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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他于1928年来华，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和工作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访华。他以探索真理的求实精神和勇气，写出了大量真实、深刻并有远见卓识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为增进中美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斯诺1960年首次访问新中国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龚澎司长的助手，曾为斯诺安排访华日程。翌年6月，在参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我又陪同乔冠华、龚澎夫归前往斯诺在日内瓦湖畔的乡间居所拜访。有幸两次与这位因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真实情况而声名远播的美国友人接触，使我对他在促进中美友好方面的贡献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1936年，斯诺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了刚刚经过长征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众多红军官兵和普通百姓。采访中，斯诺为红军那种不可征服的革命精神所打动，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在世界范围引起震动。当时美国的一些著名人士，如罗斯福、史迪威、卡尔逊等出于遏制日本法西斯扩张的战略考虑，对斯诺所写的见闻十分重视。
那时我看到的名为《西行漫记》的译本，是上海“复社”1938年出版的。正如胡愈之在中文重译本序中所写，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都是通过上海的群众直接办理的。出版这本书的资金，采取推销购书券的办法解决，一元钱一本。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协”负责推动这件事。我的哥哥陈一鸣说，当时学生们购书十分踊跃，第一版的购书券很快就销完了。接着又出第二版、第三版。
为什么这本书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因为斯诺用他见到的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分析，回答了青年们思想感情上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和对红色根据地的封锁，许多青年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一些疑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是什么？国民党剿了十年“共”，杀了无数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为什么又和它合作抗日？旧中国十分黑暗，人民苦难深重，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又怎样呢？……青年们看过高尔基、托尔斯泰、果戈里等许多描写旧俄社会的小说，也向往十月革命，但中国的革命将是怎么样的呢？在当时，还没有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书。而《西行漫记》填满了青年们思想认识和感情上的这个空白。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它。斯诺和中共领导人的长篇谈话，像一道道阳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他笔下栩栩如生的红军战士、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不可征服的精神，那种无坚不摧的力量，那种奔放的热情——为革命理想而献出一切的思想面貌，深深地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不但是青年人，就是那些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老一辈人，也都赞扬和钦佩斯诺。我的父亲陈鹤琴，参加了一个由工商界、文教界上层人士组成的“星期二聚餐会”，斯诺曾应邀向他们介绍苏区见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斯诺的讲话，在他们心目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富有正义感的斯诺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当时，他不仅面对上海的残酷现实，还目睹了中国西北大饥荒的惨象，熟悉千百万农民在苛捐杂税、沉重地租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失去土地、卖儿鬻女、离乡背井的情景。他深深感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要么进行深刻的改革，要么就灭亡。中国现在必须要有坚强的革命的领导。
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事实教育了斯诺。他写道：“蒋介石反正不是革命者。”1932年，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在淞沪一带英勇抗日，获得全上海人民的热情支持，而蒋介石却逃到了洛阳，停止给十九路军以任何增援。斯诺对这些都作了忠实公正的报道。
在上海，斯诺认识了鲁迅，并把《阿Q正传》译成了英文。鲁迅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杰出的青年作家，这些青年人在思想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作品遭到查禁，他们许多人和鲁迅一样，到处避难。而斯诺把他们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汇集成《活的中国》出版。海伦为该书写了“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这是最早把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通过这些作家和作品，斯诺深刻领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体会到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反抗精神。斯诺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斯诺和宋庆龄的友谊也使他对中国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宋庆龄通过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那些年月里，她经常介绍我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后来我和她一起把数以千计的难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收养在战争和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开办医院……”“宋庆龄帮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抱负。她还帮我了解她家族的情况，了解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家族一起和蒋介石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我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他感叹地说：“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在1936年春，通过宋庆龄的安排，斯诺与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给了斯诺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还告诉他同西安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由于这位教授的帮助，斯诺终于成功地访问了苏区，见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报道了“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之一的基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
宋庆龄曾对斯诺说：“你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属于中国。”20年后，1960年6月，斯诺终于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回到这里，回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他兴奋地说：“20年不见，中国已完全变了样，我感到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旧中国，所以现在一看就知道变化有多大。”他重访上海。旧上海和它的一切罪恶黑暗已一去不复返。南京路没有以前那种表面上的“繁荣”和“热闹”，也已见不到乞丐和饿殍。上海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变了。过去“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外滩公园，现在一清早就挤满了各式各样愉快欢乐的人群。他们在那里打太极拳、舞剑、散步、唱歌。他漫步走进公园找了一个人闲聊，原来那是个以前的小资本家。斯诺问他生活得如何？共产党政府好吗？他表示生活得很好。斯诺还访问过一个工人家庭。他问这个家庭的主人，社会主义好吗？答复是：当然好！过去和现在完全不能比，过去只有我一个人当佣工，养不活全家，现在家里三个人工作，生活过得很好！过去只有资本家、地主有吃的。现在人人有饭吃、有工做，我们还要建设，还要发展，将来也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有什么。
斯诺参观了上海工展，他为上海能生产这么多钢材和各种机器而感到高兴！当他看到乐器厂能制造竖琴这样复杂的乐器时高兴地说，这在旧中国是不能想象的！他参观了音乐学院并和师生交谈，听他们演奏后，激动地在留言簿上写道：“今天是我重访中国最值得纪念和最愉快的一天。在这里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可以从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力量中衡量出来……从你们的学校和人员中，我看到了一种高度发展和创造性的新社会精神面貌的表现。”斯诺认为解放后人民思想面貌的变化是场深刻的革命，它比工业建设的革命要“深刻”！在这次访问中，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并与多年不见的许多老朋友会面。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市的工厂、农村、学校、医院、部队、监狱，并同工、农、兵、学、商、少数民族、资本家以及犯人等70余人直接交谈，还采访了末代皇帝溥仪。斯诺表示，中国完全变了个样，其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令他惊讶。
这次访问后，斯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把两次采访周总理的谈话记录发表在美国《展望》杂志上。周总理的谈话论及许多问题，但核心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这是最早见诸西方报刊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和中国政策的最完整的阐述。周总理指出，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不解决，就不可能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其武装力量。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国绝不允许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上述立场，后来写入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中，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
当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毛主席曾对他说，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不论尼克松是作为旅游者或是总统来都可以。斯诺随即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这一导致中美关系重大突破的消息。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斯诺未能实现作为随团记者来华的愿望，他于2月15日不幸病逝。毛主席在致他家属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和斯诺一样，海伦·福斯特·斯诺也是中国人民坚定的朋友。作为著名美国女作家兼记者，海伦于1931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当时她才24岁，美丽、聪明、富有开拓精神。她和斯诺结了婚。在中国居住了10年。1941年他们回到美国后分手。但他们仍各自尽毕生之力继续关心、支持和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和进步事业。
1934年斯诺夫妇搬到北平，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萧乾是他的学生之一。海伦则入学选修了许多课程，正如海伦说的：“这一年非常繁重的研究和学习，对我的思想是极其富有成效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和北平的一些进步学生领袖结下莫逆之交。当时北平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我的老领导黄华、龚澎、龚普生，还有我爱人的表兄姚依林都曾和我谈起当时他们在斯诺夫妇家里秘密开会的情况。海伦帮他们翻译并对外分发请愿书，还帮学生争取其他西方记者的同情。在“一二·九”那天他们还跟着游行队伍采访拍照并及时对西方媒体报道，向国外传播中国人民抗日的呼声和情况。1936年，海伦在斯诺的鼓励下途经西安要进入红区，但受阻未能成行。在西安海伦采访了要求抗日的张学良少帅并做了报道。那是西安事变前的70天。1937年4月她又一次摆脱西安警察的监视，到达了彭德怀的红军总部。她在延安采访了四个月，和毛主席谈了好几次。友研会顾问余建亭当时任翻译，他告诉我，毛主席向海伦谈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说，如果南京国民党政府肯接受这十大纲领，我们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海伦在访问期间采访了65位各方面的人士，搜集了34份自传。她写了《续西行漫记》，那是《西行漫记》的姐妹篇。她深有感触地在书的前言中写道：“中国的几万万人掀起了革命，正是今天世界上最发人意兴的一大奇观。它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一场社会、政治斗争。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发现新事物的旅程——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个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
《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问世轰动了中国和世界，激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不少人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当年还是上海的一个中学生，也是从此知道了埃德加·斯诺和尼姆·威尔斯（海伦的笔名）。永生难忘。
1938年，海伦应好友龚普生的邀请，向上海青年学生作过有关她1937年继斯诺之后访问延安的报告。那次报告是在上海女青年会礼堂举行的。听众们全神贯注，简直是着了迷似地热烈鼓掌。普生说，尽管海伦不很习惯于演说，讲话时经常把脸转向一旁，但这次报告很成功。因为：一、海伦讲的和斯诺一样，是有关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外界很少知道，是独一无二的新闻；二、海伦是个西方记者，不涉及国内哪个党派，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样的人一定更客观，因此更有说服力；三、海伦又是个长得漂亮，穿着时髦的外国妇女，活像个美国电影明星，这更增加了她对听众的吸引力。
1940年底，海伦回到美国，在半个多世纪里继续勤奋笔耕，写了许多部介绍中国的书。70年代她又两度来华，旧地重游，写了《重返中国》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她把毕生心血倾注于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了表彰她为增进中美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1991年8月授予她“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中国作协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还为此在北京举行了庆祝会。
1992年，我有幸见到这位才华横溢、有胆识和独立见解、勇于追求真理、有火一样的性格、热爱中国人民的女作家。
我的儿子驾着车陪我来到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郊的一座古老木屋，我们沿着石板小道，穿过大树耸立、野草遍地的园子，踏上木板搭成的台阶，从后阳台进入海伦的木屋，海伦身材修长，满头白发，身穿天蓝色的服装，她精神矍铄、思维仍很敏捷、反应迅速、说话清晰，像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她见到我们十分高兴，热情、亲切地接待我们，和我们促膝谈心。她非常认真，边谈边在记事本上记下要办的事，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就这样流逝了。
海伦是那样关心中国的一切，想念着她在中国的至交、老朋友们。当她读着我带去的黄华、龚普生、陆璀给她的信时，她眼中闪耀着无比喜悦和深情的光辉。她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这一代人是中国历史上“高尚和纯真”的一代人。他们在旧中国和现代化新中国之间架起了通向未来的桥梁，他们也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联系，她鼓励我要举起东西方联系的接力棒，努力工作，奋勇前进。她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上面写着“您是那些沟通东西方之间最好的人中之一”。她认为这个事业在当前特别重要，因为中美关系被一些反华的叫嚣所损害，为了重建中美人民友谊，需要清除美国人民的误会，增加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她建议再版斯诺和她的一些原著和译文；建议出版一些美国朋友的传记，像耿丽淑、夏仁德等，出版他们的一些著作，像休·迪恩的《友谊和炮舰》等，她也认为现在更需要培养、发现新的斯诺——斯诺式的人物。
海伦火一样的性格不减当年，她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我访问她之后，在美东海岸逗留了十来天，结果我接连不断地收到她寄来的信和邮件。她寄来“谈谈斯诺精神”一文，供我寄给北京纪念会发表，她寄来《阿里郎之歌》一书的作者序，那是国际友人丛书编委会正在翻译、准备出版的她的作品；她还寄来四五封写给北京老朋友们和我的信，她还送我一本她赶着复印出来的书稿——《不加修饰的来自中国的故事》，其中的一篇——《有鬼的屋子》，我送给《中国日报》周末报刊登了；她还寄来送给朱子奇的未正式出版过的《沟通之路》诗集的部分诗篇。原来海伦还是一位诗人，她的诗曾得过奖。后来朱子奇托人译出“友谊”、“永恒”等诗刊登在《中国诗刊》上，这些诗表达了她对中国的深深怀念。她已是84岁的高龄，但她的动作却如此迅速，尽管打的错字很多，但效率之高，笔调之流畅，真使我惊叹不已。
海伦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她长期生活清贫。我看到她那间20平方米的起居室，陈设简陋，集吃、睡、工作于一室。她的床旁放着一架旧式的打字机和一架电话机，桌上还摊着几个空的快餐盘子，唯一能使人回忆起海伦当年的风采的是一张挂在墙上的年轻时的画像。起居室的外间，散放着一些花草，桌上放着海伦的骄傲——她获得的奖品——一尊黄杨木雕屈原吟诗像。我应她的要求，行前为她翻译了一篇我请郭心晖老师写的介绍屈原生平的资料。另有两间藏书室，一排排的书架上堆满了资料和她尚未出版的书稿的复印件。她独自一人住着，陪伴她的有一只大黑猫，还有常常光顾她的阳台上的三只小浣熊，那是海伦喂养的三个小伙伴。
在美国麦卡锡反共时期，海伦受到政治迫害。她写的40多部书不能出版。这次她又告诉我：由于1989年美国的反华逆流，原已按照她的《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拍摄的电影，也因此而停拍。但她并未因此而气馁。她心胸开阔、乐观豁达，她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出版商，而是为了中美两国年轻的一代。”她又说：“我写书是希望他们能从我的一生经历中汲取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是的，我们从海伦身上感受和体会到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即不论国际风云和中美关系如何变幻，她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忠贞不渝。1991年，她给授奖庆祝会发来的致辞中说：“在20世纪30年代，我目睹并报道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国革命。40多年来我一直关心着新中国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人兴奋。这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件大好事。”我认为她所以能不迷失方向，因为她能从本质上看问题。
1997年1月，89岁高龄的海伦在美逝世，我们在北京，海伦在美国的亲友分别为她召开了悼念会。2000年10月我又出席了美杨伯翰大学召开的纪念海伦研讨会，更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和敬爱。海伦不愧是中国人民坚贞不渝的挚友。我们将永远怀念她！
1980年1月11日，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剧作家、电影组织家、报告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倾听了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血泪控诉。
在最困难的时期，夏衍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电影界的“祖师爷”、“权威”、刘少奇在电影界的“总代理人”，是“离经叛道论”和“火药味论”的倡导者，是“日特、美特、中统和军统特务”，是“周扬反革命集团核心成员”。从1966年5月到1975年8月15日关押了近十年，右腿胯骨被踢断，锁骨被打断，并被打成便血。
林彪、江青一伙对夏衍为什么如此残暴？
原因之一是江青为了掩盖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恶历史，她要整倒所有30年代的知情人。1933年7月在青岛落难的江青逃到了上海，投奔她早已慕名的田汉门下，但是在一次会上，江青却厚颜无耻地说：“1933年，我到上海，当时‘左联’负责人周扬和夏衍，不给我接关系，后来是康老给我接的关系。”其实她落难到上海，根本没带什么关系，康生此时也已去苏联，江青此话的目的，是要给周扬、夏衍栽赃。刻意给夏衍加上一条江青到上海不给接关系的罪名。
1936年夏，沈端先第一次以笔名夏衍写了《赛金花》，江青与王莹争演女主角赛金花，当时夏衍没有明确支持江青（当年被称为蓝苹）演赛金花，只是提出分A、B组，结果蓝苹败给王莹，让她丢尽了脸面，报复心极强的江青就找机会整人。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蓝苹在公开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很厉害，夏衍出于对蓝苹的关心，让于伶约蓝苹谈话，意在让蓝苹提高警惕，不要被托派利用。解放后，江青却称“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因此要整夏衍。
至于蓝苹在上海滩上的那些争风吃醋的桃色新闻和朝秦暮楚的婚变，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夏衍更是一清二楚，夏衍显然成为江青30年代的重要知情人。
原因之二是江青要把文艺界打成所谓的“文艺黑线”，把夏衍打成“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打成是刘少奇在电影界的“总代表”。
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号召上海文艺界“大写十三年”，指责文艺界“崇洋复古、厚死薄生，疯狂反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文坛，去占领舞台”。于是就有了毛主席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两次批示和文艺界开展的整风，江青、张春桥抓住夏衍1959年夏在全国故事片制片厂厂长会议上和1962年3月在北京翠明庄召开的电影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截头去尾抓话柄的办法，诬陷夏衍在会议上提出了什么“离经叛道论”和“火药味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夏衍在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被认为是在向党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攻，疯狂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刮翻案妖风的反党行为。策动电影界开展了一场针对夏衍和陈荒煤的所谓“夏陈路线”的大批判。
1965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整风，邓小平在会议上针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住小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会议认为，文学艺术界整风过火了，影响创作繁荣，要求赶快刹车，报刊上的批判停下来，对夏衍等人的批判也不要搞了。然而，1965年4月7日，《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下发，齐燕铭、夏衍还是被免去了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夏衍被安排到对外文委亚非拉文化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夏衍再次陷入灾难的旋涡，他以电影界“祖师爷”、“权威”再次受到错误批判。
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委托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她所认为的“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于是把夏衍当成这条黑线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针对夏衍的讲话，江青说：“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江青在多种场合上诬陷夏衍“极力吹捧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腐朽没落的反动文艺”、“宣扬30年代文艺”。说夏衍“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刘少奇安插在电影部门的‘总代理人’”，“是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在刘少奇的授意下，勾结周扬等人进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电影界搞成藏污纳垢的“独立王国”等。
夏衍同志一生写过很多作品，如《狂流》、《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春蚕》、《包身工》等。然而，正是这位当年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蓝苹，摇身一变，成为当今领导“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把夏衍的作品宣布为歌颂汉奸、妓女的“反动作品”，诬陷夏衍的作品是“贩卖投降主义和叛徒哲学，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效劳的”。诬陷夏衍同志改编和支持的影片《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聂耳》等是“复活30年代文艺，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把20世纪30年代上海周扬、夏衍等领导的“文委”、“临委”诬陷为“假党”，在“文委”、“临委”领导下的党员都是“假党员”。把夏衍诬陷成“周扬假党反革命集团的二号头目”。
1968年5月20日，江青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夏衍日特是定下来的，他还是美特，夏衍1934年到过日本，回来就发表《赛金花》，他在东京参加国民党，夏衍还给日本领事馆写过信，找人保袁珠，夏衍同美国关系也很密切，锦江饭店老板娘几个女儿，就跟美国有关系，去美国是通过夏衍，回来是通过夏衍给安置的。据说夏衍是远东有名的集邮家，几千元买一张邮票，他用这种方法搞特务工作，公安部有一种灯，可以把他的东西拿去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有密码？夏衍的家要好好搜一搜。”在这次会上，她多次诬陷夏衍说：“夏衍特务问题怎么能跑掉？他和日本领事馆有关系，给领事馆写信，王莹到日本是通过夏衍的关系，他的日本特务问题跑不了。”还说：“夏衍集什么邮，一张邮票几千元，那是搞特务活动经费。”
更恶毒的是江青把上海“二六”被炸事件也说成是夏衍的特务活动。
1952年2月，江青随毛主席来到上海。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早已查明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干的。可是江青把这件事说成是夏衍搞的。江青说炸时她在上海，这时全市停电，就是她的住地没有停，说这是有意给敌人指示目标。江青回北京，在固镇时发生火车出轨，也说是夏衍同志搞的破坏，说夏衍同志在铁路上安了特务。
江青把夏衍30年代与国民党头面人物张道藩、潘公展、王新衡有过交往，说成特务活动，把夏衍同志在重庆形成的“二流堂”说成特务组织，说：“凡是在这个组织活动的，都有特务问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在江青、戚本禹一伙的指挥下，夏衍和彭真等人一起，便被红卫兵造反派抓了起来，关在北京大红门进行批斗。1967年5月，“周扬专案组”成立，夏衍同志被列为“周扬专案组”的“重要案犯”被立案审查。1967年6月，批准“监护”，把夏衍从红卫兵造反派手中转移到卫戍区，监护在北京六王坟关押。1969年，又转移到北京交通干校监护。
1967年9月，专案组因为夏衍1964年就被江青一伙批判审查过，眼下又急着要了解司徒慧敏的所谓问题，就决定把夏衍作为突破口，进行突击审讯，一个姓杨的造反派就向专案组请缨，保证“一个礼拜拿下夏衍”。于是他带领红卫兵造反派向夏衍发起冲击，他们拳打脚踢，揪耳朵卡脖子，大打出手，大搞刑讯逼供，用他们的话说：“9月底突破了夏衍。”于是这位姓杨的被江青一伙捧为英雄，为了表彰他“突破夏衍”。10月1日，他被邀请上了天安门观礼。专案办公室总结了《一巴掌打出个特务来》的所谓经验在办案人员中推广。江青在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听说有人告你们的状打人，在气头上打几下可以理解，我给你们兜着。要知道，现在是击鼓，不是鸣锣，你们懂不懂？”这样，从1967年底开始，被打的就不止夏衍一个了，打人成了“合法的”。
1980年1月11日，夏衍对江青一伙打人作了愤怒的控诉，他说：“专案组有的是笑面虎，他跟你客客气气，但没有好的，没有一个不打人的。我被红卫兵抓去后，就关了起来，关在大红门一年多，一间房子关13个人，抓去后他们打得厉害。他们规定睡只能朝天，侧身睡就打，半夜里听不到打呼也打，吃饭慢，小便时间长也打。田汉几乎是打死的，薄一波也打得厉害，他住我们隔壁，打了以后，他们不吃饭，没有用，不吃就灌，什么他妈的副总理，今天才打的痛快呢。我吃饭舔牙，三个人进来就打，说我吃火柴自杀，什么刑罚都有，‘坐飞机’我也经过，他说你是叛徒，你不承认也打，不在他写好的材料上签字也打。”夏衍同志说：“要写这些得写一本书，我腿被打断不说，写逼供信，我可以成为专家了，什么苦头我都吃过。”
1969年3月9日，“周扬专案组”给江青的一个报告称：“特务夏衍，右腿瘫痪，右脚冻伤，下肢肿胀，体质下降，经医院门诊检查发现，右股骨和坐骨骨折，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便血。夏犯骨折的原因正配合卫戍区进行调查，据我们接触夏犯和观察，今年1月初开始发现他走动不方便，右脚冻伤，右腿肿胀，2月初走动很吃力，3月初提审时就不能走了，是由人拖来的，看来他的骨折，可能不是一次突然造成的，是有一个过程。”夏衍在被打骨折，病情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69年3月10日送医院住院治疗。
1970年2月25日，“周扬专案组”又给江青写报告称：“特务夏衍，因右股骨和坐骨骨折，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便血，经批准于去年3月10日进医院治疗，胃出血已痊愈，骨折也已愈合，体力已得到恢复。现只是由于夏犯右股骨骨折和右膝关节强直，而右腿尚不能行走，但对他的生命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夏犯送回卫戍区继续监护，不再住院治疗。”江青于1970年4月14日批示，“拟同意”。于是，夏衍同志再度落入牢笼，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残酷的人身折磨。
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要结案放人，江青坚持要把周扬、夏衍等人继续关押，1975年，毛主席发现后作了“周扬一案似可从轻处理分配工作，有病治病或养起来，久关不是办法”的重要批示。遵照毛主席的批示，1975年8月15日，夏衍才被解除监护，释放回家。
夏衍同志获释后，江青一伙仍不放过他，又在结论上大做文章。1975年8月15日，“周扬专案组”仍给夏衍结论为：“夏衍30年代推行王明路线，支持国防文学，围攻鲁迅，解放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还同潘汉年包庇陈宝骅、袁珠等国民党特务，犯有严重路线错误，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由外交部养起来治病。”1975年8月26日，结论与夏衍同志本人见面，结论见面后，“周扬专案组”一直压着没有研究落实，并在夏衍同志1975年8月15日原结论材料中加了个注：“此结论信1977年6月3日批准发出。”这证明，对夏衍的结论，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抓起来以后才发出。
夏衍对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迫害多次提出申诉，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1977年8月14日，夏衍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揭露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与迫害，诉说了他从1966年到1969年所受到的法西斯式的逼供信和腿骨、锁骨被打断的情况，对他的错误结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他的安置和生活等问题提出了要求。邓小平同志收到夏衍同志的来信后，极为重视，于1977年8月29日作了批示：“请东兴同志酌处。”汪东兴也于8月29日批：“请中央组织部商中专一办处理。”1977年11月21日，中专一办向汪报告称：“夏所反映的问题，有的纯系本人的分析猜测，对专案组在办案初期所犯逼供信错误，专案组的同志过去已向其检讨，这次又向其表示道歉，对其右腿胯骨骨折问题，明确肯定是1968年底看管人员嫌他走得慢，踢了他两脚而骨折的……对养起来有意见，要求安排工作并解决看病、住房等生活问题，外交部党组拟安排他任中日友协副会长，职务确定后，他的生活问题由外交部适当解决。”
197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决定，对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一大错案进行了公开的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同志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夏衍同志的冤案也大白于天下。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评价鲁迅时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夏衍在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逆境中，面对邪恶势力不低头，骨折身残志不移，坚持真理不退却，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硬骨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