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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光绪庚子（1900年）年，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以图治，顿生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的出现，同任何一种文艺现象产生一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果说，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谴责小说赖以诞生的风云，那么，上海滩上日渐繁荣的清末文艺小报，则是谴责小说滋生的沃土。早在1900年庚子之前，即维新变法高涨之际，上海滩就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批市民文艺小报：
1896年，李伯元主办的第一份文艺小报《指南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6月，李伯元主编的又一份文艺小报《游戏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日出方形版四版，用连史纸单面印刷。广告与文字各半，以谐文、市井新闻及诗词剧评、灯谜为主。该报重印本发行告白说：“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文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诗钟、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人逋客、匪徒奸宄、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义不搜，有体皆备。”《游戏报》的主要撰稿人，除李伯元外，还有欧阳巨元等。该报先后出版5000号，在晚清小报中很有名气。
1897年10月，文艺小报《笑报》也在上海创刊，其版式与《游戏报》相近。11月7日，《演义白话报》（一名《白话演义报》）也在上海创刊，它是与戊戌维新俱来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产物。该报由章伯初、章仲和主编，社址设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除上海发行外，另在北京、天津、南京、杭州、重庆等21个城市设有外埠发售处。该报是用白话文编写的文艺小报，内容有新闻、笔记、小说等。该报在创刊号刊有《白话报小引》一文云：“如今东西洋各国四面进来，夺我的属地，占我的码头，他要通商就通商，他要立约就立约……我们中国人种种吃亏，不止一处，讲到这句话，便要气死。”“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
1897年11月间，上海还出现了我国报纸最早的专页副刊——《消闲报》。它随上海《字林沪报》附出，日出毛边纸对开一大张，共四小版，随《字林沪报》免费送阅，不另售。内容有骈文、散文、新闻、诗词、小品等。新闻部分“上自国政，下及民情，以致白社青谈、青楼丽迹，无一不备”，多数是“希奇开笑，艳冶娱情”的“消闲”之作，以所谓“遣愁、排闷、醒睡、除烦”为目的。这一专页副刊由高太痴主编，撰稿人有吴趼人、周病鸳、陈蝶仙等。它曾四次改名：初名《消闲报》；后随《字林沪报》转与《同文沪报》，改称《同文清闲报》；1901年恢复《消闲报》原名，1903年再改为《消闲录》。
1898年，由于光绪帝支持维新变法，更加推动了上海文艺小报的繁荣。该年4月，清政府邮局决定报纸可按“货样”标准纳费投寄，这样使得报纸邮费略低于普通信件，有助于小报发行。该年6月，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变法，民间报纸出版受到鼓励，使得文艺小报更趋繁荣。于是，1898年4月，文艺小报《笑笑报》在上海创刊。6月，文艺小报《趣报》也在上海创刊。《趣报》日出一刊，由邹弢主编，是一份刊载趣味性文字的小报。每期首载散文一篇，次为新闻，末附诗词。新闻多关花月，题目间采偶语。每日随报附送连载小说《断肠碑》单页一张。由于该报曾用赠奖办法刺激发行，致使报纸日销量突破1万份。1898年7月，文艺小报《采风报》也在上海创刊。该报日出两版一小张，另附赠《海上繁华梦新书》单页一张，用红、黄、蓝、绿、白等各种彩色本纸印刷，每份四文钱。该刊由孙玉声、吴趼人主笔，自称以“风世”为目的，其中刊登的新闻与散文，时有对清廷的讽刺。
1900年4月，《上海文社日报》又创刊于上海。这是李伯元创办的文学社团“海上文社”的机关报纸。该报日出一小张，油光纸单面印刷，内容分社说、社榜、社谈、谈薮、笔记、杂著、艺苑等。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从1896年到1900年前后，上海的文艺小报是多么的品类繁多。究其原因，这固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思潮有关，但是却也不能说与上海市民情趣需要以及文人墨客聚集于此无关。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谴责小说的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所谓南亭亭长，即是李宝嘉，字伯元。所谓我佛山人，即是吴沃尧，字茧人，后改趼人。从前面本文的记叙中可以看出，李伯元、吴趼人都是上海清末文艺小报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二人或任主笔，创办报纸，或积极为小报撰稿著文，都是抨击腐朽清王朝的职业报人。
李伯元的代表作是《官场现形记》，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全书共60回。小说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官僚群象，历数了他们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丑态，谴责了清政府的卑污腐朽。此外，李伯元还有《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等长篇小说和不少弹词，大都是对封建社会末世的愤嫉鞭挞之作。李伯元的这些代表作，虽然先后在1901年到1906年写成，但作品的大多素材与构思是在1900年前后报馆工作之际酝酿而成的。吴趼人的代表作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带有作者自传性质，通过主人翁在20年间耳闻目见的无数社会现象，描绘了一幅清王朝行将就木的图卷。此外，吴趼人还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作品，无论是写现实，还是写历史，都是愤世谴责之作。吴趼人除在上海办文艺小报外，还于1904年在湖北任《楚报》主编（该报为美国人所办），1906年编过《月月小说》。
从小说本身的源流而言，无论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继承了《儒林外史》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但就艺术技巧而言，都赶不上《儒林外史》，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品评的那样：“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语）“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是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评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语）。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些缺陷，正是一般报人写作的通病。新闻工作的繁忙，使报人的写作往往粗糙。报纸急于连载，迫使稿件下笔不够谨严。何况多产如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呢？另外，以市井小民为读者对象的清末上海文艺小报，格调与情趣不可能太高，新闻纸的发行量迫使报人们经常运用夸张骇世之谈，借以取悦读者。但是却也正是这些小报的媒传作用，使李伯元、吴趼人“骤享大名”。
我和孙犁相识较晚，那是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他由延安重返冀中之后。当时《冀中导报》在河间，孙犁奉冀中区党委之命与报社住在一起，负责编辑《平原杂志》和《冀中导报》的文艺副刊。那时他可以说是“十分繁忙”。上半月，孙犁经常到各地体验生活，搞创作；下半月回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就又走了。《平原杂志》先后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要写较长的编后记。除了编刊物外，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青年，比只是坐编辑室好”。
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解放战争的炮火就打响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继孙犁以后，又有一批作家从延安和其他地区先后来到冀中。当时冀中还没有作协和文联之类的组织，冀中的和从延安等地来的作家只得住在报社，报社成了作家之家。他们中有长篇小说《腹地》的作者王林，有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有长篇小说《大地》的作者秦兆阳，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的作者杨朔，有《挥手之间》的作者方纪，有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袁静，有长篇小说《功与罪》的女作家柳溪，还有著名文艺评论家萧殷、李湘洲和木刻家古元、李黑等。当时在《冀中导报》上先后发表了这些作家的不少作品，为报纸增色不少，成为《冀中导报》人才济济的黄金时代。
所有住在《冀中导报》的作家们，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要算孙犁了。在我认识他之前，就早已拜读过他的名篇《荷花淀》和《芦花荡》。这两篇小说最早发表在1945年5月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并在革命圣地引起轰动，并为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报刊所转载。我是在晋察冀和冀中的报刊上读到它们的，其文字之美、艺术之高、寓意之深，给我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解放战争年代，我曾多次随军穿越白洋淀。号称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共由140余个淀组成，占地40多万亩，水道纵横交错，足有三四千条，是游击队理想的水上抗日根据地。古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那炮火连天的抗日年代，白洋淀更具有一种悲壮的英雄色彩：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夜晚，日本兵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像要滴落下来的样子。而这样的深夜，正是抗日健儿们打击敌人的最好时机。孙犁在《荷花淀》和《芦花荡》中所描写的英雄儿女，几乎都是真人真事，只是在作家笔下更典型化了。书中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我是多么想拜孙犁为师，好好向他学习呀！
然而，在那紧张的战争年代，作为《冀中导报》和新华社冀中分社的记者，我也与作家们一样，多在外少在家，不是到农村深入生活，就是随军打仗采访，因此平时相互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1947年春天，我才找到了一个和孙犁“深入交谈”的机会。那时我正在安国县采访，恰好孙犁路过这里，要到安新——白洋淀去。晚上，我和他同住在安国县委招待所；第二天我陪他参观了安国南关的药王庙，和他童年在安国城里就读的学校。
安国旧称祁州，是有名的药材集散地，被人们称为“药都”。据传说，各路药材不到祁州就不灵，必须在祁州转手，再运往全国各地。因此，每年春冬庙会（药王庙），商贾云集，有川、广、云、贵和关外各帮。解放两年来，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号召和鼓励下，安国的药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如今大街两旁都是店铺，熙熙攘攘，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孙犁看到此情此景十分高兴，晚上和我谈了很久，谈到他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从事文学事业的经过。
据孙犁说，1913年他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滹沱河挟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在这里顺流而过。孙犁12岁跟随父亲在安国县城内读高小，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安国县离他的家乡有60华里，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一批进步的文学作品，其中有鲁迅、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并开始阅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杂志。
14岁，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这是一所在北方相当有名的私立中学，它以办过勤工俭学的留法准备班而出名，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初中读书期间，他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在高中时，孙犁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著作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大多是鲁迅和曹靖华翻译的。这一时期，他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读了不少这类著作，并开始撰写这方面的文章。
孙犁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原来，父亲供他上中学是希望孙犁毕业后考邮政局，结果未能如愿。他在北平流浪，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课，余暇虽时常给报刊投稿，但很少被采用。为了生活，他先后在北平的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1936年暑假后，他经朋友介绍到河北省安新县同口镇高级小学教书，当六年级级主任和国文教员。在这所学校时，他从上海邮购革命的文艺书刊，继续进修，自学完了大学文科的全部课程，并初步了解到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孙犁再没有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人群，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急忙往南走去。“就要亡国了吗？”堤上的农民望着茫茫的河水，愤然发出悲叹。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把战争推进到孙犁的家乡，推进到滹沱河沿岸。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在1937年冬天，孙犁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他首先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一书；接着选编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集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出版；还撰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第一期上。冀中的资深作家王林看了非常满意，把孙犁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吉尔波丁是苏联文学评论家，参加过国内战争，曾任联共（布）中央文学处处长），并一再对人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1938年秋，孙犁调往冀中抗战学院当教员，专门讲授《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抗战学院设在冀中的腹地深县，是为吸收和培养抗日的知识分子队伍，经中共北方局批准而开办的，由杨秀峰任院长。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界的名流，又是有着国民党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他任院长，有利于开展工作和团结、影响更多的抗日知识青年。
抗战学院是当时冀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最高革命学府。学校分民运学院和军政学院两部分，前者设在深县第十中学，后者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地主的宅院里。学院于7月招生，8月初开学，报考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没有严格的限制，有二三十岁的大学生，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还有少数高小学生和开明士绅。学校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其任务是在短期内培养出抗日急需的军政干部。我们《冀中导报》的李伯宁，就是抗战学院结业后出任肃宁县县长的。
孙犁在抗战学院教书时，还为冀中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认识转变的过程，可惜剧本已经流失。但杨秀峰院长委托他写的抗战学院的校歌歌词，却靠人们的回忆保存下来了。这首校歌，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了学生们前进的方向。记得歌词是：
同学们，
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就在前方。
我们的弟兄们，正和敌人拼，奋勇不顾身。
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
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
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
前方在战斗，家乡在期望，
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
把刀枪擦亮，叫智慧放光。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
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
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这年冬天，敌人从四面八方蚕食冀中，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形势日趋严峻。抗战学院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分散活动，孙犁也奉命调往晋察冀和延安，从事报刊编辑和教学工作。在延安鲁艺学院工作期间，孙犁创作并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和《麦收》等作品，并从此成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
日本投降后，孙犁重返冀中，除了编辑刊物外，又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先后写出了《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颇受读者欢迎。他这次重访白洋淀，主要是看望乡亲们和他当年教过的学生们。经过深入采访，当年的《冀中导报》连续发表了他的《渔民生活》、《织席记》、《一别十年同口镇》等作品。回到报社，孙犁感慨地对我们说：“这次到白洋淀，一别十年的旧游之地，给我很多兴奋、很多感触。想到十年战争的时间不算不长，但是这里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犁利用过去的关系访问了几个家庭。他在同口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热情真挚地向孙犁诉说了这十年同口镇的经历，并告以他们的孩子如今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有的当了营长，有的当了教导员，家长们感激孙犁对孩子们的教育。如今，他们的父兄代替了那些绅士地主，负责村里的工作，虽然工作上有许多难题，可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却具备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得了房屋、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不仅逐步弥合了战争创伤，而且较战前还获得了发展，白洋淀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孙犁深有感触地说：“真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待我们打败蒋介石，推倒三座大山之后，我们的国家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形势的发展正像孙犁所预计的那样，1948年国共两党的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继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打响后，平津战役也开始了。作为《冀中导报》和新华社的记者，我星夜赶赴平津前线。正当平津战役紧张进行时，处在后方的《冀中导报》编辑部奉中共中央华北局之命，一分为二，一部留在冀中继续办《河北日报》，另一部由原《冀中导报》社长、时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的王亢之率领前往天津创办《天津日报》，孙犁也在其中。他到天津后主要负责《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在编稿之余还抽暇创作出版了以抗战初期冀中农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风云初记》是孙犁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全书约30万字，以冀中平原五龙堂为背景，通过抗日战争第一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集中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变幻。小说不以情节曲折见长，却以极省俭的笔墨，抒发了浓郁的爱国情怀，引人入胜。冀中的老战友们都为此书的出版而高兴，并称这是孙犁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丰碑。
孙犁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通过《文艺周刊》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家，人们经常提到的有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人。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15岁。后来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群体，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的。
正因为《文艺周刊》在扶植文学新苗、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尽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绩，这些作家在许多年之后，也一直感念着它的主持者的劳绩。作家刘绍棠在《忆旧与远望》一文中写道：“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也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
原在《冀中导报》的一些老朋友们注意到，孙犁在完成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后很久，由于体弱多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严重摧残，再也没有写出有影响的作品。1971年春天，我随新华社国外记者参观团到天津时，特意到孙犁寓所看望。多年不见，他虽显得苍老多了，但文思敏捷，眼睛仍炯炯有神。在我到他家时，他正在书房整理、修补自己的图书。他说：“落实政策了，当年抄走的书又给送回来了，但多已破损，不少好书也遗失了。”许多老朋友都知道孙犁有爱书的嗜好，他不仅是当代读书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爱书如命的作家。他曾自作一则“书箴”写道：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作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
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抄家和批斗，孙犁极为痛苦地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读者知道，特别是冀中的老朋友们更清楚，我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写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翻身求解放的，怎么过去被群众认为的香花，在‘文革’中却变成了毒草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孙犁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怎么过去正确的东西在‘文革’中却要遭鞭打和批判呢？”
冀中的老朋友们对孙犁的为人十分了解，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热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从来没有做过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在作家的创作道路上，孙犁一贯坚持深入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他说：“文艺的自然土壤只能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植根于这种土壤，文艺才能有饱满的生机。使它离开这个土壤，即便插进多么华贵的瓶子里，对它也只能是伤害。”
谈到作家的职责，孙犁在《文学生涯》一文中强调：“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真美善的卫道士”，“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家的风格”，“作家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既是战斗，就可能遇到各色敌人，也可能遇到各种的牺牲”……这就是作家孙犁的世界观和创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