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56年5月底，毛泽东主席从湖南来到武汉，在视察工作期间，于6月1日、3日、4日三次畅游长江。第一次畅游长江之后，毛主席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光辉诗篇（全词略）。10年之后，毛主席再来武汉，老人家以73岁的高龄又一次畅游长江，震惊了世人。为此，一些单位于1968年曾相继制作了多枚与《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有关的毛泽东像章，以示纪念。我有幸收藏了这样几枚像章和1997年发行的一枚银质纪念章，常拿出来与藏友共赏。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66年7月16日，年逾古稀的毛泽东主席再次畅游长江。为纪念这位历史伟人的壮举，1968年特制这枚“七一六”像章：鲜红的太阳光芒万丈，中心为毛泽东侧面头像，下方波浪滚滚，使人想到风急浪高，洪波汹涌的景象；像章左侧为黄鹤楼上红旗飘，体现出毛泽东主席脚踩一江风涛，驾驭万里长江，置身江波之中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容四海波涛、纳五洲风雷的广阔襟怀；像章背面铭文在凹下的圆形图案中铭一“忠”字，周边绕以铭文“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主席写这首词时，武汉长江大桥并未完工，桥身尚未架起。毛主席的词从现实出发又高于现实，仿佛间大桥已经修好，龟（山）蛇（山）以坚实的身躯擎起了大桥的两端，桥身像彩虹一样，腾空而起。“一桥飞架”，气势宏伟，惊心动魄。1968年12月铁道部大桥工程局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制作了一枚“自力更生”的像章：金色的江面上一桥飞架，三面红旗迎风飘动，旗帜上毛泽东手书体“自力更生”；大桥上鲜红的太阳中为毛泽东侧面头像，桥墩上用放大镜清晰可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微雕字样；整个构图体现出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依靠外援，照样令长江天堑在自己手里变成坦荡的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几句词展现了未来彻底改造长江天险的壮丽图景。在奇峰林立、水流湍急的三峡，我们将修建起宏伟的拦河大坝，造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这枚像章是1968年“长办330革委会”刻制的。它以想象中的三峡大坝电站为主景，金色的大坝喷泻出滚滚洪流；右下方为高大的线塔，中心为大坝上升起一轮鲜红的太阳，太阳中间是金色的毛泽东侧面头像；像章背面铭文手书行体字。“高峡升起红太阳”，暗示着灯火辉煌的新城将取代荒凉的峡谷，欢笑的碧波将取代怒吼的惊涛。
“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毛主席用神女的惊异来衬托“世界殊”，把美丽的神话与伟大的现实糅合在一起，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想，从而更加突出了当代世界的巨大变化。“长江三峡大坝截流纪念银章”是1997年发行的，每枚银章有一份鉴定证书，称：“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将于九七年十一月实现长江截流，为纪念这一空前盛事，上海造币厂特向海内外发行长方形纪念银章。纪念银章正面图案：长江三峡大坝截流场景；背面图案：即将造成的长江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纪念章）含纯银2盎司，成色标准，重量合格，质量精制，谨此证明。”
如今中国人民已将“一桥飞架南北”，实现了“截断巫山云雨”，每当我拿出这几枚具有历史收藏价值的像章，细细体味着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心情总如长江波涛滚滚，难以平静……
现在知道，1957年错划的“右派”中，很多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不乏很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他们的很多建言献策，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但是我这个“右派”只能算是未入流的角色，浑浑噩噩，于政治纯属外行。这样的人，居然两次受到“小子鸣鼓齐攻之”的待遇，其实有愧。
反右时，我已离开大学，在北京一家医院做住院医生。没有在大学参加“鸣放”，应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机关事业单位当然也有“鸣放”，各单位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动员群众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工作也都做得很认真，很投入。各单位纷纷响应号召，都召开了“鸣放座谈会”，畅所欲言。我所在的医院当然也有这样的座谈会。但那是单位里头面人物参加的，在医院里，都是各科主任、医学权威、专家教授们，像我这样刚出校门的小大夫，是不会受到邀请的。我还是查房、看病，闲下来埋头译书，那是第九版的《希氏内科学》，一部篇幅约400万字的美国医学巨著。以后风云突变，根据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大抓右派。我也跟着参加了一些批斗大会，对运动还是不甚了了。
时间转到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大致结束，各单位都在忙于处理已划的右派。我也依然过着“快乐的单身汉”生活：看病、讲课、译书。忽如一夜北风起，医院里又贴满了声讨“右派”的大字报。我也不甚在意，只是有点纳闷：刚反了右，怎么又反右呀？这日子又不好过了。20多年后，听说这不是“增补”右派，而是未“达标”。像医院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人数少于5％，就有“手软”之嫌。经查，我们这个医院尚未达最低要求，应予补课。
我的眼睛不好，那时已戴着上千度的近视镜，可是早晨上班时，一眼还是看见了我的大名，可见那字之大，也可知我的罪孽深重了。又揭出了三个右派：一位是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外科医生；一位是中医科医生；另一位就是我了。我怎么成了右派呢？除了“白专道路”、“崇洋媚外”之外，主要“罪状”就是反对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胡说苏联医学比不上西方，苏联专家甚至还不如中国专家，不应该只学苏联。这些揭露无疑是击中了我的“要害”，因为我虽未参加过鸣放座谈会，但日常工作中，那些“反苏”言论确是有的。不想犯了大忌了。我原来还不甚在意，甚至不以为然，有点听不下去，看不下去的情绪。但是大字报接着就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批判我了。原来毛主席在他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里，提出了怎样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标准”的第六条就是要“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你这样狂妄地攻击苏联先进医学，不是右派是什么？一旦发现自己思想不符合党的要求，特别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时，立马就会无条件地责备自己，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所以当人们引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来批判我时，我就立即诚惶诚恐地认罪了。
这次反右之后的另一场反右，时间不长，从贴出大字报到收场，总共不过半月光景。像是强对流天气，来势凶猛，去得倒也迅速。也许是我这个右派，认罪态度较好，而且经查，也别无大过，所以最后对我的处理是比较宽大的：没有发配北大荒，也没有开除公职，仍旧留在医院，监督劳动。只是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工资也没有了，每月发生活费32元，养家糊口（那时父亲已病逝，家中老母和未成年妹妹需我抚养）。对“敌”如此（右派是人民的“敌人”，已有明示），我虽未感极而泣，还是很知足的。
两个月后，我被调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在此前后，卫生界兴起了一个办“无痛医院”的运动。就是想方设法，解除病人的各种痛苦（精神的、躯体的），使病人在无忧无痛中得到治疗。应该说，这种设想是很好的，也是医生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但是中国的事有些复杂，什么事，一搞成运动，一“刮”起“风”，再绷上阶级斗争的弦，就麻烦了。小儿科的医生和护士，都脱了白大褂，穿上苏联花布做的工作服，男男女女，都穿成花花绿绿的一片，一眼看去，真是花团锦簇。孩子们不是一见穿白大褂的就哭么？“无痛医院”要解除病人的一切痛苦，那就穿花的吧。无如一针扎下去，孩子还会哭；来过几回，看见穿花褂子的也会哭了。但这是后话，不去说了。至少当时我对“无痛医院”还是很热心的。在“无痛医院”搞得热火朝天时，有一次，在医院职工大会上，党委书记说：“‘无痛医院’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只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成长。”不知怎么，这话一下打动了我。是啊，“无痛医院”是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产阶级老爷们追逐的是最大利润，会想到办这样的事吗？要是美国有人异想天开，要办一所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无痛医院”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很好胡思乱想，又很闲不住。我原先上班之余，是埋头译书的，当了“右派”以后，译书的事被迫放下了，而且把已译成的40万字译稿也忍痛烧掉了，又不能过多看书，怕人说“白专道路”；于是感到深深的空虚和寂寞。于是就沿着这条线想下去了，觉得可以写一部像西蒙诺夫《俄罗斯问题》那样的小说。
还真的写了：一个美国青年医生，一个偶然机会，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同行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无痛医院”运动，大受感动，回到美国效仿中国同行的做法，也来办一所“无痛医院”。由于得不到任何支持，又涉嫌亲共亲中国，结果处处碰壁，失去爱情，失去工作，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做人的尊严，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里。明眼人一看就知：纯属主题先行，生编硬造的作品。再三思索，最后定名为《没有说完的故事》，当然是寄希望于美国广大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使得社会主义的“无痛医院”也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扎根、成长的意思。我把这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寄给沈阳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艺红旗》。
小说寄出不久，编辑部就来了信，大意是：“作品不错，可能出单行本，也可能在刊物上发表，尚未最后确定。但我们一定会认真处理，请不要再与别的刊物联系了。”这里要顺便说一下署名问题。右派分子的大名，肯定是不能见报的。过去用过的笔名，也不能用了；我想不要再取了，就用已故女友ZQW的名字。她是我的同事，因为不肯与我这个右派划清界限，被强行调离北京，郁郁而死的。
又过了三四个月，等来了退稿和编辑部的另一封信，大意是：“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我们没有处理过涉外作品，恐怕政策上把握不好，将尊作送至省外事处审读，征求意见，外事处又征求了外交部意见，认为中美之间没有邦交，亨利·布洛克医生（作品中男主角）最好不要来中国。请您按外交部门的意见，改好后尽快给我们寄来。”
这话说得很“轻巧”（我想大约也很无奈），但对我绝非易事。因为这一改就太伤筋动骨了。我给编辑部写信说：“亨利·布洛克不能到中国来，亲眼看到‘无痛医院’，怎么能下决心做这件事呢？因此这其实是很难绕过的弯子。一定要绕，就只能让他访问莫斯科，通过苏联认识中国，认识‘无痛医院’，接受中国的影响。也就是要写出一种气势、一种氛围，让人感到：一个巨大的幽灵在莫斯科徘徊，这个幽灵就是中国共产党。也许只有这样写，亨利·布洛克回国后的行为才是可信的。但我很怀疑我是否真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
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又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中苏两党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写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但要在苏联写出中国共产党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当然很有难度。好在路是人走的，小说是人编的，我又继续胡思乱想，一个月后，改好寄出。不久，就在《文艺红旗》上，分三期连载完毕，还配了言论，加了插图。这事好像做得非常隐秘，没有人知道ZQW是谁。可是一个月后，医院里“左”得出奇的工会主席忽然召见我。桌上放着三本《文艺红旗》，我就知道出了事了。
“这是你写的吗？”工会主席沉着脸问。
我勉强点了点头，心里纳闷：他怎么知道的？但我不能问。
工会主席拍案而起：“你怎么可以投稿？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右派’分子，柯老说了，右派是人民的敌人，没有言论自由，懂吗？”
我很想顶撞一下：我是什么右派呀？不就是对苏联医学敬重不够吗？可现在，哪张报纸、哪个人不在批“苏修”？不过我总算也有了一些“聪明”，知道这话是一定不能说的，特别是对这位“左”得出奇、言必称“柯老”的工会主席。（此公最引以为荣的事，就是给柯庆施当过一段公务员，因此言必称柯老，这是医院里尽人皆知的。）
工会主席劈头盖脸把我狠批一顿之后，递给一张汇款单。原来是编辑部寄来的稿费。百密一疏，原来是这东西泄露天机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工会主席说：“考虑你生活费不高，还要供养两个人，生活有些困难，党委研究，这钱还是发给你，不给你没收了。”
好事接踵而来。取回在当时对我来说很是不菲的稿费，又过了一个多月，院党委在一次全院职工大会上宣布给我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欢迎我“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没有说完的故事》发表了，稿费也有了，事情至此本可结束了。无如“三年困难”年景刚过，毛主席又发话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我辈这些有了或有过“身份”的人，听到阶级斗争就不免心惊肉跳，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夹紧尾巴等着吧。
风声越来越紧，调门越来越高。终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我们这个医院又偏偏被上级选中为试点单位。果然气势不凡，一下进驻了上百人的庞大工作组。人多不说，工作组一进院，就取代了院党委，实行一体化的全面领导。医院里历来的运动积极分子，也陆续抽调出来，脱产闹革命，帮助工作组掌握大局。
眼看小组检查都快完了，对我还是按兵不动，凉着不管。后来就宣布我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工作组说：“你不要故作镇静。你的问题很大。恶毒攻击，无以复加。只有坦白交代，低头认罪，否则是死路一条。”
话说到这个份上，不知怎么，我倒踏实了。大约这就是死心塌地的意思吧。我自问没有必死之罪，没有犯下什么罪不容诛的天条，何至于此？
如此“反省”了三天。第四天下午通知我作检查。真是特别抬举我，不是在科室，而是在医院礼堂接受批斗。行政副科级以上，各科护士长以上人员都来了。我一进门，就是一阵要我低头认罪的口号。我的检查一个多小时，自问够上纲上线的了，能想到的问题都谈了，检查认识之深刻，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工作组对我的检查根本不感兴趣。我被带离会场，由工作组领导和我个别谈话，说我避重就轻，还有重大政治问题没有交代。我说真的没有了。
“不要把门封得太早，”他说，“好好想想看。毛主席说了，我们的态度是治病救人。有反动思想，你不说出来，别人怎么对你帮助？你又怎能真正做到重新做人？我们希望你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话说得诚恳极了，而且和颜悦色，循循善诱。我一下记住了这位领导的清癯的脸孔，真的受到感动，觉得检查做得未尽如人意，真是有点对不住这样的厚爱。我谈了自己偷偷译书；看外文期刊时，经常准备好一本《文艺红旗》杂志，防着人来时立刻调换等。可是工作组领导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你的问题绝对不是这些。光这些，我们会这样兴师动众，开这么大的会来帮助你？把你放到最后解决，就是要打一场攻坚战。你好好想想吧。混是混不过去的，抗也抗不过去。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是有真凭实据，有确切材料的，绝对不会冤枉你。现在说出来，还算你自己交代的。自己不谈，让别人揭发出来，就被动了，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可是我真有那么大的问题吗？我搜尽枯肠，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严重问题。
于是又被带回会场。
揭批开始了。首先讲话的还是那位工会主席。他拿出一张纸，对我一晃，说：“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工会主席离我有好几米。我的眼睛不好，根本看不见。
好在工会主席不等我说话，就接着说下去：“大家听听，这个人说：‘一个巨大的幽灵在莫斯科徘徊，这个幽灵就是中国共产党！幽灵是什么？就是妖怪，就是鬼魂呀！这样咒骂中国共产党，他还有一点人性吗？他还叫人吗？他还不是反动透顶吗？”
会场一下沸腾起来。我立刻想到这是我为修改《没有说完的故事》给《文艺红旗》编辑部写的信。我得赶快承认。可是这时候他们已不要我说话了，只要我老老实实听群众的批判。
发言一个接一个，都是慷慨激昂的批判。话题都集中在“幽灵”上。我听着听着，越来越感到轻松了。从运动开始以来那颗一直悬挂的心，轻轻放下了。在这之前，虽说自知没有必死之罪，天塌不下来，但面对轰轰烈烈的场面，毕竟有点底虚。现在则尽可放心了。而且鬼使神差，一下变得狡猾起来。不要我说话更好。我做出诚惶诚恐的谦卑样子，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大会一连开了三个下午，批了三天的“幽灵”。
最后要落实问题了，全场一下变得鸦雀无声，空气好像也一下凝固了。
问：“信是你写的吗？”
答：“是我写的。”
问：“‘幽灵’是什么意思？”
答：“‘幽灵’就是妖怪，鬼魂。”
问：“你这样咒骂中国共产党，居心何在？”
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巨大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就是共产党。’我是学马克思的。”
会场一下又开了锅。老天爷，批了三天，怎么批到老祖宗头上去了？
以后批斗会就收场了。但我还继续“反省”了两天，工作组领导把我找去。他铁青着脸，死盯着我看了很久，看得我都有点发毛，不知又有什么祸事。
“你这个人很狡猾。”他开口说。
我没有作声。我知道他为什么说我“狡猾”。但我不“狡猾”行吗？要是我早早说明那话的“版权”属于马克思，肯定还会找个别的题目，把批斗会开下去，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只有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说深说透，再没有转回余地了，我就可以脱此一灾了。
“但是不管你怎么狡猾，我们对你是看得很准的。”他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压低嗓门，咬牙切齿地吐出四个字：“你—好—反—动！”
运动就此收场。
又过了一段日子。各地文艺刊物经过停刊整顿，又先后复苏，陆续问世。《文艺红旗》也改名《鸭绿江》，复出文坛。在我们那个医院，人们已经把我的批斗会渐渐淡忘了，只有那位言必称柯老的工会主席始终耿耿于怀，又在职工大会上说话了：“一个党的文艺刊物，怎么可以随意发表右派分子的东西？党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期刊，还能叫什么‘红旗’？我就不同意。我把这事向柯老汇报了。柯老立马批到辽宁，你看，改了。《文艺红旗》改了《鸭绿江》。”
那个柯老是否真的过问了此事，《文艺红旗》是否因此改名《鸭绿江》，未作考证，不好臆度。但我后来还给《鸭绿江》写过几则短篇小说。编辑部和我尽管从未见面，但作为作者与刊物的关系，一直不错，谁也没有提起过那则中篇的事，则是千真万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