产自寺院，比如著名的贡茶顾渚紫笋，最先产自吉祥寺；曾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君山银针，产自君山的白鹤寺；湖北远安县的鹿苑茶，产于鹿苑寺等等。
佛门茶事兴盛以后，茶寮、茶堂、茶鼓、茶头、施茶僧、茶宴、茶礼等各种名词随之出现。还形成了适应禅僧集体生活的寺院茶礼，并作为佛教茶道的一部分融入寺院生活之中。
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道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趣味，而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也推动了中华茶道的发展。同时，中华茶道中的禅宗茶道对外影响巨大，传入了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
在佛教寺院中，茶道礼仪也是联络僧侣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寺院“大请职”期间举行的“鸣鼓讲茶礼”（住持请寺院的新首座饮茶时的一系列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形式如同请柬。新首座接到茶状，应先拜请住持，后由住持亲自送其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新首座也要写茶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云集法堂，新首座亲自为僧众一一执盏点茶。在寺院“大请职”期间，通过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使寺院生活更加和谐。此外，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以茶汤沐浴佛身，称为“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江西奉新百丈山的怀海禅师制定的《百丈清规》，更是对佛门的各种礼仪作了详细的规定，也对佛门的茶事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中有应酬茶、佛事茶、议事茶等等，都有一定的规范与制度。比如圣节、佛降诞日、佛成道日、达摩圆寂日等均要烧香行礼供茶。再如议事茶，禅门议事也多采用茶会的形式来召集众僧。
《百丈清规》是中国第一部佛门茶事文书，它以法典的形式规范了佛门茶事、茶礼及其制度，从而使茶与禅门结缘更深。
唐代的寺院中饮茶成为一种风尚。各大寺院纷纷建立茶堂，并设立知茶事一职专管茶事。茶堂是众僧人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的地方。茶堂中设有“茶鼓”，用来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坐至焚完一香开始饮茶。此外，还设置了“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集体饮茶形式。茶堂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香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礼仪和固定的饮流程。茶与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茶一味”的林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