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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节刚过，北方时值隆冬，而与天涯海角毗邻、距海南三亚港十几海里的西茂洲岛却是春意浓浓。带来春意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和延安初期的夫人贺子珍——“贺大姐”。
叫一声贺大姐，这在时下是那么亲切，那么惬意。而20多年前“四人帮”横行那段日子，叫“贺大姐”要有胆量，见贺大姐很难得，要是见到贺大姐“发威”，那更叫千载难逢！而当时25岁，在岛上服兵役当伙头军的我却真的站在贺大姐身边，经历、目睹了这一刻，也在心中铭记下这一切。
一天上午刚过9时，队部通知战士骨干到码头迎接“首长”。首长是谁，照规矩不便多问。由于“南海明珠”的特殊地理位置，“冬季”的西茂洲岛，就像夏季的北戴河，迎接首长上岛已不是新鲜事。那时每遇首长上岛，为了便于停靠，都乘小艇。别小看这小岛、小艇、小码头、小队列，接待的可都是大人物。我在岛上当兵五年，就有叶剑英、许世友等十几位首长上岛。江青也曾踩着“批林批孔”调子，到岛上闹腾过一回。当时我是“伙夫头”，负责为上岛首长烧水、煮饭、做菜。但是，江青上岛用的水米油盐、炊事人员却一律由岛外带来，别说我们战士见不到，就是队部的领导也只能远远站在角落，看着江青扭捏作态，一会儿捡几片花瓣、一会儿摘几片树叶，还说“这是难得的礼物，带给北京的孩子做生物标本……”
这一天，我们守备队队长朱才周穿着笔挺的新军装，同大家一起站在欢迎队伍里，看上去对来的是哪位首长早已心知肚明了。事先，朱队长曾私下里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任务——用普通话向首长问候、回复首长问话。前一项任务，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十分简单，只需三个字“首长好”；而回答首长问话，对我就有难度了。首长可能问什么？假如出了常规性话题怎么办？一旦答错了咋纠正？我心里没谱。朱队长当时也只是用信任的眼光看看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紧张，你会办好的。”
我和大家一样等待着、思索着。终于，远处的黑点变成了船的轮廓，继而登陆艇艇身渐渐清晰……这时候，我心里的“小鼓”也急促地响起来，这可是我领受的第一次重要任务啊！
靠上码头的登陆艇尚未停稳，首长的一位随行人员就跳上码头，用平和的语气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请不要叫首长，就叫贺大姐。”贺大姐？莫不是贺子珍大姐？是那位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的双枪手？这一连串的惊诧、疑问，在朱队长和那位工作人员的微笑里找到了答案：没错！还未等我们缓过神来，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已经出现在甲板上，远处的晨晖将她的身影衬托得十分挺拔。这就是贺子珍吗？我举目望去，只见她用手轻轻掠了一下被海风吹起的花白头发，饱经沧桑的脸上挂满慈祥。
遐想间，贺大姐走到了大家面前。她面带微笑地拉住了我的手，道一声“辛苦了”。这本该我们问候大姐的话，却从老人口中轻轻传来，我的身心立刻激荡起一股暖流，可惜的是，原先编排的问候语却没派上用场。说也难怪，部队多年的问候话，无不以“首长”开头，以“指示”收尾，忽然要面对领袖的原妻叫“大姐”，这对刚当士兵的我来说，不语塞才怪呢！我憋了好一阵，终于一声“贺大姐您好”冲口而出。或许是我相对标准的普通话，或许是因我情不自禁的颤音，令贺大姐回眸定神问道：“北方人吧？”“河北人”。“一北一南，漂洋过海，不容易啊！想家吗？”贺大姐这亲切的话语，更令人心醉……
小小的码头，一派祥和，谁也不会料到令人惊异的事情即将发生。朱队长开始向贺大姐介绍部队情况，他刚刚说到：“中央首长常来岛上看望守岛指战员，十几年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都来过岛上，叶帅还亲笔题写了‘南海明珠’四个字，这对我们守岛战士和海岛民兵都是巨大的鼓舞。江青同志也到岛上……”话音未落，只见原本慈眉善目的贺大姐陡然变色，声音不高却像炸响的惊雷：“不要提江青，江青算什么！”这十个字，在我们听来，绝对是晴空霹雳，码头上的空气刹那间凝固了。“说错话”的朱队长更是手足无措，脸上冒出了冷汗。要知道那正是1975年，“四人帮”横行到极点，江青的女皇梦做得正酣，国人更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就在那天，就在一群普通的守岛战士中间，贺大姐将久压在人民心底的话语脱口而出！
僵局持续了十几秒钟。也许贺大姐注意到了这些单纯的军营汉子社会阅历的简单，也许她不愿让质朴热烈的场面陷入尴尬，转而轻轻地说了一句：“老朱，咱们走吧！”尴尬的局面结束了。事后，朱队长不免心有余悸：怕追究责任，更恨自己出语不慎，伤了贺大姐的心。
从码头到队部凉亭，不足1华里，我们簇拥着贺大姐边走边聊。到凉亭水泥桌旁坐下时，朱队长的脸上尽管还有些不自然，但在随和、热烈的氛围感染下，心里已然平静了许多。
趁贺大姐和战士们谈话的间隙，朱队长终于挤出了那句不吐不快的道歉话：“贺大姐，在码头上，我不该那样介绍……”
贺大姐微微一笑：“你没什么错。”或许是勾起了往事，贺大姐接着说：“我这次来海南，上你们这个美丽的小岛，也是主席亲自批准的，要不是主席特批，不知江青还要搞什么鬼。”
“要不是我当年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江青是钻不了这个空子的，也不能有今天的江青，也就没有她给党和人民带来的祸害了。”说到这儿，老人依旧明亮的眸子里，掠过了丝丝阴霾、点点苦涩，她歉疚的语气中流露出当时任性带来的悔恨。
贺大姐深深地叹了口气，说：“1928年和主席结婚后的一段日子，不习惯当家属、做家务、干秘书的事，总想上战场，带兵打仗，几次与主席闹别扭、闹情绪，几次闹不成，就要求去苏联学习。长征到达陕北后，还是不愿当家属。革命发展了，应该有更多的干部挑起独立工作的担子，我也同样，加上我身上多处有伤，残存体内的弹片一阴天下雨，就折磨我。1937年底，我又一次拿出不顾一切的劲头，经新疆去苏联治病，到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秋天了。”
“在离开主席没到苏联的半年多里，主席几次捎信儿要我回去，其中有一次是组织安排从新疆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我硬是没有随队回去。要说后悔，这一次最后悔。”
“与主席一别20年，再见到主席已是1959年了。当时我正闲居在南昌，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上庐山。在庐山见到主席时，只恨自己泪水太多，总想看主席，却总是让泪水模糊了眼睛。主席有一句话最让我感动，他先后说了几遍‘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我离开延安，离开主席，江青得逞了。现在的江青，更不可一世，她已不满足搞搞样板戏、抓抓小靳庄、送送材料、送送芒果了。狂得很呢，动不动就‘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还知不知羞耻？早晚有一天，她会臭不可闻……”
在队部凉亭座谈后，我们又陪贺大姐到东山头岸边炮阵地，观看了班长阿凤带八姐妹炮班操炮表演，到哨所看望了值班战士，还到炊事班视察了我的“领地”。午饭时，贺大姐同战士一样的饭菜、一样的水泥桌凳、一样的清汤半碗。这个时候的贺大姐，真像是来队探亲的“兵妈妈”！
品味着贺大姐这些情深意切的叙述，回想在码头上那句掷地千钧的话语，我觉得贺大姐对江青不屑一顾，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者的灼见，是她铮铮铁骨的风格再现……
贺大姐要走了，我们都站在码头上送行。小艇、小岛、小码头，送行的仍是小人物，发生的也无非是小故事。但贺大姐极具魅力的人格形象，振聋发聩的惊人话语，直至我迈过知天命之年，依旧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