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02年5月24日晨，历经近90年人生风雨又与病魔抗争半年之久的习仲勋告别人世。仅四小时后，95岁高龄的资深中共元老薄一波便派秘书送来一副亲笔书写的特殊挽辞：惊悉“炉火纯青”不幸逝世，深表哀悼。“炉火纯青”，道家谓曰：炼丹成功时，炉火发出纯青色的火焰。后人喻之为功夫达纯熟完美的境地。
薄老曾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评语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亲耳听毛泽东讲的。50年代初，薄一波一次晋见毛泽东，毛正在阅批主政西北的习仲勋写来的报告，遂递给薄看并问：“怎么样？”薄答：“好哇！”毛泽东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是炉火纯青。”薄一波此次为习仲勋写挽辞，不称亡者姓名，而以“炉火纯青”代之，盖棺论定，足见寓意深远。其中不仅包含了对习仲勋做事高超艺术、丰富经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钦佩，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直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
中国共产党在开天辟地的伟业中，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形成了星映环宇的领袖群体。习仲勋在众多的开国元勋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佼佼者。他投身革命时间早、年龄小。大革命时期，他13岁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19岁担任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主席，21岁在边区工农兵代表会上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那时如讲级别，至少也是省部级领导；他32岁出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担负起中共中央首府所在地党的主要领导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又提名选调39岁的习仲勋接替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当时被称为“五马进京”的还有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他比年龄最长的邓子恢小17岁，比年龄较轻的高岗也小8岁，无疑是“五马”中的一匹骏马。1959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年45岁，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纵观中共执政史，除“文革”中少数坐直升机上来者外，习仲勋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年龄当属最小的一位。1981年他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虽已67岁，但却是“文革”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没有过规定年龄杠杠担任此职者。他从小在革命熔炉中锻造，又历经诸多重要领导岗位，总是沉稳练达，多有建树。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曾以习仲勋年轻有为、“炉火纯青”为例，特别强调了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仲勋只读过半学期的师范，在他参加革命的履历中甚至看不出有过系统学习的经历，当然更谈不上博览群书，满腹经纶。但他的人格品质，领导才华何以“炉火纯青”？恐怕主要得益于他终生不渝的“求实”精神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他注重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并经过独立思考，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他心地坦荡，报实情，讲真话，不人云亦云。
1947年11月，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干部大会，贯彻全国土地法大纲。但是由于受晋绥地区某些“经验”的影响，“左”的倾向在陕甘宁边区一些地方土改中蔓延开来。“群众说咋办就咋办”成了流行口号。不加区分地平分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成土改对象，把已经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拉出来斗争，甚至出现了把猫装进妇女裤裆让其乱抓乱咬等非人性的体罚现象。习仲勋对此忧心如焚，1949年1月4日，他顶风电谏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也不超过总户数20％，许多原先的地主富农土地已经被没收，参加劳动至少七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毛泽东看后极为赞赏，即复电贺龙，习仲勋：“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19日，习仲勋再次向毛泽东建言，提出了克服土改中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极“左”做法的九条措施，包括：表彰和保护劳动致富；承认业已变化了的新的阶级成分；不要怕中农当道；不应算政治老账；采取感化争取政策等。毛泽东接电后即批转全国各解放区：完全同意习仲勋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地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改正“左”的错误。2月8日，习仲勋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就土改政策问题又提出四条建议，引起毛泽东特别重视。
在全国解放后大西北的土地改革中，习仲勋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西北地区地主富农人口和占土地面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由于西北居住有十几个少数民族，而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又有着复杂的关系。他说：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地区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据此他提出区别情况，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土改方针政策，成功地在5省区、170多个县市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民族宗教人士，维护了广大农、牧民利益。也使众多的亲属子女免受株连，后来有人认为：“西北土改不彻底”、“右倾”等，进行所谓“民主补课”，然而这些“左”的做法，最终在实践的检验中被无情抛弃。
习仲勋“炉火纯青”，还表现在他驾驭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胆略和魄力上。1952年前后，新疆乌斯满残余势力武装暴乱，兴风作浪，情况严峻。中共新疆分局工作也出现“左”的偏差，使事态更为复杂。习仲勋奉毛泽东之命处理新疆问题。他坚持原则，果敢决策，提出了切合新疆实际的方针政策，稳定了局势。青海昂拉地区封建千户项谦发动武装叛乱，习仲勋力排众议，决定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的策略，对项谦数擒数纵，终于促其投降。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曾风趣地对习仲勋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历经党中央三代集体领导，他胸有全局，立党为公，讲原则，讲团结，与人合作共事，尤为“炉火纯青”。他在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辅佐总书记胡耀邦开展工作并与之建立了深厚友谊。1981年6月，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变动问题，当时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屡建功勋的胡耀邦，成为众望所归的党中央主席人选，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和反映。习仲勋在这一关键时刻，对胡耀邦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力推他担任党的主席。但是胡耀邦却极度不安，习仲勋说：“我看不要怕，尽管有十年‘文革’遗留下的许多创伤，也有成堆的问题，只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工作只会做好，不会做坏，我们的事业只会前进，不会后退。”
果然，胡耀邦在邓小平、习仲勋等一大批老同志的支持下，各项工作举世瞩目，历史做出了正确评价。但他工作过程中也有大的失误。后来胡耀邦严于律己，检讨工作，接受批评。性情耿介的习仲勋在开展批评的同时也“解剖”自己，他胸怀坦荡地说：“我是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主要领导的失误，领导集体有责任，我也有责任，说明我们的助手作用也发挥得不好。”其实，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是他一生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一位在书记处工作过的同志曾说：“仲勋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是不欠账的，他负责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问题，也修复弥补了不少工作中的失误和漏洞。”
习仲勋投身革命早，资格老，但并不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在创新中愈加“炉火纯青”。改革开放之初，他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眼见广东与毗邻的港、澳经济出现的极大差距，他豪气十足地说：假如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广东就是“一大龙”，就不会有什么“四小龙”。他凭借自己的资历和胆识找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要政策，1979年4月，习仲勋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快人快语，直接提出：“要求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问：“要什么权？”习答：“给个新体制、新政策。‘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广东是个大麻雀。但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广东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建议直率而又合理。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了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又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批准了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的措施。习仲勋领到了尚方宝剑。但此时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说：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先走一步，任务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但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已60岁开外的习仲勋仍锐气不减当年创建陕甘宁特区之时，精神抖擞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特区建设，斩关夺隘，开山辟路。
习仲勋病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他时说：“习老因为正直，才一生坎坷。”习仲勋一生三次坐牢，但他追求真理，痴心不悔。他14岁时因组织发动学潮被反动当局关押，然而正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狱中，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王明路线影响到了陕北苏区，200多名党的领导干部被错误杀害，他和刘志丹等也被关押，牢前活埋人的土坑也已挖好。但他没说软话，大义凛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以“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诬陷加害于他，他在“文革”中又遭残酷迫害，前后达16年之久。逆境中，他既忧党忧国，也乐观向上，在“监护”的斗室内数着步子，坚持锻炼身体，相信乌云散去之日，还要为党工作，为人民做事。
习仲勋对自己长期蒙冤受屈的经历从不愿多谈，尽管“利用小说反党”是经毛泽东之口说出，对他的审查也是中央会议作的决定。但他对党、对领袖、对自己所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在对待个人是非功过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炉火纯青”。例外的是，他于1982年秋访问朝鲜时，在金日成的再三询问下，轻松地讲述了这一沉重话题。在平壤锦绣山议事堂，习仲勋和金日成共同回忆起他们曾三次见面时的情景，习仲勋说：“我们21年没有见面了。中国有句俗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金日成说：“1962年你就出问题了。”习说：“是的。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一本书的问题，我就靠边站了。一直到1978年2月，几乎16年我没有工作。”金说：“那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啦？”习仲勋不愿再谈，委婉地说：“说来话长，都是过去的事了，可以不谈了。”金日成仍穷问不舍：“我乐意知道你的情况，你还是谈谈吧！”习仲勋从接受审查谈起，说到下放到矿山机器厂当厂长，又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在北京监护八年，再下放洛阳的经历。习仲勋说：“我那时已经是‘死老虎’，但还是照样批斗。‘文化大革命’恶果很大，不仅伤害了我们自己，也伤害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金日成说：“你的身体很好，红光满面。”习仲勋颇有兴趣地向首相讲述了在逆境中的健身之道，他说：“我在洛阳时，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但可以和工人、农民接触，同他们交朋友，说心里话，没有精神负担，每天早晨5点起床，然后跑步到7点半，每次跑18华里，风雨无阻，这是那时坚持锻炼的效果。恢复工作以后，就没有条件这样做了。”
习仲勋性格刚直，光明磊落，一生无奴颜媚骨，却不乏自知之明。1959年3月，他得知自己被提名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内心极为不安。即提笔给邓小平总书记写信道：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间，工作没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为职务问题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20世纪90年代末，一次，某城市一负责同志去南方看望离职休息的习仲勋，一见面就说：“习老，您是在西北地区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他听了不为所动，反问道：“有多高，有麻雀飞的高没有？”
这就是一个真实、诚挚、“炉火纯青”的习仲勋。
1955年3月15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归来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从香港抵达广州，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笔者手头所有类似《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之类的大型工具书，都赫然列有48年前的这件大事。
卫立煌为何归来，他归来前五年出走香港的隐秘生活，归来后五年在大陆受到的礼遇包括“哀荣”，以前一些书报刊曾有涉及，但往往语焉不详，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细节过去还不宜公开，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缺乏又形成某些叙述有舛错或欠准确。然而，卫立煌归来前后的往事不应尘封，是“解密”并作一全面回顾的时候了！
1983年10月18日，笔者叩开南京市北京西路10号一户普通住宅的门——这里是跟随卫立煌20多年的副官柴春生的女儿家，老人随她生活。
柴春生1937年前短期供职于山陕交界的风陵渡税务部门，1938年冬进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吴德海是卫立煌的外甥。乡情戚谊的关系，柴春生被吴德海介绍给卫立煌并很快为卫所器重。以后他长期追随卫立煌，成为其贴身副官之一。
遭软禁，卫立煌辗转赴港 1948年10月31日，沈阳“失守”。此前一天，经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活动，国民党空军的一架专机将被困沈阳城中的东北“剿总”司令兼代行辕主任卫立煌接出，经葫芦岛飞回北平。卫立煌料想老蒋会把这次辽沈战败的责任归罪到他一个人头上（这里补充一个细节，采访柴春生第二天，10月1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罗道善在参事室办公室告诉我，1948年2月卫立煌乘飞机视察锦州战场时，俯瞰范汉杰部被围的惨状，于飞机轰鸣声中写一纸条递给他：“一切的一切，我们来晚了！”罗看毕，卫要回撕碎装进自己口袋里，说明卫已意识到他接替陈诚赴任东北是代人受过。局势已无可挽回），20天后便暗中潜走广州。不意风声泄露，蒋介石着广州方面将卫立煌夫妇押回南京，软禁在上海路5号的家中约一个月。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便下令将在卫家监视的宪兵全部撤出。卫立煌想想老蒋仍然实权在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遂于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坐自己的车佯装出门兜风，一直开到上海。在一王姓朋友家，他剃掉平时喜欢蓄着的小胡须，用七天时间办手续、买船票，只带柴春生、任异堂两随从赴香港。海轮上，换了中装的卫立煌又加戴了一副墨镜，贴了两片头痛膏药，俨然是一富商模样。船在台北停一小时，为避免遇到麻烦，卫通过熟人由头等舱暂时躲到船头去。到香港后，卫立煌一行住铜锣湾国泰酒店。几天后，任异堂回广州接卫的儿女并取行李，又过了十天，韩权华也由海路从上海来港，全家团圆。
负使命，汪德昭牵线搭桥 4月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也来到香港，他叫汪德昭。汪德昭是江苏灌云人，原籍安徽，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法国留学，是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他1940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任研究员，曾参加过世界上第一台声呐的研制工作。1947年夏秋之交卫立煌在欧洲考察时，韩权华大姐韩俊华的女婿汪德昭陪同并兼翻译。汪德昭是进步科学家，与法共有联系。考察中，卫曾向汪透露自己有意反蒋、追求光明的思想，要汪设法转告中共方面。在卫立煌离欧前，汪德昭向卫立煌反馈了国内中共权威人士经苏共、法共传回的信息，欢迎卫将军根据情况选择时机做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后，汪德昭曾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兼原子能所九室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汪德昭这次来港，自然有非常使命。他在卫立煌与中共香港党组织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柴春生说，卫立煌第一次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家，就是他陪的。工委书记家住铜锣湾半山，名叫张铁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暨阅兵式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天，这条“改朝换代”的要闻登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
发贺电表心迹“投石问路” 卫立煌坐不住了。他和大陆方面联系的渠道已经沟通。于是，他和身边的几位贴身随从字斟句酌，起草了一份电文，由柴春生径送张铁生，请代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煌十月江电
按“江”在电文中系汉字指代“三日”。这份电文，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卫立煌对祖国诞生新政权衷心向往的心迹。近半个世纪中，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地位虽节节上升，但细一想来，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国共对垒，多半还是“国人打国人”，恍如一场梦，梦醒时分除了遗憾还是遗憾。对共产党和新政府，他寄予极大期望，盼望新中国如日之升，光芒万丈。
早在十多年前访问延安时，卫立煌就称颂那里“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那时他已隐约感到，共产党朝气蓬勃，有可能成为主宰中国的政治力量，甚至提出了秘密加入中共的请求，林伯渠根据卫立煌实际情况作答：“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果然，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指挥所部积极作战，并顶住压力向列入其战区序列的八路军拨发了大批武器弹药，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上，卫立煌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做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从而加速了解放军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基于这些考虑，被困香港的卫立煌向新政权领导人拍发祝贺电是顺理成章的。
不久，柴春生从张铁生处取回重要信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欢迎卫先生随时归来！
策反“归队”，在港不得安宁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新中国成立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他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雪上加霜，生意场上被骗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
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 对返回祖国大陆，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恰在此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
3月14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了。
在广州接到毛泽东复电 3月15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今珠海市）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随后会见了他。
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接待罢前来采访的新华社、中新社记者后，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自己的安然归来。17日上午9时许，林李明派秘书送来毛主席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3月的花城，繁花似锦，春意浓浓。卫立煌在市区的五天中晋谒了黄花岗烈士墓和中山堂，参观了工人新村、农学院、岭南文物宫、农民运动讲习所，游览了越秀山、热带植物园、海珠公园和海珠桥，还看了京戏、桂戏、汉戏和歌舞演出，逛了百货商场，又到从化温泉休息了三天。所见所闻，感受颇深。海内外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发表卫立煌的访谈录。
“说到回国的感想，那真是太多了。兴奋和愉快充满了我现在的心里，真不知从哪一点说起好。”卫立煌激动得难以言表了。香港《大公报》3月底以《访问卫立煌夫妇漫记》为题推出连载，《大公画刊》4月7日则以整版图片报道《回到祖国的卫立煌夫妇》，远在美、加的华文报纸也刊登了中新社记者采写的专访。
沿途参观，抵京受到欢迎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他们于3月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7日起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来北京。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当天，周恩来、邓颖超设晚宴欢迎卫立煌夫妇。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在此前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邵力子、余心清等都会见并设宴款待了卫氏夫妇。
在到京后最初的应酬交往中，很令韩权华高兴的是，她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和几位姐姐。韩家祖籍也是安徽，20世纪初举家常住京津。北京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中一个大宅院的主人，就是韩家七姐妹的父亲韩诵裳，他曾任北平盐业银行经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卫立煌、韩权华的归来，给韩老先生以极大的慰藉，姐姐们也欣喜异常。1955年时的北京韩家，独缺仍在美国的五姐咏华，她是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妻子。
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注重认真看书学习，注意与新社会新思想相适应。1957年曾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思想改造和反右等。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总理表扬他后来居上，学习得很好。他频繁外出视察，煤城大同、钢城包头、近代玻璃工业发祥地秦皇岛、塞外重镇张家口，还有锡林郭勒大草原……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在各地参观考察，流连忘返。自然，他忘不了他的家乡，计划回合肥，看看皖西的佛子岭水库。庐剧晋京演出，他陪毛主席、周总理等观看，还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庐剧前身“倒七戏”的源流。稍有空闲，他则为海内外报刊撰写文稿，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卫立煌曾参加过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和越南主席等重要外事活动，但最使他难忘的还是1957年4月16日晚他参加的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当周总理向伏氏介绍卫立煌后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条消息。这是毛泽东首提、国内报刊首次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语，且是对卫立煌说的。卫立煌受到友人称羡，他自己也感到光荣。他还一直致力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工作，他坚信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是徒劳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大的误解在历史和时间面前也会消除。他在1956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撰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称“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觉……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际，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他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 卫立煌夫妇回大陆当年夏天，有关部门就安排他们去北戴河疗养，以后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1958年“五一”观礼，卫立煌在天安门上突觉心里难受，被扶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便提前回家，但睡不着，喝水也咽不下去，似食道不通，怀疑“中风”，当天即送北京医院。以后他一直住院，身体时好时坏。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一版报道：卫立煌“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最近又患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今年64岁。”
1月20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周恩来临时中断在上海的公务，乘夜车赶回北京主祭，陪祭的有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包尔汉等。张治中致的悼词在回顾了卫立煌生平后指出：“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从此开始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公祭仪式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中共高级干部为邻，卫立煌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
一、卫立煌回大陆之初，人民政府月拨500元，旋定行政级别四级。国家为其配一司机、一厨、一警卫、一服务员，另有随员柴春生、刘性夫，生活费用由卫立煌供给。
二、卫立煌夫妇回大陆之初，暂住北京饭店。1955年6月迁入修葺一新的麻线胡同2号。1960年1月卫立煌病逝后，韩权华和卫的子女提出这个四合院太大，要求换个小四合院，他们遂搬至棉花胡同2号。1960年6月，柴春生向有关部门提出，我们没固定工资，卫先生也不在了，我想回南京去。
三、1960年7月，南京市委统战部接中央统战部指示，会同江苏省民政厅、南京市人事局商定，安排前国民党上校军需柴春生到南京航海仪器二厂当仓库保管员。柴月薪60元，初由统战部发40元，厂发20元；以后反过来，还拿60元；1975年柴退休，还拿60元。
四、1974年，周恩来在安排国庆招待会名单时，曾把韩权华、郭翼清、洪希厚、刘芸生列为“起义将领四夫人”，指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这样，卫立煌也就和程潜、张治中、傅作义一样，是“起义将领”。这是新的提法。韩权华于1975年1月参加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以后历次人代会上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她作为国务院参事，直到1985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卫立煌，字俊如，又字辉珊，189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生于安徽合肥县城郊卫杨（后改卫扬）村。童年接受初等教育。
1912年初，在家乡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和县学兵队。1916年到广州，次年经吴忠信介绍到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擢升警卫排长，旋参加东征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历兼镇江警备司令、徐州戒严司令、南京卫戍司令，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对红军的“围剿”，指挥所部蒋伏生师率先攻进鄂豫皖根据地中心金家寨，获以自己名字命名“立煌县”（今金寨县）的“殊荣”，又奉命镇压“闽变”。
西安事变中随蒋介石被扣。卢沟桥事变后庐山最高军事会议期间，首开与红军高敬亭部的“岳西和谈”。1937年10月指挥第十四集团军等与日军进行忻口会战，历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与归其节制的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44年春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打通中印公路，名扬中外。
1948年2月赴任东北“剿总”司令，其间消极执行蒋介石的内战决策，辽沈战败后潜走广州，后去香港。1955年3月返回大陆，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1960年1月17日病逝。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欢迎卫立煌的晚会上，称其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
林伯渠书赠卫立煌：“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1939年9月初，邓小平对深入战地采访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说：“恩来同志指示你一路上访问几个抗日名将，把他们的谈话发表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张自忠和卫立煌将军都是在抗日战场上打过硬仗的人，他们至今坚持抗战，决心很大，难能可贵。我们就要表扬他们，加强团结，团结坚持抗战的人越多越好。”
《彭德怀自述》一书中说，卫立煌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八路军“归卫立煌所指挥，但他又从未指挥过我们”。卫立煌“不搞摩擦”。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称卫立煌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1947年秋，我由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插班入历史系三年级，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慕名已久的雷海宗先生。雷先生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新生选课完毕后，照例要由他签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
在清华读书两年期间，听了雷先生几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这两门课。当时有些名教授，学问很大，但讲课不考虑方法，兴之所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离题很远，有时对大问题不讲，而对自己感兴趣或有特别研究的小问题则讲得十分仔细。雷先生不是这样，他学问渊博，贯通古今中西，但讲起课来井井有条，从不“跑野马”，总是围绕中心题目加以发挥，并能深入浅出，强烈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他讲课的某些内容，在时隔五十几年以后，我仍记得清清楚楚。例如，在西洋近古史这门课上，当讲到宗教改革时，他先从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巨大作用说起。他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一个人在当时从出生到死都离不了教会。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由教士主持婚礼。临终时，要由教士将油膏涂在病人身上，是为敷油礼。这样一讲，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
然后，雷先生再讲教会的腐败，接着很自然地引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再如，他在讲《堂·吉诃德》这部名著的重大意义时，说“它使全欧洲在一阵大笑中结束了骑士文学”。像这样的警句，在雷先生的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雷先生的课不仅受到学生们欢迎，系内一些老教师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比雷先生年纪还略大一些的刘崇鋐先生（学问渊博、一生专教西洋史）就曾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点。”我听了刘先生的话以后，既感到刘先生的谦虚和老教授们之间的互相推重，也更增加了我对雷师的敬佩。
西洋文化史这门课完全采用“讨论班”的办法。每一次都由一个学生做读书报告（书的内容事先由雷师指定），然后大家讨论，雷先生随时插话，最后做总结。我记得第一次是由一位同学做关于《历史研究》的读书报告。当时指定我们读的是汤因比这部多卷本名著的缩写本（索姆维尔节写）。这个节本于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我们读它时是在1948年。由此一例，即可见雷先生授课的内容是站在学术前沿上。第二次由我做关于《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普列斯科特著）两部书的报告。我从图书馆把书借出后，觉得篇幅太大，生字也很多，但老师既已指定，只能硬着头皮去啃，看了几章以后，越看越有兴趣，两部书终于读完了，历史知识既有所丰富，英文阅读能力也有所提高。至今，我觉得雷先生主持的西洋文化史讨论班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我四年大学期间受益最大的几门课之一。雷先生不仅在西洋文化史这门课上，要求学生读史学名著，在他所开的其他各门课程上，也都这样要求。例如，在讲到宗教改革时，就要我们读《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托尼著）等名著。
雷先生博闻强记，上课从不带讲稿，连卡片也没有，只有粉笔一两支。但如前面所说，他讲课极有条理。最使我惊讶的是：每节课结束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次课开始时，正好接着上次的内容来讲。当时我年轻，只觉得这是由于雷先生记忆力过人的缘故。今天在我自己有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后，我觉得雷先生上课前一定要把所讲的内容在头脑中“过一遍电影”，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以及讲到什么地方，等等。否则，纵然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不可能把时间安排得那样准确。
雷先生一生开过许多门课。在我读书的两年期间（1947—1949），据我回忆，他就开过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史学方法、商周史、秦汉史等多门课程。现在有些中青年教师只愿教一门课，以为这样才够专家的派头，甚至怕教课门数多了影响科学研究，影响专深，变成“杂家”。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念。搞任何一门学问，都必须打好基础。没有广博的基础，专深又从何谈起？雷先生这一辈学者，至少都能讲四五门课。他们的知识面广，根底厚，因而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
雷先生对学生十分关心，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要提高，你可去给他补习中文，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我说，我的英文程度教华语会话还可以对付，要讲解梁启超的文章恐不胜任。雷先生说，不要紧，去试试吧，有困难再找我。就这样，我教了这个研究生几个月的中文，后来由于他提前回国，便中断了。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1951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小文，谈在世界史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一次返校时，见到雷先生，他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不错，看得出是用了一番功夫的。听了雷师的这几句话，我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这篇小文实在没有什么新意；感动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些微成绩也要加以鼓励。我根本没有想到雷先生对于我这篇习作还会给以注意。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了，也培养过好多批学生了。我终于懂得了当年这篇习作之所以引起先生的注意，并非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园丁对自己培育过的花草，总是殷切地期待着它们的茁壮成长。
院系调整后，雷先生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并兼任《历史教学》月刊编委。以后再没有机会向老师当面请教。但我从《历史教学》杂志上常常看到老师写的一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学参考性文章，便如《关于世界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对于中学教师备课十分有用，其实不仅对于中学教师，而且对于教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十分有用的。雷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但他肯写这样的“小”文章，这说明只要有利于培养中青年的事，他就乐意去做，而绝无轻视之意。必须指出的是：雷先生的名词释义写得既简练，又准确，还纠正了不少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看似写来不难，实则非高手莫办。
1962年，噩耗传来，雷先生不幸去世。这是世界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