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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显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了解这条电讯稿发表过程的于光远、胡绩伟在《百年潮》（第三期）发表回忆文章，详细披露新华社社长曾涛与他们商量斟酌这条电讯稿发表的细节。
2000年11月18日，我去看望杜导正同志。杜老是新闻宣传战线上的老兵，粉碎“四人帮”后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他说，这则电讯稿发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电讯稿是他经手处理的。他也读过于、胡的文章，觉得很好，但也感觉有不足，因为于、胡的文章没有谈到新华社内商讨电讯稿的情况。
杜老的谈话使我也很兴奋。职业的敏感使我意识到，关于这条电讯稿的发出，还有深入挖掘的历史内容。当时，我就把杜老的话记录下来，并请求他给我提供采访线索。杜老说：
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是顺乎民心的大事。新华社的同志尤其是曾涛、穆青同志，在这点上是有胆识的。我赞成研究党史的同志把事实搞清楚。你可以再去找一下穆青、李普同志。必要的话，还可以找一下冯健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杜老边说边顺手在纸上写下了穆青、李普、冯健等人的名字。
此后，我翻看了有关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资料，开始对这一电讯稿发表的来龙去脉进行采访。采访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一是追溯一下源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怎样出来的；一是新华社的这条电讯稿是怎样发出来的。
12月18日，采访穆青、冯健、李普同志；12月20日，采访周鸿书同志。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同志；3月9日，采访叶林、张鹏同志。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决议》中所说的两个“错误”，是有悖于民心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有“两个凡是”的禁锢，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一直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于是，邓小平的复出被拖延了很长时间；广大人民的要求也被中央漠视了两年之久。
在此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要求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同时，人们希望北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能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平反。但是，有“两个凡是”的禁令在，北京市委似乎也无能为力。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了批评。由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宣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还有陕西的问题，我批的，但发表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吴德同志对“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9月30日，利用看电影和吴德同志谈，还有先念同志在座，要把“四人帮”抓起来。江青说我送材料也成了一条罪状，就是针对吴德同志说的。“四人帮”在北京三个亲信，迟群、谢静宜、金（？），是通过吴德去抓的。北京和天津不一样，吴德同志是有错误的，天安门事件、洪广思、理论讨论会。《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除陕西问题外，还有些报道不太慎重。过去“四人帮”掌握报纸乱点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人们很反感。现在我们掌握了宣传大权，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先念：香港《明报》专门转载《人民日报》的东西，有一个版）。《人民日报》谈一谈，总结一下。对吴德要一分为二。把情况性质弄清楚。各省都有各省的问题。好的要支持，大家见个面，不要一下子捅到社会上去。有些人点一点可以，但点名要慎重。天津问题如何见报，中央有考虑的，《人民日报》也有个提法，不一致，天津市委也搞得很紧张。有的省提帮派体系要慎重。情况不同。四川帮派体系只集中点了30人。要发展大好形势，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外国借钱给我们，因为我们安定团结（先念：安定团结，进口设备，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引自《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从华国锋的讲话来看，所谓北京市委“捂盖子”——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的问题，实际上根子在中央，在以“两个凡是”为治国方略的华国锋。但是，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在新的市委书记没有到任之前，由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主持北京市委具体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林乎加在国家计委——那个通常称为“小计委”的计委——工作过。粉碎“四人帮”后，林老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又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市委任上不到四个月，用林老的话说，“屁股还没有坐稳”，1978年10月初，就被中央召到北京，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
这时，北京市委正在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是第三书记贾庭三。贾庭三是从贵州调来的，也在“小计委”工作过，与林乎加很熟悉。
在贾庭三作了介绍后，林乎加只讲了几句话，会议继续进行。林乎加只做一些了解情况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又提出来了。据我的了解，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毛联珏就起草过一个文件，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毛说，工厂闹起来了，找主持工业口的叶林。叶林主张支持工人的意见，在工厂宣布了平反的意见，工业口情绪稳定下来了。我是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看到工业口宣布平反的这个稿子的，我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在会上我也讲了表示支持的话。至于这个稿子吴德是否报告中央，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么大的事，吴德不会不向中央报告的。
林乎加的回忆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在工业口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小范围内进行的。当年北京市主管工业口的叶林和张鹏对情况很了解。
“天安门事件，早他妈该平反了！”一接触到这一问题，精神矍铄的张鹏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虽然不是很文雅，但的确表示了老人当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令我莞尔一笑的同时，也体谅到当年在这个事情上老人所有的怒气。叶林回忆说：
你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大题目。为什么说是大题目呢？因为我直接办的事情，是办了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和张鹏同志是老同事、老搭档，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当时是北京市经委主任，张鹏同志是副主任。我们是1977年8月下旬工作，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交战线的职工、国防口的军工厂，他们反映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他们受到迫害。工厂的领导和职工的要求很强烈。我和张鹏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商谈之后，准备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当然当时我们是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吴德同志报告一下，说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天安门事件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和张鹏同志商议，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去解决？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请市委出面。我们俩商议，应该写一个东西，请吴德同志在市委的常委会上能够得到同意。这样，我们两人商议之后呢，张鹏同志执笔，写了一个东西。我记得那还是个晚上，我们俩在屋里写了。大概内容是这样写的：1976年春天（是不是讲“四五”，我就记不得了），广大职工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多人被戴上帽子啦，受到处分啦）。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大意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然后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讲：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就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一个同志讲：可以。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为他坐得靠我比较近，其他人我就记不得了。我来（工作）的很晚，常委的许多同志我都不认识。
张鹏补充说：
我和叶林同志在1977年8月前后先后调回市委机关。原来我是老市委的，叶林同志过去是经委的。当时国防工办、经委、工业系统由叶林同志主管，对于天安门事件，工厂职工对天安门事件有很多意见，有些同志还因此受到迫害，要求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后来，叶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给大家有个说法。
大概是1977年的冬天或者是1978年初的一个晚上，就在咱们谈话的市委大楼，市委召开常委会，叶林同志参加了。那天晚上我没走，就是想听听常委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个什么说法。在开会途中叶林同志出来了，对我说：“咱们是不是拟几句话，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一下。他们认可了，咱们好办事，有个凭证。”那几句话的内容就如叶林同志所说。
就在叶林、张鹏两人的提议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后一两天，受市委委托，叶林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工业局大会，张鹏也参加了。叶林说：
大会在西直门的首都体育馆开的。一两万人，工业局各单位，而且事先在草图上按照首体座位，分开确定哪个局坐在什么位子。开会的时候，我就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大家平反，大家反映非常热烈。
张鹏说：
首体开完大会后，市委给一些长辛店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还把长辛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迫害老工人致死的几个造反派逮捕了。我想，当时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作为市委怎么给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而是给受到迫害的工交口职工平反的问题，不是整个的。
采访林乎加时，他提到的给工业口平反是毛联珏起草的“一个文件”的说法，在叶林和张鹏这里我们没有得到证实。考虑到毛联珏当时是主管北京市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想来叶林和张鹏起草的“几句话”，在宣布之前，是应当得到毛联珏的同意的。
1978年10月至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此期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林乎加还在了解情况，会议大致还是在贾庭三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对此印象很深：
会议期间，天安门事件议论最多，很多清查单位都遇到这个问题。我听说工业系统内部有个传达。那时，我和与会者一起，住在宣武饭店，晚上不回家。关于天安门事件，晚上大家在一起议论的比较多。大家说，对天安门事件要有个新说法。那时，与会者还不敢说到要平反。我根据与会者的议论，还写过一个内参。但是市委也没表态。
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周鸿书回忆说：
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不提“天安门事件”五个字，是因为有顾虑。于光远分析说：
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百年潮》1998年第3期）
于老认为北京市委这样做是请示过中央的，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老的“估量”：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稿、报道稿，都上报过中央。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了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一散会，我就跑到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我就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穆青回忆说：
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3000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的。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非常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个大事，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与一把手曾涛同志商量。当时曾涛同志正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我接到了总社的电话，我记得是庄重打来的。他说，要我立刻回总社，要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他告诉我，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我立刻赶到总社，到杜导正办公室。杜导正、李峰、舒人、庄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另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
庄重插了一句：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要讲滋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们争取单发，人家市委不同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另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讨论结束后，庄重对我说：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单发的稿子，我调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组找了个地方，把单发的稿子写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当时任国内部副主任的冯健回忆说：
把周鸿书找来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后就直接送到我那儿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看完后，就交给我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
新华社现在发稿与当时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再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事先模写出后，一旦要发，马上就可以发出去。这样，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
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经过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但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同志通过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最后把题目定下来。曾涛同志也给我说过，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量过。
穆青回忆中提到的曾涛与杨西光等人商量的情况，于光远是这样记叙的：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利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穆青所不知道的是，虽然中央对此事没有提出什么指责，但还是要求林乎加将情况了解一下。林乎加回忆说：
新华社的电讯稿出来后，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了解一下新华社发电讯的情况，以及电讯稿发表后的反应。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最好中央有个态度。然后，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同志找到我的住处，碰了一下情况。
林乎加对华国锋说，希望中央对此事表明态度。这个“碰情况”的小会后，人们在等待着。
林乎加首先知道了中央的反应：
后来，华国锋、邓小平找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胡启立汇报情况。我概括地汇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好。我还是强调说，中央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态度。
这是中央对这条电讯稿的首次表态。
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态度。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华国锋讲话中说到的11月14日的情况，是指对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的批准，当然也是对在这个基础上发出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支持了。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