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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中，有一位战争年代身居要职，却于和平时期黯然消失的名将——陈光。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陈光的名字连同他立下的卓著战功都很少被提起，只有老战友、老部下们还在怀念他，湖南家乡的父老、山东老区的群众还在传诵他……
陈光原名陈世椿，是湖南省南部宜章县栗源堡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只念过三年书即以务农为生。1926年，陈光投身农民运动，曾任本乡农民协会委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陈光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率领数十名栗源堡赤卫队员编入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开始了军旅生涯。井冈山会师后，陈光担任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三连连长。红四军进军湘南受挫，造成“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官兵大部溃散。陈光坚定地跟党走，是二十九团留在部队的100多人中的一个。
回到井冈山的陈光调任三十一团排长、连长，二十八团副大队长（副营长）、大队长（营长），参加了进军赣南、闽西、广东东江等军事行动。在1930年2月赣闽交界的水南、值夏战斗中，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团长）林彪的指挥所陷入国民党军唐云山旅重围。时任第一纵队一支队副支队长（副营长）的陈光得报，立即带领一支队奋勇突击唐云山旅侧翼，救出了林彪和纵队指挥所人员。陈光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几个月后红一军团组建，陈光升任红一军团所属红四军十师三十团团长。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中，陈光立下了累累战功，荣获二级红星奖章。他的军事才干得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的器重，很快被提拔到师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先后任红十二师师长、红十一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二师师长。当了师指挥员，陈光仍然保持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在漳州、南雄、水口、建黎泰、广昌等战斗中多次负伤。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陈光与政委刘亚楼一起，率红二师担任红一军团前卫部队，果敢地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路过宜章时，刘亚楼建议陈光回家去看望一下亲人。陈光却说：“军情紧急，我不能离开部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随后，陈光指挥红二师部队完成了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占天险腊子口等艰巨任务，为中央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陈光任红一军团红四师师长，率红四师参加了直罗镇、山城堡战役和东征作战。西安事变期间，陈光接替左权担任了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红一军团长这个职位相当重要，因为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保存下来的数千名士兵，几乎都集中在红一军团里。挑选陈光出任此职，说明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充分信任。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陈光任旅长。
在著名的平型关大战中，陈光指挥三四三旅的两个团作为主攻部队，与兄弟部队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一道，伏击号称精锐的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作为平型关战场上的火线指挥员，陈光功不可没。
平型关告捷一个多月后，陈光率三四三旅在晋东的昔阳一带进行了广阳战斗，在一二九师部队的配合下，毙伤日军二十师团四十旅团近千人。
1938年3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负伤，陈光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代理师长。他与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在晋西的隰县指挥了午城、井沟战斗，激战五昼夜，歼灭日军1000余人。
1938年秋，日军一〇八师团进占黄河东岸的离石、柳林等地。他们携带着渡河器材，有强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动向。陈光、罗荣桓指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开赴晋西汾（阳）离（石）公路沿线，六天之内连打三个伏击战，再歼日军1200余人，迫使日军不得不从黄河东岸回撤。
1938年底，陈光和刚刚被任命为一一五师政委的罗荣桓按中央军委部署，率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自山西挺进山东。途中穿过了几道日伪军的封锁线，还将六八六团三营和师部警卫营两个连留在鲁西，由杨勇率领开辟鲁西根据地。1939年3月，继续东进的陈光、罗荣桓到达泰山以西地区。这时跟随着他们的部队，只有师部和六八六团的一营、二营，不过2000人。
1939年5月，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从山东各地抽调8000余人，分九路“扫荡”泰西地区，将一一五师、津浦支队等部3000人包围。陈光率部转移，途中遭日军堵击，不得不撤到肥城县的陆房村一带坚守。
陈光组织被包围的部队顽强抗击，打退了日军的九次冲锋。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陈光来到六八六团二营阵地，亲自指挥二营抗击日军的猛攻。一股日军楔入六八六团和津浦支队的接合部，几乎冲进陆房村，机枪子弹已打到了陈光的指挥所。陈光临危不惧，果断地命令预备队特务营反击，经过白刃肉搏战，将这股日军击退。
激战至天黑，日军暂停进攻。入夜，陈光指挥部队保护师部和鲁西区党委分两路轻装突围，于第二天凌晨胜利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此战在一一五师战史上被称为陆房战斗，陈光在被动的不利局面下沉着指挥，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300多人。日军前敌指挥官、联队长植田大佐也被击毙。
1939年8月1日，日军三十二师团一个大队纠集伪军一部，共4000余人侵入一一五师新开辟的根据地梁山县“扫荡”。这时陈光手头仅有三个连的兵力，却不肯仓促撤退。他对敌情、我情的分析是：进犯梁山的日伪军指挥官长田敏江虽只是个少佐大队长，却是日本天皇的亲戚，一向骄横自大，在没有后续部队、友邻部队策应的情况下，竟敢率一个大队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而我一一五师师部现有兵力虽少，却可调动十几公里以外的独立旅部队增援。于是，陈光下决心打，罗荣桓也支持他打这一仗。
陈光命令师部骑兵连出动诱敌，师部特务营两个连设伏，另通知驻师部附近的独立旅一团三营赶来参战。8月2日，长田敏江所率日伪军被骑兵连诱入埋伏圈，特务营两个连突然发动两面夹击，一举击毙击伤日伪军40余人。长田敏江不知八路军虚实，命日伪军撤至梁山西南的独山庄。特务营两个连和骑兵连紧追不舍，将独山庄包围。长田敏江没有料到包围他的八路军只有300余人，还以为遇到了八路军的“重兵”，未敢突围。
当天晚上9点，独立旅一团三营急行军赶到。陈光指挥各部队乘夜发动进攻，打进了独山庄。日伪军在一个骡马店里守了一阵，实在支持不住了，便拼命冲出村向南逃跑。陈光命令部队猛追猛打，毙、伤日伪军官兵300余人，俘虏20余人，仅有数十名日伪军侥幸逃脱。战后打扫战场，发现了日军大队长长田敏江的尸体。在当年梁山泊好汉聚义之处成建制地歼灭日军一个大队，陈光指挥的这一仗，被誉为“模范的歼灭战”。
1940年春，陈光和罗荣桓率部开赴鲁南，袭占了汉奸民团盘踞的平邑县白彦镇。日伪军见他们卵翼下的民团丢了白彦镇，连续发起三次反攻，企图夺回白彦镇，均被陈光、罗荣桓指挥一一五师部队击退。
1941年3月，陈光来到组建不久的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指挥教导二旅和山东纵队第二旅发动了青口（赣榆）战役。此战攻克了日伪军盘踞的海头、大沟、兴庄等十几个据点，收复了鲁南、苏北滨海地区的大片国土，打通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颇有战略意义。
几个月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罗荣桓、朱瑞、黎玉、陈光组成的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统一指挥。陈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41年11月，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来到临沂，策划部署了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军出动了十七师团、二十一师团、三十二师团和独立第六、第七、第十旅团主力，共5万多人，企图彻底“荡平”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消灭一一五师。
陈光此时正在滨海区养病，闻讯立即赶回师部所在地沂南县留田，与罗荣桓一起指挥了突围行动。日军各师团、旅团的接合部往往有一两公里的空隙，一一五师师部利用这些狭小的空隙，一枪未放即钻出了日军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成功后，随师部行动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采访了陈光、罗荣桓，撰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无声的战斗》，称赞一一五师指挥员的指挥是十分“神奇”的。
1942年12月，陈光指挥一一五师教导五旅、教导二旅，山东军区第二旅、接受八路军领导的东北军一一一师等部，进行了甲子山反顽战役。甲子山位于日照、莒县边界，处于滨海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被勾结日军的国民党顽军孙焕彩部控制后，不但给滨海区带来困难，而且对鲁中区也形成威胁。所以陈光认为此仗非打不可。
陈光采取了“中心开花”的打法，先打顽军的指挥部，再打其所属部队。战斗打响后，因顽军工事坚固火力猛，一一五师的主攻部队走错了路，陈光打得很不顺手。罗荣桓赶到陈光的指挥所，与陈光研究制定了逼敌突围的新战术，果然奏效，顽军被围10日后被迫放弃甲子山逃跑。陈光命令各部队全力追歼，共毙伤顽军1000余人，俘虏1100余人，孙焕彩带领剩下的几百名残兵败将逃脱。
1943年1月，陈光指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开赴山东、江苏交界地区，发动了郯城战役。教导二旅激战两天攻克了郯城县城。陈光命教导二旅不要停顿，要继续扩大战果。教导二旅随即拔除了郯城附近的18个日伪军据点。郯城战役共毙、伤、俘日伪军及伪政府官员1000多人。
陈光在山东抗日战场上既打游击战，又打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率一一五师等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山东军民普遍将一一五师称作“陈罗部队”；有些地区的群众因为常常听到“陈罗首长”这个称呼，误以为“陈罗”是一个人。
就连原本指责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属于“擅自行动”，曾一再命令一一五师返回山西原防地的蒋介石，也对一一五师屡次重挫日军锋芒表示“殊堪嘉慰”，还奖给一一五师官兵3万元奖金。国民党算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地位。
驻华北日军屡尝一一五师的苦头，感受到了严重威胁，专门组织人编写了一本名为《陈光部作战研究》的书，发给各级军官参阅。
1943年3月，陈光奉调离开山东赴延安。这时候，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兵力，已由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十几万人了。
在延安，陈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中央党校一部党小组在《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中，给予了陈光较高的评价：“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游击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在指挥作战中，机智英勇，曾创造出不少有名的战斗范例。”
1945年，陈光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原已被列入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名单，但最终却未能当选，情绪产生了波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陈光与林彪、萧劲光、聂鹤亭等去山东工作。8月下旬，他们乘美国军用运输机飞至太行山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然后骑马向山东进发。途中接到中央紧急命令，要他们改赴东北。到达东北后，陈光被任命为东北四大军区之一东满军区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6年春，苏军按照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陆续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沈阳，又将新收编的原伪满洲国靖安军空运到长春。中共东北局决定：必须“以敏捷迅速手段”拿下长春。解放长春的任务交给了东满军区，陈光协助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制订了作战计划，并于战前冒险进入长春城内侦察了敌情。4月10日，东满军区在卡伦镇召开战前旅以上干部会议，陈光向攻打长春的西路、北路、南路部队指挥员提出了此次攻城作战的八条注意事项。
4月14日中午，驻长春的最后一批苏军官兵撤离，由原伪满洲国靖安军改编的国民党二十七军接管了长春。下午，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攻打长春。由于部队缺乏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三路攻城部队的伤亡都比较大，南路司令员贺庆积负伤，副司令员吴恒夫牺牲。
陈光得到报告，亲临前沿就近指挥。他仔细观察敌情后，决定各路攻城部队加强协同，先集中兵力夺取长春市政府和伪满洲国警察总部，得手后再攻打敌军巢穴——卫戍司令部所在地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厦。攻城部队按照调整后的方案打，于4月18日胜利结束了战斗。长春获得第一次解放，共歼灭守敌18000余人，其中包括被国民党长春当局收编的原日本关东军旧军人数百名。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松花江以南的一大批城镇，一时无力北进了，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15天。可就在休战令生效的当天，国民党军队又抢占了北满、东满铁路线上的重要车站新站和拉法。陈光认为：国民党军控制了这两座车站，既取得了继续向北推进的立脚点，又会严重威胁我方东满与北满之间的联系，危害实在太大，便指挥由山东开赴东北的一师、二师夺回了新站、拉法，在反击中歼灭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八师1900余人。
一师、二师此时均不属东满军区建制，而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但因陈光在山东老部队中享有很高威望，一师、二师都毫无保留地执行了陈光的命令。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整编，将野战部队统编为六个纵队。陈光任第六纵队司令员。六纵下辖三个师，为原山东第七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一部合编。山东第七师原系山东渤海军区的部队，新四军三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陈光与这两支部队都不陌生，他为回到自己比较熟悉的野战部队而高兴。
但时隔不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作战期间，陈光因六纵过松花江的时机问题与林彪产生了分歧。加上初到东北时，为一台电台的归属，曾与林彪发生过矛盾，他感到林彪是在借机整他，心情又不舒畅了。陈光在六纵只工作了几个月便调离，改任二级军区松江军区的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
辽沈战役中，陈光率松江军区部队参加了长春围困战，直到长春守敌一部起义一部投诚，长春获得第二次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开入山海关内作战，改称第四野战军。陈光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但在北平召开的四野高级干部会议上，陈光因为在给四野首长的信中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受到了批评。
1949年4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南下，先至开封，再到武汉。5月26日，陈光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在四野进军中南作战期间，陈光就如何切断和歼灭国民党桂系部队，迅速解放中南各省等问题，提出过一些有见地的建议。
1950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然而，陈光到任仅一两个月，就因工作中的失误受到了严厉批评。这些失误主要有：未经请示上级就处理了一些重要问题，未能按上级意图在台湾、香港、澳门布置并开展相关工作，擅自决定招收家乡烈士子弟及知识青年开办训练班，等等。
陈光是英勇善战的名将，但身上也有急躁、狭隘、偏执的缺点。在与相知甚深的罗荣桓共事时，他的失误总是能够得到循循善诱的指点和恰如其分的匡正。但身边没有了罗荣桓，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往往听不进上级对他的批评，拒不承认错误。当然，在今天看来，他的一些错误的确是被夸大了。
陈光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终于被撤职、开除党籍。1950年7月，他的问题进一步升级，被隔离、软禁。几个月以后，又被从广州转至武汉关押。
隔离、软禁、关押期间，陈光仍不服气，怀着希望不断地写申诉材料，累计有两麻袋之多。不写材料时，他也读读书，认真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
1954年6月7日，已经失去自由四年的陈光感到自己的问题解决无望，在武汉含冤自尽。
陈光逝世32年后，曾在红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工作的十几位老战友联名给陈云写信，请求组织上重新审查处理陈光的问题。陈云做了批示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纪委随即对陈光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调查。
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组织部门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陈光“反党”的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名誉。
蒙在陈光名字上的尘埃终被拂去，这位战争年代10次负伤的名将，可以含笑九泉了。
200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出江泽民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军著名战斗英雄、爱兵模范王克勤生前所在连的题词——“尊干爱兵，团结奋进”，以及《王克勤和王克勤运动》的新闻资料。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以“北上受降”为借口，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10月下旬，国民党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指挥下，侵入我河北邯郸地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集中6万精兵，发起著名的邯郸（平汉）战役，一举取得歼（俘）敌17000人的重大胜利。
就在这次战役中，王克勤被我军俘虏。战斗结束后，我军就去留问题一一征询被俘者的意见。王克勤说：“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还回去干嘛？干脆跟着你们干算了。”就这样，他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一连一排的一名战士。后来，王克勤在成为我军一等杀敌英雄后，曾对战友们说起过当时参加我军的真实想法，他说：“早就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被俘后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解放军不仅不打骂、虐待俘虏，还给受伤的俘虏治伤，有时他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俘虏吃饱饭，有俘虏要回家，他们还发给盘缠钱。我心里一热，就留了下来。”
这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五十二团一营营长郑文博、教导员武效贤正在一间小屋里听一连指导员汇报：
“我们连里一排一班新补充的战士王克勤同志，解放过来后一直不安心，工作不带劲，背后还发牢骚说‘真是天晓得，我会被俘虏过来！共产党的军队算个啥？几支破三八，一个连才两三挺轻机枪，一个营才两三挺重机枪，兵又少，还把国民党的王牌三十军吃了，真叫我有些不服气！你看这些兵，穿得破破烂烂，吃也是饱一顿、饥一顿的……’”
“他是一名老机枪手，各种机枪都摸得很熟，和他一起解放过来的战士都叫他‘机枪圣手’；还说他打起仗来点子特多，在国民党军队里曾多次立过战功，还得到过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哩。”
“是王牌三十军的，又是‘机枪圣手’和老蒋的‘功臣’，看不起我们，这也难怪。可是，到现在还有这样的看法，个性倒是不赖。”郑文博半开玩笑地说。
隔了两天，武效贤专门去了一连，刚进门，就发现一班的战士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在看着一名蒙住双眼的大个子战士摆弄一挺机枪。他近前瞧了一会儿，那大个子战士双手麻利地把一挺苏式机枪上的零件一件一件地卸下来，随后又灵巧地一件件装上去。战士们都睁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连称赞的话也忘了说。
“教导员来啦！”班长发现了武效贤，忙向他报告说，大家正在请王克勤表演装卸机枪的动作。
“这就是王克勤！”看到刚才那一幕，武效贤心里不由先对他喜爱了几分。
“你喜欢它吗？”武效贤指着机枪问王克勤。
“喜……喜欢。”
“那就给你用吧！不过，你得把全班的同志都教会。”
“行！”
此时的王克勤像大多数新解放战士一样，思想问题是很多的，主要是对当俘虏不服气。他曾跟别人说，国民党有美国人帮助，地盘大、军队多，有飞机、坦克、大炮，解放军靠几条破枪别想打败他们。但解放军却偏偏能以劣势屡屡战胜人力、物力、财力都强自己许多倍的敌人，这对王克勤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谜。如何解决新解放战士的困惑？我军各级指挥员都知道光靠一般地讲道理不行，必须启发其阶级觉悟，让他们认识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开展诉苦运动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
乘部队休整之机，王克勤所在部队及时展开了诉苦运动。诉苦大会第一天，几个新参军的农民战士控诉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剥削欺压的痛苦经历：有的父母被杀，有的妻子被奸，有的被逼得四处逃荒……讲到伤心处，台上台下一片欷歔声。起初，王克勤还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一切。不久就勾起了他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他的面孔开始变得有些苍白，低着头，双手不住地揉着衣角。散会时，他的眼睛红红的……
回到班里，王克勤饭也不吃，衣服也不脱就倒在炕上，并用军毯蒙住头。班长见了，给他端来了一碗面汤，他呆呆地望着班长，不说一句话。班长以为他病了，要去叫卫生员，他一把拉住班长，摇了摇头。
第二天，王克勤第一个走上台，一字一泪地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王克勤1920年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县王东店村一个贫农家，全家靠租种地主王三堂的3亩薄地生活。他无法像富家孩子那样上学读书，很小就打草拾柴，参加田间劳动。后来因地租太高，父亲同王三堂吵了几句，竟被其家丁打成重伤。王克勤13岁那年，父亲含恨去世，他、母亲和弟弟只好靠乞讨勉强度日。1939年7月，王克勤被保长抓去卖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思念母亲和弟弟，曾三次逃跑三次被抓回，每次都遭到毒打。后来，母亲和弟弟因四处要饭下落不明……吐了苦水，王克勤得到全连同志的同情和精神安慰，他与大伙拉近了距离。他耐心地、毫无保留地把机枪技术和战斗经验教给大家，同志们也渐渐喜欢上了他。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体验，王克勤切实感受到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当官的待遇高，有特权，随意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打仗时用枪逼着士兵冲锋；而解放军的官兵政治上完全平等，士兵尊敬军官，军官爱护士兵。战士有了缺点和错误，干部总是耐心说服教育；而干部有了缺点和错误，战士也可以提出批评，还可以向上级报告。连队伙食由士兵选出的经济委员会来管，并定期检查公布账目，有时还分伙食尾子。干部非常关心士兵的生活，经常对战士问寒问暖，夜里还查铺给战士盖被子。平时，干部与战士总是同吃同住，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他生病时，党建庭副连长亲自给他打病号饭，找卫生员……所有这些，令王克勤十分感动。
令王克勤感触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陇海战斗中。1946年8月，战斗打响，这是王克勤等作为解放军打的第一仗。进入阵地后，连长发现新解放战士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犹豫和畏缩情绪，王克勤也是如此，他知道这是蒋军的宣传在作祟：共产党的军队对俘虏起初很好，打仗时却把俘虏放在前面当炮灰。连长想对王克勤他们说些什么，但还是忍住了，他想让事实来说话！
冲锋号响了，我军党员、干部们像往常一样，带头冲杀在最前面，而不少解放战士却迟迟不前。王克勤也呆住了，机枪也忘了打。眼见一些冲在最前面的党员、干部有的负伤，有的壮烈牺牲，连长、指导员立刻又带着第二梯队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王克勤突然“呼”的一声抱着机枪站了起来，向躲在后面的解放战士高声喊道：“冲啊！”大家都勇猛地冲了过去……战斗中，王克勤那挺机枪发挥了最大威力。遇有地形阻碍，他便抱起机枪站直了身子射击；敌人一逃跑，他便把机枪背带一挂，抱着机枪一面追赶一面扫射，打得敌人哇哇乱叫。
战斗结束后，营、连领导表扬了他，他却难过得哭起来了：“我对不起开始冲锋时那些伤亡的同志。”此后，王克勤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勇敢。他以一挺机枪先后歼敌232人，累计荣立战功9次，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英雄战士。
陇海战斗结束不久，蒋介石又迅速调集32个旅共30万大军，企图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未及休整补充之际，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山东定陶、曹县地区。1946年8月下旬，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发起了著名的定陶（大杨湖）战役，全歼敌整三师17000人。在战斗中，王克勤的一挺重机枪神出鬼没，给敌以大量杀伤，一连领导果断任命他为副班长。战斗结束后，他又被提升为班长。
王克勤入伍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基层干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震动。他万万没想到：在国民党军队里当牛做马干了六年，从头到尾都是个大头兵；而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自己作为一名俘虏不但没有被歧视，还论功提拔如此信任。这不仅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使他产生了当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想法。
王克勤的这一愿望，不久就实现了。1946年9月，他在庄严的党旗下郑重宣誓。
王克勤毕竟是个有着丰富行伍经历的“老兵”，深谙团结协作对保障战斗胜利的重要性。受当时解放区普遍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启发，他创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建成班上的互助组。王克勤对班里同志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和观察，创造性地在班里成立了思想、技术、生活互助组，组长由大伙儿推选，自由结合编组。
思想互助主要是以诉苦活动为中心开展思想工作。班里战士有了思想疙瘩，王克勤耐心说服，从不耍态度、发脾气。
技术互助的目的是尽快提高军事素质。因为战斗频繁，新同志一参军就得打仗，王克勤说：“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就看排长和班长怎样带。”他提出勇敢与技术结合、战斗与训练结合的口号，带领战士从难从严进行军事训练。班里有一挺日式歪把机枪、一挺苏式转盘机枪，为了提高夜间射击能力，王克勤用白纸糊在碉堡孔上让战士们练瞄准。经他言传身教，全班战士人人都会两种机枪的拆卸、组装和使用。
生活互助一开始也称体力互助。部队天天行军打仗，甭说是新兵，就是老兵，体力有时也吃不消。王克勤常说：“咱穷兄弟在一起干革命，求解放，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部队过河，他把受伤的战士一个个背过去；部队夜行军，他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拧成一条绳，让全班战士牵着绳子走；部队宿营，他忙着烧水给战士们烫脚、挑泡……
王克勤创立的这一“三大互助”带兵方法，当时很有效果。每名战士的优点、长处都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而每人的不足和短处又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得到迅速克服和解决。“三大互助”使王克勤班迅速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战斗力，并在不久后进行的巨野战役中经受了考验。
六纵关于“王克勤班”的事迹上达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极为重视，命令所属各纵队迅即展开学习王克勤的运动。《战友报》社派出得力记者到五十二团采访，接连发表多篇报道，六纵文工团编演了歌剧《王克勤班》，并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奖励；边区画艺研究社为王克勤画了像，大量印制散发……
1946年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很快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注。正值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当时补充兵源主要来自被俘后自愿参加我军的蒋军士兵，在有的部队其人数竟占到30％～50％。由于部分新解放战士不习惯我军生活，改造他们又需要一个过程等，极少数新解放战士开小差逃亡的现象一度比较严重，有人甚至再次投敌。如何将新解放战士迅速改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成为摆在我军各级指挥员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王克勤由俘虏兵转变为战斗英雄的事例，就是一部极好的教材；他在我军最基层建立互助组，开展思想、技术、体力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更是迅速提高我军战斗力、凝聚力的好办法。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王克勤运动”推至全军。1946年12月11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
一时间，全军几乎所有的班、排都成立了互助小组，展开形式多样的“三大互助”，大批王克勤式的模范班、排和英雄人物不断涌现，我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轰轰烈烈的“王克勤运动”，对王克勤本人也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1946年10月底的鄄（城）南任庄战斗，11月19日的上官村战斗，1947年1月初的金乡战斗、鱼台打援，1月12日殷家楼战斗，2月初打亳州，3月底参加豫北攻势，4月围困与攻打汤阴等战斗，王克勤和他的班排屡立战功。1947年1月，该排又荣立大功一次。此时，王克勤已荣任排长。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余人，在张秋镇至临濮集150公里地段上一举渡过黄河天堑，展开了鲁西南战役。蒋介石慌忙调整部署，以第五十五师主力退守郓城，第六十八师及第一八一旅驻守菏泽，从豫皖苏抽调第一五三旅防守定陶，作为西路军牵制我军主力。为此，刘邓首长决心首先歼灭郓城、定陶、曹县之敌，第六纵队的任务是单独歼灭定陶守敌一五三旅。
7月5日拂晓，六纵突然包围了定陶城，纵队首长决定由十八旅五十二团主攻北门，团部确定王克勤所在的一营一连担任突击连。
王克勤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忙着同大家讨论攻城打法，检查武器装备，给新战士介绍战斗经验。眼见王克勤一天天消瘦下去，每顿饭只吃半个馍，给他煮点面条汤也喝不下几口，他只是说：“头有点痛，不打紧。”其实在过黄河以后，战士们就发觉王克勤中了暑热，大家争着要帮他背背包，都被他拒绝。他不但照样行军，到宿营地后还要照顾全排同志的生活。现在他的病更重了，仍一刻也没有躺下休息。在全排党员会议上，好几个同志都说他不爱护身体，而王克勤摇摇头说：“不碍事，一点小毛病。我已经三次去营首长那儿要求担任咱连的突击排，可是营首长却反过来叫我去住医院。排里这么多新同志，打仗不带着他们能行吗？”
7月8日，王克勤兴冲冲地从营部跑回来，一进门就连声嚷道：“同志们，好消息！营首长答应把突击任务交给咱们排了！”大家“呼啦”一下子围了上去，有的拍手，有的跳起来。
7月10日，攻城战斗就要打响。王克勤已经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嘴唇都干裂了，只有那一双大眼睛还很精神。排里的同志都劝他留在后面，并说：“放心吧，我们保证不叫咱们排丢脸！”王克勤笑着说：“这是我们大反攻的第一仗，我不能不去，我的经验毕竟多一些。这点小病，一听到枪声就会好的。”连、营首长都没有说服他，大伙更说不过他，不让他去是不行的。下午6点多钟，全排出发了，每人手上提着满满一篮手榴弹，他们顺着交通沟运动到定陶北门外，在预先挖好的堑壕里隐伏起来。
王克勤仔细观察着前面的地形，城墙有两丈多高，城墙外面有护城壕和鹿砦。他帮战士们选择好冲锋道路，又跑到各班检查了一遍，直到看不出一点问题才放心。
7时整，我们的大炮开火了。王克勤连忙让大家把嘴张开（他早就教过战士们，听到打炮张开嘴巴，心里才不闷得慌），眼见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去，城墙顿时被烟尘和火光吞没。8时零5分，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攻城正式开始。王克勤高喊一声：“冲！”随即一跃冲出堑壕，战士们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全然不顾敌人残存的火力点在喷射着火舌。
王克勤第一个冲过鹿砦，跳过护城壕。冲到刚被炮火掀开的城墙缺口下，他喊了一声：“架云梯！”随即率先踏上战士们架起的梯子。恰在这时，一发枪榴弹落在梯子的左边，王克勤来不及采取任何躲避措施，在爆炸声中倒了下去。三班长张老四趋身去救王克勤，用手摸到他的左肋下，一股股热血正往外涌。王克勤喘着粗气说：“不用管我，冲、冲上去！”张老四不听，非要把王克勤背下去抢救。可王克勤双手拼尽力气抓住梯脚，就是不让，并再次用更为严厉的语气命令：“赶快登、登城！”张老四只得强忍悲痛，回转身高喊：“为排长报仇，冲啊！”率领战士们旋风似地登上了城墙。王克勤从腰中艰难地抽出信号枪，朝天扣动了扳机，两发白色信号弹由城墙下冉冉升起，在城头上空闪耀出刺眼的光芒。后面的大部队看到登城成功，千军万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掩杀过来……
部队越过城头向纵深发展，王克勤昏迷了过去，被抬往不远处的急救所。在阴雨沉沉的夜色中，六纵随军记者胡征扶着担架，跌跌撞撞地奔进急救所。这是一个瓜棚，A字形的棚顶挂着一盏小马灯，灯罩熏得焦黄，光线暗淡，棚内外躺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经检查，王克勤动脉负伤。胡征发现自己衣袖上沾满了王克勤温热的鲜血，焦急地问医生：“王克勤的伤势……”医生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从医生的表情上他感觉到自己的心突然往下沉……
这时候，王克勤的神志忽然清醒过来，慢慢睁开眼。胡征急忙俯身说：“克勤同志，认识我吗？”
王克勤微微点头，接着他那变了色的嘴唇轻轻颤抖了几下，好像在说什么。因枪炮的响声近在咫尺，胡征只得把耳朵贴近他的口边，艰难地捕捉着断断续续的零散字音，最后连接成两句完整的话：“请你告诉党中央，毛主席，我对不起党，没有完成党的任务。请再转告全排同志，要团结，要互助，好好打老蒋，为民立新功……”
胡征紧紧攥着王克勤的手，似乎想拉住他，不让他离开这个世界，可是英雄的手却在逐渐降温，直至冰凉……
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军全歼定陶守敌4300余人，但王克勤英勇捐躯的不幸消息，立刻将指战员愉悦的心情冲刷得一干二净。全纵队上下陷入无限悲痛之中，王克勤排的战士们更是个个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7月18日，追悼王克勤烈士的大会在定陶北门隆重举行。十八旅全体官兵参加了追悼大会，旅政委李震主持大会，六纵副政委鲍先志赶来致悼词，副政委刘昌宣读了《进一步开展王克勤运动的决定》。
王克勤牺牲的消息很快上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野战军首长十分悲痛，刘伯承司令员捶着桌子喊道：“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他的意思十分明了，定陶之战虽然消灭敌人一个旅，但却倒下了我军一面“旗手”，可惜啊！刘司令员奋笔亲自写下唁电，以他和邓小平政委两人的名义，拍发到六纵司令部：
我们以极悲痛的心情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悼唁我们一切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的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崇敬。为了永远纪念王克勤同志，决定王克勤所在的排永远保持王克勤排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继续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一直到全部歼灭进犯军。
王克勤同志永垂不朽！
在我军的军史上，野战军最高首长为一名基层排长的牺牲而亲笔撰写唁电，并一连用了“极悲痛、无限崇敬、永垂不朽”等多个非常、极致词语，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