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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无疑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不再是昔日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从红军乃至后来八路军著名将领的行列中消失。对于陈昌浩返回延安的坎坷经过，《纵横》2002年第6期曾发表《陈昌浩回延安》一文予以详细介绍。但陈昌浩回到延安以后的情况，却鲜有文章详细谈及。
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余部突围。
走出祁连山后，陈昌浩和徐向前在甘肃省山丹县马营乡一位叫但复三的湖北老中医家歇脚。在当时马匪严密搜索西路军人员的严峻形势下，徐向前不敢耽误，决定先行出发，赶回了延安。其时陈昌浩的胃病复发，无法成行。两三个月后，陈昌浩的病情在但复三的照料下有了好转，决定回延安。但复三已猜出陈昌浩可能是红军里的“大官”，侠肝义胆的他决定亲自陪同陈昌浩回延安。但在西安没有与地下组织接上头，思乡心切的陈昌浩决定回湖北老家一趟。就这样，他与但复三辗转来到汉口，见了多年未见的妻儿、胞弟和其他几位亲近的族人、亲戚。但陈昌浩不敢在汉口久留，很快便乘车经西安赶赴延安。1937年8月下旬，陈昌浩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延安。
在回延安路经洛川时，正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刚刚结束。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增加为11人，实际上调整和重组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用前任和新任中革军委委员徐向前的话说，是“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陈昌浩的老战友徐向前名列其中，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中的唯一成员。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失败后只身回到延安的徐向前时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陈昌浩在此先后见到参加了洛川会议的彭德怀、徐向前和张国焘等人。徐向前参加洛川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8月26日早饭后，徐向前准备出发前，意外地碰见了刚刚归来的陈昌浩。两位经历生死离别的老战友在此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万分。徐向前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描述这次相遇：“有一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里治疗。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信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
徐向前接着说：“我明天就要去山西，你好好休息，多多保重。”徐向前为人谨言慎行，一向以遵守纪律著称，讲话不多。与陈昌浩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重逢，徐向前在热情的寒暄与别后重逢的关怀外，对于陈昌浩十分关心的洛川会议的情况，则没有透露只言片语。对此，陈昌浩有些失落，但对老战友的处境也能理解，毕竟西路军西征失败，徐向前也是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便多言。
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对于同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一向患难与共的陈昌浩和徐向前来说，大马营分手后，徐向前及时回到了延安，继续受到中央重用。在八路军改编时，中央是提议徐向前担任八路军一个师的师长的，只是后来国民党方面只同意八路军成立三个师，徐向前才改任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人员改编而成的一二九师的副师长。陈昌浩因病滞留在大马营两三个月并先回汉口，错过了洛川会议，与老战友徐向前的命运迥然不同。
尽管陈昌浩后来在中国的军事舞台上销声匿迹，但老战友徐向前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说：“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果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
8月底，陈昌浩在延安见到了由洛川刚回到延安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新当选的中革军委书记（主席）毛泽东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而后，陈昌浩被安排住进位于杨家岭的窑洞里，开始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通过自己的回忆与阅读中央与西路军的来往电文及有关决定，陈昌浩痛心地检讨自己领导西路军孤军深入荒山大漠，浴血征战的利弊得失。1937年9月30日，陈昌浩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半月后，他又补充写出《第二次报告书》。
10月5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内部公布了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三点错误说法：第一，“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第二，“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第三，“过河本身根本也是不对的……”。
显而易见，陈昌浩的这些说法并不正确。渡河作战基本上执行的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虽然也难免有张国焘干扰作战指挥的事件发生，但在渡河作战问题上，张国焘基本上是执行中央指示的。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过的历史事实。
陈昌浩在这里为什么说违心的话呢？这与他来延安前已深入开展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作战及其失利所作的严厉批评也不无关系。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任部长凯丰发表了长达3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揭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3月27日到31日，在张闻天的住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与会者中有30多人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贺龙的批评尤为激烈，有的人是声泪俱下。31日，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谈到西路军失败问题时，《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批判“国焘路线”运动此后在全党、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批判渐渐过了火，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干部成了对象和靶子。先是少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最后造成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受到伤害，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将西路军判定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对于西路军是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在党中央的指示下进行作战，但执行的任务飘忽不定，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与“国焘路线”并无太大的关系。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而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西路军，却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在延安的抗大，甚至发生了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多位军师级别的干部拖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事件。
这些事不能不给陈昌浩以很大的压力。毕竟，在历史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关系密切，是张国焘之下的红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受到激烈的批判，陈昌浩不能不与张国焘“划清界限”，不是实事求是作出违心之论，就不足为怪了。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更是反复地强调，“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违心地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陈昌浩还说：“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虽然在工作过程中，有某些反国焘路线与部分向中央路线转变的表示，可是在动摇、妥协、调和之后，终于在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国焘路线。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在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两个报告中，有两个意见值得重视：第一，西路军绝对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陈昌浩写道：“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这些意见是陈昌浩为两万多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正名的基本点。陈昌浩的这两个意见还是实事求是的。
陈昌浩到延安后，非常关心已归来与未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衷心希望党中央让他们重返抗日前线。一些人实现了这一宏愿，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以及共和国大将王树声。鉴于陈昌浩认识错误的态度诚恳积极，且对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检讨受到大会的肯定和张闻天的赞扬。关于西路军失败教训的讨论至此告一段落，陈昌浩开始了延安的新生活，先被安排到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中宣部宣传科科长和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校的政治课教员，担负近代世界革命史的授课任务。但这并非陈昌浩的本愿。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职责是重返抗日前线，率部杀敌，收复国土，建功立业，重振雄威，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一名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和经验率部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他曾向中央表达了到前线杀敌的想法。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安排，使他上前线杀敌的夙愿落空。对此，他很是失望，但只有服从组织的安排。
陈昌浩后来也产生过委屈的情绪。犯了分裂党中央和红军这样严重错误的张国焘还依然保留着重要的职位，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陈昌浩而言，他感到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年征战中是作过贡献的，现在却一下子降为一个普通科长时，感到很不公平。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陈昌浩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不满。1962年，陈昌浩在一份检讨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我在延安大会承认错误之后，内心总觉得中央对四方面军在历史上的作用没有作出应有的估计。所以，我在党的六中全会的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中央，说到我的这一错误的看法。”
陈昌浩有这些想不通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作为一名受过党多年教育的高级干部，还是以理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政治地位的变化，正确认识与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在以后所写的历次检查中，陈昌浩总是强调：“自从我在延安承认错误以后，我一直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执行党的路线，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
思想稳定后，陈昌浩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本职岗位中。在中宣部的工作并不繁重，他工作的主要方面在理论研究和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几所干部学校的兼职教学方面。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在这三所学校先后讲授了社会科学概论、世界近代革命史和边区经济讲座，受到了老红军干部、地下党干部、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在理论研究工作中，陈昌浩取得的突出成果主要有三项：一是参与了以杨松为主编的《社会科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二是编写和出版了《近代世界革命史》专著；三是发表长篇战时财政经济问题的论文。
陈昌浩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除了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外，极少参加党的高层会议与活动。1937年10月30日，陈昌浩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当事人的身份，参加了讨论西路军失败教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作了西路军失败的检讨报告。同年12月22日，陈昌浩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边区党委的工作。陈昌浩此时已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他出席这次会议的身份耐人寻味。根据会议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在“洛甫、凯丰、陈云、康生、国焘”等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中，陈昌浩的名字排在参加者“（郭）洪涛、王达成、高岗、王若飞”的末位，属于非政治局成员之外的扩大列席人员。
同一时期，陈昌浩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1938年底至1939年春，参加了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界名人座谈会，讨论抗战文艺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以外，其他党的重要会议与活动，例如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特别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陈昌浩虽然都在延安，但均未能参加。
1937年10月，陈昌浩的妻子、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在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被党中央营救出狱，历经劫难，回到了延安，与陈昌浩生活在一起。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川西北道孚期间，陈昌浩与张琴秋正式结婚。这份婚姻对他们二人而言，都是第二次婚姻。张琴秋的第一任丈夫、曾担任过鄂豫皖分局书记的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牺牲了。1936年10月，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时，与陈昌浩结婚不久的张琴秋已怀孕。不久，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以使她安全分娩。但在临泽守卫战失败后，西路军后勤单位等被迫撤离。“马家军”的骑兵穷追不舍，张琴秋恰巧在这个危急时刻分娩了。由于战场的特殊环境，这个婴儿没有存活下来。这次分娩给张琴秋留下了严重的妇科病，使她此后再没有能够生育。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石窝会议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临别时，鉴于西征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与张琴秋是相对无言。1937年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不久担任抗大第八大队大队长，后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王明任校长），兼任中央妇委委员。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团聚，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元配夫人刘秀贞的小儿子陈祖涛。
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病倒了。首先是老毛病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当时延安缺医少药，无法根本医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同时，毛泽东批准陈昌浩可以携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病。
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在延安机场登上飞机。同行的还有陈昌浩、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次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张琴秋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飞机于当天飞抵兰州。一周后飞抵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这里，陈昌浩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看望了突围到新疆并在此学习的原西路军数百名指战员。他低着头，向自己的老部下作了沉痛的检讨：“同志们，我是个犯了严重历史错误，对革命事业有罪的人。我的错误给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使我们的党……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付出了重大牺牲，现在只剩下你们这几百人了，我心里真是痛苦极了！我对不起同志们，对不起党。”听了陈昌浩极为诚恳、出自肺腑的检讨讲话，西路军老战士都很受感动。
三四天后，周恩来、陈昌浩一行继续乘飞机，经阿拉木图等地飞往莫斯科，于9月中旬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开始了他为期12载的漂泊异国的生涯。
陈昌浩刚一离开延安，元配夫人刘秀贞就携带着长子陈祖泽，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刘秀贞感到很失落，但张琴秋热情地接待了她，对她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张琴秋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但陈昌浩与刘秀贞、张琴秋的婚姻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不久，待刘秀贞一切都安顿好了以后，张琴秋把陈昌浩临走时留下的话告诉了她。陈昌浩话的意思是说自己要去苏联治病了，不能见刘秀贞。她帮我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了，自己永远是感激她的。现在已成了这个局面，只有请组织上帮助解决吧！刘秀贞很开明，识大体，不久就在组织的帮助下，正式解除了她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后来刘秀贞与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结婚，重组了新家庭。千里迢迢来延安找陈昌浩的刘秀贞，与陈昌浩再次见面已是24年后了。1962年陈昌浩回湖北时，在时任武汉市委书记、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宋侃夫的安排下，两人在武昌东湖翠柳宾馆重逢了。
剧作《沙家浜》家喻户晓，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散见于报刊的也不少。但有一个人物却未见提及，那就是1955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刘飞。可以说，不是刘飞将军也许就不会有《沙家浜》。
《沙家浜》一剧的素材，来源于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上的故事。
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更大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即东路地区）撤往扬中，而将40多名伤病员和十多名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在伤病员中，伤势最重的是“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飞，敌人的一颗子弹头打进了他的肺部，虽经全力护理伤口没有恶化，但一咳嗽就吐血。因刘飞的职务最高，伤病员、医护人员自然都由他负责，他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重任。
“江抗”刚刚西撤，日伪军便立即严密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面对严峻的形势，乡亲们自发地保护、供养新四军的伤病员。一发现日伪军进村，他们就马上把伤病员转移到小木船上，隐匿进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日伪军走后，他们又将伤病员接回，并在厨房、牛棚、猪圈、草堆里建起隐蔽的病房。尽管这样，还是有伤员遭到日伪军的捕杀，也有伤员因不停转移，缺少药物治疗，得不到很好休息，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而牺牲。到10月底，伤病员只剩下《沙家浜》中所说的36名。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刘飞躺在门板上还在鼓励大家保持革命的乐观精神，战胜伤痛、战胜敌人。为了防范敌人的突袭，他把一些轻伤号组织起来担任警戒，并给阳澄湖一带的地方武装头领写信，晓以大义，消除他们的敌对行动。经过努力，刘飞又同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给伤病员们带来极大的鼓舞。
到10月底，除刘飞伤势仍不见好，其余伤病员的身体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有的已基本痊愈，不少人提出要回主力部队去。是让大家走还是把大家留下来？刘飞目睹当地群众对“江抗”的期盼之情，讲出了在阳澄湖上重建“江抗”的想法。伤病员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一份报告辗转送达新四军军部，上级同意了重建“江抗”的主张。
11月初，原“江抗”三路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前来向刘飞等人传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建立新“江抗”的指示，并商讨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事宜。大家公推刘飞出任司令员，但刘飞考虑到自己的伤势不能亲自带部队行动，提出只参与新“江抗”的创建，不担任领导职务，推荐病已痊愈的原“江抗”司令部参谋夏光出任司令员。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宣告成立，伤愈的1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司令部特务连，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的短枪便成了新“江抗”初期仅有的两支打得响的枪。
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上海疗伤。三个月后，刘飞重返“江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协助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工作。不久，刘飞又成为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新“江抗”不断发展壮大，几经改编，到淮海战役时的建制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这时刘飞已任第一纵队的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后，部队由刘飞指挥参战。在淮海战役中，一纵创下了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册的辉煌战例，也正是这一战例为《沙家浜》的产生找到了第一作者。
淮海战役开始后，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合力攻击下，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的左翼第六十三军，妄图经徐州地区的窑湾镇渡大运河西逃。华野总部电令一纵追击敌第六十三军，争取于窑湾将其歼灭。接到命令后，刘飞和纵队其他领导决定：为了争取时间，纵队不留预备队，各师自定一个团作预备队，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迅速包围压缩敌第六十三军于窑湾，肃清外围；而后，纵队对各师不再调整部署，即转入总攻击。纵队不留预备队、总攻时纵队不再调整部署，这是没有先例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被称为“急袭的战法”。
1948年11月9日傍晚，一纵终于成功地将敌第六十三军围困于窑湾。敌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令所部在包围圈里南冲北撞一昼夜，没能打出一个突围的口子，只好求救。当黄百韬告知接应的邱清泉兵团于两天后赶到时，他绝望地说：“来不及了。”在一纵的总攻击下，陈章于12日拂晓丢下部队，率卫兵窜到运河边企图泅水逃跑，被我一纵部队击毙，随后该军1.37万人被全歼于窑湾。这次作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的战例，华东野战军首长为此发出通令予以嘉奖。
战斗刚结束，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就来采访刘飞。在硝烟渐逝的战场，刘飞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就不要提我刘飞，决心是大家下的，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崔左夫跟在后面边走边听，刘飞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对他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的那段岁月真让人难忘啊！”说完，刘飞就快步向二师走去，丢下崔左夫站在那里发愣。刘飞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解释说：“我们刘司令员对二师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也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由36个伤病员组成的新江抗发展成旅时，他当旅长，发展成师时，他当师长。他装着一肚子‘江抗’的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事，你什么时候采访采访他吧！”
当晚崔左夫就找到刘飞，采访“江抗”的事。听了刘飞的讲述，崔左夫激动不已，他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于是数年后，崔左夫成了《沙家浜》的第一作者。
由于战事不断，崔左夫对“江抗”36个伤病员的事迹未能作进一步采访，新中国成立后，崔左夫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没有放下这个素材。在刘飞的帮助下，他获取了“江抗”36个伤病员的名字以及其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单位，并陆续对他们深入进行了采访……1957年，他终于以“江抗”36个伤病员的战斗生活为素材，饱含激情地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
那年文化界正举办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活动，上海沪剧团正想寻机找到优秀征文改编成剧作公演，当该团副团长、崔左夫的老战友陈荣兰听说崔手头就有一篇好征文时，赶忙索要。读罢《血染着的姓名》，陈荣兰兴奋不已，又推荐给剧团编剧文牧。文牧看后也热血沸腾，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将《血染着的姓名》改编为剧本《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当陈荣兰和文牧得知刘飞就是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时，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当时虽然身患重病，仍认真听夫人朱一念完了剧本，提出了要进一步贴近生活的意见，并拿出由他口述、朱一和秘书高松整理的反映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两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刘飞对剧本十分满意，还亲自安排剧组到由“江抗”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体验生活……
不久，《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引起反响，1964年5月被选调到北京公演。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此剧，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当时江青正想通过文艺进入政治舞台，借机立即组织人马将《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沙家浜》。《沙家浜》以独特而又感人的故事、细腻的台词和唱功，一下轰动了全国。
江青如此“器重”《沙家浜》，免不了要关注一些与《沙家浜》有关的人和事。她听说刘飞就是当年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便派身边的人去了解刘飞的情况。
刘飞小时候要过饭，是湖北黄安（今红安）农民运动中的骨干，红军时期他凭借一身力气、一颗忠心，从战士成长为师职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一颗子弹打进其肺部，“江抗”都准备开追悼会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在阳澄湖上助燃了革命的火种。解放战争时期，他胸腔埋着一颗弹头，却照样指挥千军万马，立下不朽的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努力工作，甚至为学习读书掉落了不少眉毛和头发，让朱德大为感动；后来生胃癌，胃被大部切除，仍然恪尽职守……当江青获知刘飞传奇般的经历后，不知是出于何目的提出要见一见他。
1965年初夏的一天，刘飞接到了江青要接见他的通知。这让刘飞感到很突然，想推病不去。当时刘飞对江青的政治野心并不清楚，不想去的原因主要是不想借反映“江抗”36个伤病员的剧作扬个人之名。但江青毕竟身份非同常人，刘飞勉强同意了。
刘飞和许世友一样，爱穿草鞋，而且两人还较过手劲。去见江青那天，为显示对主席夫人的尊敬，他特地换上了皮鞋。当他来到江青在上海下榻的饭店会客厅时，江青满脸不愉快地皱了一下眉头。原来刘飞走路步子重，脚下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咚咚”作响，让江青感到不舒服。
“你就是领导过36个伤病员的刘飞？”江青瞟了一眼刘飞，问道。
刘飞回答：“是的。”
随后，江青要刘飞讲一讲那段经历。没成想，刘飞刚把“江抗”伤病员的情况讲了个大概，江青便对刘飞说：“你的嗓门怎么这么大？”（刘飞的耳朵在孟良崮战役中被炮声震出过血，听力一直不好，也害怕别人听不到，所以讲话时嗓门特别大）面对江青这一问，刘飞不想再作解释，不太高兴地回道：“我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
这次见面，刘飞没有给江青留下好印象，江青也没有给刘飞留下好感，刘飞觉得“这个女人太阴了”。
自从那次被江青召见过后，刘飞就不大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了。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摆功，去张扬自己。”《沙家浜》唱红后，一遇熟知者拿他比作剧中人物郭建光，他总是竭力阻止，有时还会板起面孔。崔左夫曾多次请求为刘飞写回忆录，他也总是那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此事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刘飞——这个郭建光的人物原型才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