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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史上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代茶文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品位，出现了独特的斗茶、精美的团茶和大量的茶著。
唐朝之后，宋代的饮茶之风更为普及，茶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在茶马贸易的影响下，茶也开始成为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必备品。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茶文化有了明显的变化。文人雅士热衷于“斗茶”的活动。据考证，斗茶活动开始于唐代的福建建州（也有学者认为创始于广东惠州）。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斗茶活动才开始盛行，而且传播范围甚广，不仅民间流行，甚至波及到皇室。
由于皇室对贡茶的要求越来越高，宋代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龙团凤饼。龙团凤饼是一种价值极高，并且本身就具有欣赏价值的茶饼，由于这种茶有龙或凤的图案，所以，称之为龙团凤饼。龙团凤饼与一般的茶叶制品不同，它把茶本身艺术化。制造这种茶有专门的模型。压入模型称“制”，有方形，有大龙、小龙等许多名目。制造这种茶程序极为复杂，采摘茶叶需要在谷雨前，且要在清晨不见朝日。然后精心摘取，再经蒸、炸，又研成茶末，最后制成茶饼，过黄焙干，色泽光莹。制好的茶分为十纲，精心包装，然后入贡。
这种茶已经不是为了饮用，而是在“吃气派”。欧阳修在朝为官二十余年，才蒙皇上赐了一饼，普通的大众百姓更是品尝不起。这种奢侈的作风完全背离了“茶性俭”的基本精神，是对传统茶文化的背离。
宋代茶著的数量比唐代多，一共有九部，且大多篇幅较长，但这些茶著多着墨用于技术问题，对茶道精神的创建并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熊蕃的《宣和北苑茶贡》。
蔡襄《茶录》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茶必须色、香、味俱全，这个标准直到今天还在沿用。他还记录了斗茶的全过程，以及胜负的评判标准。此外，他还提出了茶具以黑为贵的鉴赏理论。
宋徽宗赵佶以万乘之尊写成的《大观茶论》为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进一步阐明了茶与人的关系，对前人在饮茶中所获得的精神体验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冲淡简洁”的饮茶观。他还提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此外，《大观茶论》中对制茶、茶具、点茶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熊蕃的《宣和北苑茶贡》详述了茶的沿革和贡品种类，并附载了相关的图形，详细描绘了贡茶品种的形制，是研究宋代茶业的重要文献。
在古代，马匹是一种战略物资，而茶是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所以茶马贸易开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朝开始，朝廷便设茶马司，专门负责以茶叶交换周边各少数民族马匹的工作。
茶马贸易推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当内地的茶叶进入少数民族居住区之后，对当地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少数民族由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对茶提出的特殊要求，又推动适应这种要求的茶叶的加工方式，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专门供应少数民族地区饮用的边茶。
斗茶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为下等。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则为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其一是汤花的色泽，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其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