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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胡志明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战友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位主席经常就越南的建设、革命和战争等全局问题交换意见，或是通过频繁的文电往来，或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见，共同商讨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毛主席坦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胡主席参考并作出决定。两位主席交谈的话题有时是轻松和随意的，从历史掌故、哲学观点、形势动态到个人的生活、思想、活动等。我作为翻译或记录人员，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三次会见。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归来，途中患病，在长沙休息。这时，已是古稀之年的胡志明，从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抽空到我国休假一个月。此前，他在河内观看了我国的纪录片《黄山》，特别喜欢那里的高峰峻岭、奇松峭石、清冽山泉，觉得到此地既能漫步登山，又可疗养腿疾，便选中黄山作为这次度假的目的地。
自从毛泽东明确提出不给领导人祝寿，胡志明心有灵犀。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每逢自己的生辰——5月19日，他都离开越南到我国休假，借以避开祝寿。那时，我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自1961年到1967年，胡志明每次到我国度假或治病，都由我陪同做翻译和联络。当时中苏严重对立，而越南公开表示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他每年来华休假都是“既不公开，又不秘密”，实际上是在感情上对华友好的特殊表示，并借此机会与我国领导人接触，商讨和解决重大问题。他此次准备好一项有关援越的重大问题文本，相机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但途经长沙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在那里。
毛泽东得知胡志明到了长沙，虽然病体尚未恢复，仍决定立即会见。陪同去黄山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伍修权转达了毛主席的邀约，胡志明特别高兴。
我陪同胡老驱车到达毛主席的寓所，主席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已在楼道迎候，胡老一见到毛主席，立即快步上前同他拥抱并互相问好。他发现，毛泽东嗓音沙哑。
“毛同志，你病了吗？”
“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请你少讲话。”
“没关系，我能讲。”
“那么我多讲，你少讲、多听。”
毛主席携着胡老的手走进小会客厅，请他在自己的右侧就座。会客厅很小，只摆了几张沙发和茶几，气氛亲切、自然。
“先谈一谈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胡志明深知毛泽东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了如指掌，介绍的情况简明扼要，重点在于当面向毛主席提出有关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入越的请求。说完，他把一张预定修建从越南腹地通向中国边境的几条公路的略图交给了毛泽东。
毛主席仔细观看略图。其实，越南要求中国出动工程部队帮助越南修建道路、机场和工事的事，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的委托，在4月已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中国方面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同武元甲就一些问题进行过会谈。双方还作了一些安排。对胡老提出的要求，毛主席已胸有成竹。
“我看可以。”毛泽东当即回答，“你们可以派人来同我们有关方面商讨具体解决”。
“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中国的援助。”
“我们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中国援越抗美过程中最大的行动，就这样最后确定了。
毛主席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用午餐，陶铸陪同。入席后，胡老问毛主席是否还在继续用药。
“我就不爱吃药。”毛主席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
“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服务员端上一盆红烧肘子，毛主席夹了一大块放到胡老的盘子里，又给自己夹了同样的一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肉，就要有肥有瘦。猪身上长的肉本来就有肥有瘦嘛，他们只让吃瘦的，不让吃肥的，我也有个办法，就是放着不吃。”毛主席风趣而严肃地说。
胡老点头称是，却吃得不多，原来他喜食清淡，食量也不大。平常用饭时，他常对同桌的工作人员说：“以前能吃，是因没有吃的。现在有了吃的却吃不下了。”
毛主席很殷勤，不停地把大块香酥鸡、红焖鸭和烧鲤鱼送到胡老的盘子里，胡老接下后又转送到我的盘子里，小声说：“老弟，你代劳吧，不吃就浪费了。”
胡老的汉语水平是很高的，但不大听得准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嗓音沙哑就更难分辨。为了使两位主席谈笑自如，我努力把双方每句话包括语气都尽量翻译出来，除非胡老说他听清了才略停一停，陪同吃饭就显得更加紧张。毛主席见我不下箸，便说：“你怎么不吃啊？”于是我乘谈话的空隙加速执行为胡老代劳的任务。
毛主席胃口很好，兴致也高，虽嗓音不济，仍谈古论今。在讲到我国国内情况时，他多少流露出对现状并不满意的情绪。讲到稿酬，他说：“他们给我那么多稿费，我不用，存起来。有需要帮助的，给一点。”
胡老接上去：“在越南，他们也给我不少稿费。同你一样，也是存起来，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席间，胡老谈了一些越南南方人民采用巧妙的土办法打击美伪军的事例，如用陷阱、钉板、毒蜂等。毛主席听了说：“你们打得好。有人害怕哟。”
毛主席见胡老停箸，请他再吃一点。胡老说：“已经很饱了。”
回到小客厅稍事休息，胡老便起身告辞，再次希望毛主席保重身体，请他休息，不要送出去。握别后，毛主席仍坚持送到楼道口。
在回程的车上，胡老对我说：“毛同志的食量比我大得多。”以后在杭州的两次会见，都是谈话后各自回住地吃饭。胡老说：“毛同志喜欢吃辣的、咸的；我喜欢吃清淡的，我们还是各吃各的方便。”
与毛主席在长沙会见后，胡志明主席即去黄山，在董必武的陪同下休假18天，然后到杭州。毛主席正好也在那里，他们再次会见。这次，分别不久的两位主席一见面仍如久别重逢。胡老上前同毛主席拥抱后就问：“毛同志，你的病全好了吗？”
“完全好了。”毛主席声音洪亮，精神也与上次见面大不相同。这时，原先所商谈的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于是进行无主题交谈。
毛主席谈锋很健，主要谈哲学问题。他说：“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矛盾统一，我们叫做‘一分为二’。不能说有三个基本规律，为什么会有质量互变，还不是矛盾斗争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否定之否定，也是由于矛盾统一嘛。斯大林加了一条‘各种事物互相联系’，也不是最基本的。只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这就是矛盾统一，或‘一分为二’。要是把两个、三个、四个规律并列，都是最基本的，那就成了二元论或几元论，不是辩证唯物论。否定之否定这个提法也不完整，应当是否定之否定，同时又是新的肯定。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谈到这里，他突然说：“胡志明同志，你是主张‘合二而一’的吧？”
“我也是赞成‘一分为二’，矛盾统一。”胡志明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完全理解毛主席问话的含义，并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越南正在抗美救国，主张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
“我们就在杭州开个万人大会，两三万人，欢迎你，声援越南。我们两人都参加。有西方报纸说，我已经死了。病了，是真的。可没有死。露一露面，对我也有必要。”毛泽东说。
“我对我们党中央说过，我到中国度假，不是公开访问，不便出席群众大会。”
“胡志明同志不同意，会就开不成了。”接着毛主席问道：“胡志明同志，听说你也反对个人崇拜？”
“我不赞成个人崇拜。”胡志明十分爽快地回答。
“在你们越南南方，要是人们不崇拜你一点，能这样听你的话起来斗争吗？”
“越南南方有位画家，刺破了自己的指头，用血画了一幅我的素描，从敌后送出来给我。”
“美国飞机天天在你们那里狂轰滥炸，你们打下来很多飞机。我想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怎么样，胡志明同志？”
“美国飞机轰炸的地方，你不能去。连我，他们也不让去呢。”
“不要紧，我秘密去好了，不公开。在越南不是有很多中国专家吗？我化装成中国专家就是了。”
“不行啊，不管你到哪里，每个越南人都认得出你来的。等我们胜利了，就请你去。”
“胡志明同志不让去，我就没办法了。”
毛主席一直记得，1961年胡志明专程访问过韶山冲，他说：“胡志明同志，你去过我的老家，可我还没去过你的老家呢。”
“现在，越南正处于战争时期，等将来胜利后，一定要请你到我的老家去。”
“其实，韶山没有什么看头。不过到乡下去走走也好。”
胡志明说：“在黄山休息得不错，黄山风景好，可惜没有登上山顶，听说那里风景更好。”
“黄山，我没有去过，但我不相信就那么好。”
当时，有些亚非国家正在酝酿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胡志明询问有关情况和中国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回答：“这事是恩来他们在管，请他们来同你谈。”
第二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来到杭州，同胡志明主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毛主席送胡主席走出客厅，手里拄着一根齐肩的竹竿。他用竹竿在地上捅了捅，风趣地说：“胡志明同志，这是我讨饭用的打狗棍。”
“我也有一根棍子，是方竹手杖，韦国清同志送的。一般竹子是圆的，广西却有方的竹子。”胡志明说。
“哦！”
胡志明再三劝阻，毛主席才停步在连接客厅和门口的过廊上。
一年过去了。1966年5月，胡志明又到我国度假，仍是我陪同。他自己选定这次度假旅行的最后目的地是延安。途经杭州时，正是《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几天。“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主席正在杭州，两位主席再次在杭州会晤。
胡志明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已站在楼道里迎接，有康生陪同。胡志明同毛主席拥抱后同康生打招呼，毛主席携着胡志明的手进入会客厅。客厅相当大，没有任何陈设，在靠内窗和外沿的犄角，放着几把旧式沙发，呈马蹄形，留下的空间占大半间房。宾主就座寒暄。
胡志明扼要介绍了一年来越南抗美斗争的情况：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对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升级，南方军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北方军民击落了1000多架美机。中国工程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还打下了许多敌机，并且努力帮助驻地群众，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毛主席插话：“这就好。”
胡志明强调了他在1965年12月8日文告中所说的话：“我国人民决心坚持战斗，忍受牺牲，不管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毛主席说：“好！好！好！”
接着，毛主席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他从春秋时期孔夫子杀少正卯谈起。他说：“孔子讲学，少正卯也讲学，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里去了。孔子当了大司寇，就把少正卯杀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说‘山沟沟里哪里会出马克思主义’？夺了我的权，说我当个师长还可以。连我自己的部队都反对我，倒是林彪带来的部队支持了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任总书记都不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向忠发，叛变了。国际上出了修正主义，说帝国主义本性变了。胡志明同志，变了没有，你很清楚嘛。”
“当然没有变。我们党的态度很明确，既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国内有的当权派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文化教育界问题大。所以中共中央5月16日发了一个通知，要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杭州已经开始了。胡志明同志也可以到浙江大学看看大字报。”
“我一定去。”胡志明说。“越南不是没有问题，但目前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要搞‘武化’大革命。”
“是的，越南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肃地说。
毛主席的谈话涉及面很广，谈得也很多。我感到，他的话中常常带着论辩和批判的语调。胡志明听得认真，似乎是在努力捕捉对方谈话的脉搏，考虑适当地应对。
谈了两个小时左右，胡志明建议休息一下，吃点点心。休息时，胡志明方便去了。我留在客厅里。只见毛主席一直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抬起双臂做扩胸运动。这时，我真想问问他对我们在越南的工作有何指示，但又感到他仿佛正在思考问题，终于没有开口打扰。等大家回来坐下，服务员送上点心。毛主席请大家随意，但自己只喝茶。胡志明喝牛奶，吃点心，反过来让毛主席。
毛主席端起茶杯说：“我吃这个。一天两餐饭，除此之外，我不吃东西。”
胡志明问江青可好。毛主席说：“她也在这里。”随即回头向服务员示意。不一会儿，江青从客厅另一头的房间里出来，穿着一身旧干部服。胡老起身同她招呼，问好。她只坐下同客人寒暄几句就告退了。
闲谈中，胡老说，他看了几部中国新拍的影片，如《舞台姐妹》。
毛主席说：“我就不看电影。”
胡老似乎没有理解他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文艺界的。
这次会见，有外交部的梁枫担任翻译，我只管记录。谈话开始不久，伍修权向毛主席介绍我在越南工作了许多年，顾问团到越南以前就在那里，以后到顾问团，再到大使馆。毛主席叫我把名字写下来给他，我把名字写得大大的递过去。看后，他风趣而认真地对我说：“我看，你就留在越南当越南干部得了。好不好？”
这问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以很不肯定的语气低声说：“好。”
他转过头去：“胡志明同志，你要不要？”
“就是现在这样好。他在我们的中间。”胡老用汉语回答。我松了一口气。
在回程的车上，胡老对我说：“今天，毛同志谈得很多，没有固定的主题。”
“我感到，在两位伯伯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回答。
第二天，天蒙蒙亮，胡老就乘车到浙江大学看大字报。由于时间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满院挂着大字报。内容都是批判文化、教育、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本校负责人和某几位教师的。胡老浏览了一阵，校园里开始有人活动，他就上车离开了。在车上，他沉默了许久才对我说：“受到公开点名批评的人，肯定会很难过。”
毛主席同胡志明见面，除了在公开访问的场合保持一定的外交礼节外，在内部接触时，完全没有那种两国、两党领导人会见的正规气氛，而是像两位老战友，说得更准确些，像两位老朋友相聚那么亲切、自然。胡志明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他特别赞赏毛主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曾亲自把毛泽东的《实践论》译成越文在党报上全文发表，还依据《整风文献》的精神写了《改进工作作风》一书。
毛主席十分尊重胡志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在为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制定的顾问团守则的第一条中亲笔加上了“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一段。向胡志明和越劳中央提出有关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意见时，他总要说：“越南的情况你们比我们了解，你们自己做出决定，我们的意见只供参考。”
1967年到1968年，胡志明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两年中，他前后有九个月在中国治疗和休养。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国派出最好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他每次都是病情稳定后才返回越南。
1969年，他的心脏病日趋沉重。根据他本人的愿望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请求，中国先后派遣四批医务人员到越南为他治疗和护理，直到他于9月2日逝世时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参与我国医护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告知，弥留时，他曾清醒过来，要中国护士为他唱一支歌，两位护士为他唱了一支《社会主义好》，在颂歌声中，他露出了笑容。
1936年底1937年初，北平党办了一个党刊，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不断改换名称，先是叫《长城》，后来改成《新长城》、《国防杂志》，在抗战前不久改为《人民之友》。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四五天光景，党的北平市委就在党刊《人民之友》的号外（来不及出刊物，这号外只是一张小报）上，对党员和革命青年发出号召：“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尽管后来我们认识到，作为指导思想，这样的口号未必正确，但它的确代表当时广大革命群众的感情。我们是多么希望北平能够成为中国的马德里！我们希望自己能像马德里的英雄那样，在北平浴血抗战，使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脱不了身，以便赢得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把广大人民动员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自从市委发出那样的号召之后，同志们都准备在城里和日本军队打仗。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部及其地方队部号召同学们修筑街垒，准备巷战。我也很想和同志们一起在城内参战。那时我虽然已经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党领导的一个最重要的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但是毕竟才22岁，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充满着罗曼蒂克，非常热情，把事情看得很简单。
“七七”过后没有几天，党组织找我谈话，说：“你在民先全国总队部负责与各地方队部联系的工作，这个工作不能因为打仗而中断。现在总队部在北平城内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过些日子仗一在城里打起来，就更无法工作。因此党决定派你到保定去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用总队部的名义继续与各地民先队部联系，开展工作。你还要特别致力于发动河北游击战争。”
党组织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只得开始做离城的准备。
准备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北方局把保属特委的金杰同志召来北平和我见面，当面讲清楚我去保定的使命，要保属特委支持我的工作，并且商量好我去保定后同他接头的方法。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金杰没有把他的姓名告诉我。我看他长得胖胖的，身体圆乎乎的，模样又很“土”，就开玩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土肥原（圆）”（土肥原是一个当时在华北活动的很有名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名字，是个特务头子，对金杰起这样的外号实在不好，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尽管我和金杰已经见过面，但是党组织还是为我开了一封组织介绍信给特委。那是一张很小很薄的纸，写有很少的几个字，叠得很小，也没有给我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就缝在我衣服的夹层里。二是把我平常联系的民先各地队部和某些在外地的个别民先队员的通信地点编成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单子，用很小很小的字抄在绵纸上面，以便能够带出城去。
至于发动河北游击战争，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最后想到一条：在北平从多方面调查河北省若干县民间枪支和武装力量的状况。结果问到二三十个县枪支和人员的数字，我把这些数字用拉丁化新文字记在燕京大学制作的一个小本本里。本来我打算多看几遍、记在心头后就把这个本子毁掉。我认为没有必要冒险把这样的东西带到保定去。可是后来忘了毁掉，放在西装裤兜里险些出事。
党组织又派了赵德尊同志和我一起工作。赵是我清华同学，学外国语。他比我低一个年级。他是民先老队员，抗日战争爆发时在清华大学做党支部书记。他是东北人。
进行这几件工作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加上对城内战争气氛的留恋，直到7月27日，我还在北平城内。
7月28日凌晨，李哲人（天津南开大学学生，1936年秋民先全国总队部成立时，党组织把他调到北平做民先工作。他是仅次于李昌的负责人，是我的领导。）到我居住的沙滩北京大学东斋的宿舍，使劲地推醒正在床上熟睡的我，说：“小于，你们快走，日本兵就要进北京城了。”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连盥洗都没来得及，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包袱，找到赵德尊，立即往西直门走去。
到西直门已经快7点了。日本兵快要进城的消息，已经有一部分人知道了。一些住在北平城里的同学也到了西直门，准备离开北平。也有一些住在西郊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同学到了西直门，准备进城暂避。我和赵德尊出西直门朝着门头沟方向前进时，就有不少人跟在我们后面。我认识的共产党员，我的党小组长袁也烈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我故意不向他打招呼。大多数人我虽不认识，但我敢判断不是共产党员就是民先队员。他们离开北平，一望便知也是为了到别的地方同日本兵打仗的。走在路上，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见到一个散兵还背着一支枪，就要去买。那个兵要10块大洋，他只肯出5块，这个买卖没有做成。
我们先是沿着西直门外的铁路线朝南走。走了不久，只见一列军车迎面从南向北开来。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就在路旁隐蔽起来。火车开过去了，大家最后也没有弄清楚这列军车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军车过后，我们继续沿着铁路线前进，走不远，我决定离开铁路线，改道走公路。我手边带了一张这个地区的军用地图，看清楚哪一条是去西山八大处的大道。当我们一行（有二三十人）走近田村东头时，走在最前面的我，发现一辆日本坦克就停在村口。我向同志们喊了一声：“日本坦克！”就急忙钻进一片玉米地。可还是被日本军队发现了。我趴在地上先是听到坦克发动起来的声音，后来看到它冲着我们开了过来。接着就是日本坦克向这片玉米地盲目扫射。我听到了机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地上弹起的一排排尘土。许多机枪子弹就落在我的身旁。我望了一下玉米地：平地一片，没有沟垅，没有任何地形地物可以隐蔽，只有无可奈何地趴在那里不动。
当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我身旁打起一排排尘土的时候，“打仗要死许多人，共产党员会先死”的念头便涌上脑海。可是又奇怪：“怎么战争刚爆发没有几天，第一次遇到日本兵，自己就这么轻易地被打死了呢？”我这么想着，觉得很有些滑稽。但是这机枪子弹、这开过来的坦克是真的要我命的东西。事后我想，当时自己怎么就没有产生任何恐惧，而只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这一点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得可笑。
接着是日军坦克在这块玉米地上来回压，想用压倒这块地里玉米秆子的办法把伏在其中的人逼出来。他们大概估计有不少人藏在这块玉米地里面，其实其中只有我一个人。当坦克靠近我时，我闭上眼睛迎接死亡的到来。只听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猛睁眼一看，我正在坦克的下面，身躯和坦克前进的方向并行，两边是坦克的履带。幸亏那时我不像现在这么胖，夏天穿的也很单薄，所以虽然这辆小型坦克两条履带之间的空间狭窄，底盘也不高，但还容得下我，我一点伤也没有受，只是臀部的裤子上破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
坦克上的日本兵好像见到了什么，在我上面停了一下，又向前开出四五十米，然后又向我打了一排机关枪。不知道为什么，子弹仍旧没有打到我的身上。于是几个日本兵下了坦克走到我跟前，我也就站了起来。从坦克开进玉米地鬼子开枪扫射，到坦克车从我身上压过，再到最后又向我打这一排子弹，我一直在“等待”这“奇怪”的死亡，却又“奇怪”地安然无恙。
那天在玉米地被日军抓到的只有我、赵德尊等走在前面的五个人。我和赵任务在身走在最前面。第三个是我的表弟周国铨，他在清华读书。我出西直门时，他听到日军要占领清华的消息正要进城找我。我说：“你跟我们走吧”，他就紧跟着我。还有两个，后来知道都是北大同学，一个叫汤德明，另一个叫向长青。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赵没有钻进玉米地而是就地在公路上卧倒，两个日本兵正飞跑过去抓他。另外有两个日本兵带了周、汤、向三个人走过来了。日本军队以为还有什么人躲在什么地方没有出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一句中国话，大叫“朋友！”“朋友！”吆喝人出来，也进行了一番搜索。后面的人跑得快，一个也没有被抓住。
日军把我们带进田村。街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所有住户的大门都紧紧关闭着。几个日本兵正用脚踢农户的大门。用中国话叫“开门！”“开门！”可是没有一家的门打开，没有一个人走到街上来。在田村的街上，我看到一个牺牲了的二十九军战士，头颅被劈开，身子在台阶上，头下垂，脑浆正往下流，真不想多看一眼。在田村街中心放了一张桌子，我被带到桌子旁边。日本兵让我站好。然后要我蹲下，再站起，又蹲下，如此三次。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看我是否是军人，而我恰好一天军训没有受过。后来我明白，那时日军主要是盘查军人。因此第一件事要辨别我究竟是军人还是老百姓。不过他们看出我不是军人之后，两个日本兵还是把我手臂捉住，由另一个兵用手掌猛抽我的脸。我看他们的表情是恨我在玉米地里怎么也不出来，又有点奇怪怎么枪打、坦克车压都不能置我于死地。这时候，我考虑既不应该表现痛苦，又不想显出自己软弱，但也认为不宜表现出愤怒，因为政治面目并没有暴露。我决定来一个“无表情”。当他们猛打我的时候，我观察那个打我的日本兵，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以前看旧小说，书中描写凶狠的人“一脸横肉”，我一直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在这个日本兵的脸上看到了，他脸上的肉果真非常明显地是横的。日本兵检查我、打我，他们花的时间比较长，其他四个人没有挨打，用的时间也短。他们一直把我看成是主要的角色。
在折腾了我们一通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走，带到靠近村西头一面土墙旁边后，做出要我们蹲下的手势。
当我们蹲下去的时候，我想起不知道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过的枪毙人的镜头：让被处决的人蹲着，然后行刑者在这些人的后脑勺上每一个人打一枪。可是他们没有对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只有一个持枪的日本兵，看管着我们，来回地走动。猛然一声枪响，我不知道谁被打了，一看大家都安好。原来是他用枪打鸟。这个兵只顾自己走来走去，不理我们。我和赵德尊在这个日本兵走远的时候相视一笑。后来两人谈起那一笑的意思，两人竟然是同一个想法：如果真的要枪毙我们，要喊两个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蹲一会儿累了，就自动改蹲为坐。那个看管我们的日本兵也没有管。我们在土墙边一声不出地坐了有半个小时或者还多一些时间。
说来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来了个日本兵，衣服兜着许多从地里摘来的香瓜，用手势问我们是否愿意也吃一个。我当时正渴，心想过不了一会儿，也许会处决我，现在有吃的为什么不吃，旧社会杀头还“请”犯人喝酒和吃红烧肉呢！于是用自己的衣服把瓜上的泥土一擦就吃。
又待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日本兵，要我们站起来跟他走。原来又把我们带回打我的那张桌子旁边。这时桌子上堆放的东西更多了。在离开那张桌子去土墙的时候，桌子上放着的只有从我们五个人身上搜走的东西：其中包括我带去的那个小包袱，那张军用地图，那个燕京大学制作的小本本（真该死，我忘了撕去其中记有河北几个县民间枪支数和人员数的那一页）。还有赵德尊的一个包袱和另外三个人的东西。现在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这是日本兵在“打扫战场”时拾到的、我们的同行者扔掉的东西：有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药物、好几本书等，如果那个中学生和二十九军的士兵做的那个买卖成了，那支枪有可能也在桌上，这样我们的麻烦就多了。放在桌上的书有三种，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种是我们民先总队部发给民先队员的《游击战争纲要》。它是袁也烈编的，每个参加那次在西山举行的游击战争演习的民先队员都发给一本。另外两种是学生们在军训时政府发的《步兵操典》和《阵中要务领》。这些书是同军事有关的，但似乎没有引起日本兵的注意。这些学生准备打仗，把它们带在身边，又都扔在地里，被他们捡到了。
把我们带到桌边，第一个受“审讯”的还是我。在审讯前又检查了我身边的东西。把我的手表和自来水笔都打开了。检查不出什么东西，便对我开始“问话”。由于这支部队没有懂中国话的，没有翻译，便采用笔问笔答方式。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三个字“汝狐行”，下面加一个问号。我奇怪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是认为我狡猾得像狐狸？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不像，而且也不通。真的是这三个字，谁也不能回答。我想也许他们写了别字，把“旅行”写了“狐行”。我用笔回答：“不是，我要回家。”答对了。接着就问我的职业，我写的是事实“北京汇文中学教员”。“教什么？”“高中物理。”抗战爆发前因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我，不能在广州岭南大学再待下去了，李昌要我到北平来做民先总队部的工作。我要生活，家里还要靠我的薪水过日子，就在北平找职业。我找到了汇文中学教书这个职业，刚刚拿到聘书。他们接着问“家在何方？”我答“上海”。又问“去上海为何不经天津？”我向东指了一下，答“铁路已断”。问过我，就问赵、周等四个人。问完了示意“你们可以走了”。有一个人，不记得是谁，用笔问“向何处走”，日本兵指着东方写了“危险”两字，要我们朝西走——这正是我们想去的方向。于是我就向他们提出要回其中藏有我百多个通信处的包袱，被允许了。于是打开包袱又检查了一遍，一看全是衣服。我制作的那张单子，是塞在一只袜子里，这只袜子同另一只袜子卷在一起。包袱里一共有三双袜子，都是每双卷成一卷，其他两双袜子里没有塞什么东西。他们对这些衣服鞋袜之类不注意，打开包袱看了一下之后就把包袱还给我了。他们还指着桌上的东西一一问是不是我的，我说不是。问到那张地图和那个本子，我也说不是。他们忘了这都是从我身上搜出来的。
我们意想不到就这样轻易地获得了自由。走了不到50米，北大的两个同学又跑回到那张桌子旁边。我们清华的三个人站在远处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看见那两个同学用手势对日本兵“说”了什么，回来手上拿着一张纸。这两位同学说他们要来了我们再向前走的通行证明，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走到前面又会被抓起来的。看这张纸条，上面除了那些“假名”看不懂外，有“证据不充分”、“赦免”、“放行”几个汉字，后面写了小队长三个字，并打了一个很小的椭圆形的图章，上面是“香田”。
我们拿着这张通行证明，继续向西行进。路上遇到一小队日本兵和一辆坦克车，我们大摇大摆地走，日本兵仍然排着队行进，坦克车也没有停下来问我们什么。我们再向前走，走到黄庄，又遇到一队日本兵。一个军官把我们拦住。我们取出了那张“通行证”。看罢，他对我的包袱又做了一次检查，藏着通信录的那卷袜子被打开了，但是他只是从外面摸了一下，因为绵纸是软的，没有摸出什么东西。如果当时他手往袜子里一伸，我就没有命了。别人带的东西也检查了一下，没有看出什么，又放行了。他在那张“通行证”上也打了一个图章。原来这个人是中队长，比小队长高一级。不过图章上他的名字记不得了。再往前走，便是中日军队控制区交界的地方，就在西山脚下。这时候天色已暗下来，又下起雨来。我们决定不走了。五个人又钻进一片玉米地——很大很大的一片玉米地。我们就在炮声和雨声中过了7月28日这一夜。
对于我们被释放和给我们开了通行证这件事，在跟朋友们叙述这个过程和向党组织交代那次本人被抓又被释放这段历史时，我全都如实地讲了。但是在抗战期间向众多的青年人讲故事时，我不去讲这些情节，“从略”了。抗战期间日军不仅对我国军队，而且对我国老百姓异常残暴。“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都是惨痛的事实。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揭露日军对我国军民的残暴。中国人民不能忘记这些。我们被日本军队抓住是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21天，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知道中国老百姓的厉害，因而对我们实行了宽大的政策。这才会发生上面讲的那些情况。我们遇到的是在很短时间内的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它虽然是事实，但是以前我还是不愿意讲这些细节，怕引起一些误会。
现在我把真实的情况写下来是经过一番斟酌的。我觉得让青年们知道这样的细节也有好处，让他们知道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知道在特殊的具体的条件下会发生特殊的具体的事情，并且事物的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他们应该学会分析和正确判断。
29日，我们到良乡车站，就完全明白二十九军是被彻底打败了。在良乡车站上没有火车，可是在站台上站满了溃散下来的士兵。有的携着枪，有的携着大刀。在这儿看不到有什么军官，也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这些战士——至少有千把人，有的比我们早到，有的比我们晚到，都是在等火车南下。我们同他们在车站上待了好一会儿，希望能够听到南方传来隆隆的火车声，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候有些士兵喊“火车不会来了，我们走！”几个人一带头，大伙儿就沿车站路线往前走。我们也跟在他们之中。一时间那一条铁路线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铁轨两旁的土路走着人，两条铁轨中间的地方也走着人。
我们五个人走在这些战士之中。我想从这些战士那里了解一些昨天的战事。问他们，他们不愿细讲，也可能讲不清楚，只是讲“败了！败了！”有的骂日本兵，也有的骂长官，可是具体的情节没有问到什么。我们向他们做工作，希望他们继续跟日本鬼子打仗。对这一点，他们表现得倒很坚决。几个士兵都表示不相信打不过日本鬼子，都说到了前面找到了队伍，整顿好后回头再同日本鬼子打，出这次被打败的这口气。我们一路走一路同这些士兵聊天，倒不觉得路长。
太阳越来越高。这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7月底的日子，在阳光直射下走路的确又热又渴。和我们走在一路的士兵，看到有西瓜田，要我们在路边暂时等候，自己跑过去用大刀把瓜割了两个下来拿到路边，还是用大刀把瓜切开，对我们只说“吃”一个字，我们就捧起来吃。这东西真好，既解渴，又可填肚子，除了在田村吃的那一个香瓜外，我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一路上我们吃了好几次西瓜。
走了10公里路，到了窦店，车站上仍然没有火车，大家又继续往前走。在从窦店到琉璃河的路上，有三架日本飞机编队从北到南沿铁路线飞行。它们可能见到了我们，可是没理睬我们，我们也没有去管它，照样走路。又走了20公里，到了琉璃河车站，有一列客车停在那里。士兵们见了，就跑步上前，我们也加紧步伐。走近这列客车，看到许多车厢已经挤得满满的，而且有不少士兵已爬到了车厢顶上，不怕火车行进时摔下来。我们五个人也挤上了一个车厢，一下被挤进了又臭又小的厕所。
正在这时候，士兵们喊日本飞机来了。还是方才南飞的那三架，现在是朝北向我们飞来。它在我们这个车站上空盘旋了几圈，飞得很低，似乎要打机关枪或投炸弹。可是转了几圈之后，一枪不发地走了。大家又是一场虚惊。
士兵们如果不都上了火车，这车是不敢开的，士兵们会打枪。过了一会儿，大概所有的士兵都上了车，火车就开动了。我们五人在厕所里真是又热又闷又臭。后来想出了办法，一个人看着表，五个人轮流把头伸到窗外呼吸“新鲜空气”，每人五分钟。
火车一路不停地一直开到保定车站，但是开得极慢。大概走了五六个钟头，到晚间9点左右才到保定。这时天完全黑了。到保定车站，我和赵德尊是非下车不可的。我希望我的表弟周国铨留在保定和我们一起工作，可是周还是想回上海，他同北大的那位同学继续留在火车上。我们两人就同另外三个人在车上告别。
到保定车站时见到的是一片刚刚被轰炸后的景象。被炸的火车还在燃烧，间或还有零星的爆炸声。车站上的人都在骂汉奸。原来上午从后方刚运来了一列火车的弹药到保定，汉奸马上报告了日本军队。我们在窦店看见的三架飞机就是来炸这列火车的。我们在琉璃河车站遇到的那三架飞机，由于在保定投完了炸弹，打完了枪弹，所以在琉璃河只能对我们侦察了一阵子，便宜了这一列车上的人。而在保定时它们可威风了。那儿高射炮似乎一座也没有，让这三架飞机——而且只是三架小小的飞机，耀武扬威，把整列军火统统毁了。对这一点，人们也在骂。
我们在琉璃河上车时，天完全是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下起雨来，在保定下车时雨下得很大。大概是飞机刚轰炸过或者其他原因，保定城门关了起来，我们就没有法子进城。又因为下雨不能不找一个避雨的地方。没有找多久，总算发现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乞丐难民收容所。那是一间临街的房子，房间很小。我们到时已经有不少乞丐和乞丐模样的人在里面，不过还有狭窄的空间可以容得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挤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地上又湿又脏，坐不下去，就只好站着。也不想靠墙，墙也很潮湿，而且很脏。我和赵德尊背靠背，互相依靠着站了几个小时。好在夏天天亮得早。天亮了，雨也停了，保定城门打开了，我们就进了保定城。
由于事先讲好在保定找“土肥原”的办法，进城后大清早没费什么困难就找到了他。他从北平回保定后早就为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安排。我们一到，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东大街撒珠胡同2号康琳家里，并且安排冯书春同志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保属特委决定冯、康两位负责协助民先临时总队部的工作，有什么困难都可帮助我们解决。冯很年轻，当时还不到20岁，不过也已有两三年党龄了。康琳是他的未婚妻，比冯更小，也已被吸收入党，我们住在那儿既安全又方便。
我对在保定工作过的这个地方很有感情。1966年我利用阴历大年初一这个假日，全家坐上硬席火车去保定“旧地重游”。因为把东大街误记成南大街，没有找到康琳的家。前两年见到冯书春同志（现在他改名冯直，离休前在六机部工作。康琳早已过世），才弄清楚这“东、南”之误。他告诉我那所房子前些年还在。
那时候我们艰苦的工作精神真是没得说的。28日在田村折腾了一天，没吃没睡。29日白天又走了一天，除了西瓜外，什么也没有吃没有喝，晚上在火车站那个收容乞丐的地方猫了几小时。30日进城，一会儿也没有休息就在撒珠胡同开始工作了。我和赵德尊商量了一下，由我执笔写一个《日军攻陷北平后的形势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战斗任务》，这是给各民先地方队部的一封指示信。赵负责刻钢板。赵德尊有很好的刻钢板的手艺，刻出来的字又端正又清楚。我们两人采用流水作业，我一边写，赵德尊就一边刻。刻完了，冯、康等帮助印刷，当天就把信件装在不一样的若干个信封里，分投到保定城内的好几个信箱里，作为普通的信件发出了相当大一部分。金杰、冯书春等还为我们安排好在保定设立的民先临时总队部的若干个通信处。它们是若干所学校的地址，用的都是假名字，即便被反动派查到，也找不到具体负责的人，我们在信上也把这些通信处告诉了各地民先。7月30日，我们紧张了一整天，7月31日继续发信。两天来我们做了民先总队部的第一件工作。
7月31日清早金杰来撒珠胡同，通知我北方局一位负责同志要找我谈话。民先全国总队部在北平时，它的党团（相当于今天的党组）就是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具体说就是由彭真同志领导的。这次金杰来通知，我猜到是彭真。见面后，果真是他。他是7月30日从天津（北方局设在天津）来到保定的，住在保定的一家旧式旅馆。这旅馆不算小，彭真住的那一间很宽敞。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他穿上长袍，戴上礼帽，的确很像一个商人。
见面后，彭真问我是如何离开北平的。我就讲了7月28日、29日两日的经过。他听了很高兴。我还向他汇报了民先临时总队部已第一次发信与全国联系，并且给了他那个油印的《形势和任务》。他很高兴。他说了一句青年干部的成长常常是一窝一窝的话。他的话鼓励了我们。这次见面只有我和他在场，金杰把我带到后就回避了。彭真同志指示保定不是建立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的好地方，他说从战争形势来看，保定很快也会被日军占领。他要我把民先临时总队部立即迁去太原。他还说，我们红军从来没有到过河北，高蠡暴动也失败了。但是河北省党的地下组织的基础最强，将来党是会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的，但是像保定、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是保不住的，得先在农村扎下根去。他还讲了不少，最后和我约定8月2日上午9点在太原海子公园碰头。
见过彭真同志后回到撒珠胡同，我们决定赵德尊留在保定继续开展河北的工作，我自己第二天早上就坐火车去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