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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通过电影、书刊了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的许多暴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蒋介石统治区还有很多类似的甚至更隐蔽、更残酷的杀人场所。抗日战争年代建立的马家洲集中营，就是比上饶集中营更骇人听闻者之一。
马家洲集中营的正式名称是“江西省青年留训所”（简称留训所），于1940年10月间正式成立，设在当时的江西省会泰和县马家洲附近的松山王村，隶属中统局驻赣专员冯琦主持下的“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以下简称特办处），是专门用来关押、迫害抗日志士、共产党人的特种监狱。我就是参与策划、筹建这所集中营的第一任所长。
用“江西省青年留训所”这个名称，我们曾费过许多心思。冯琦曾三番两次拟了一些称呼，如“看守所”、“拘留所”、“禁闭室”、“教养院”等，送交江西省保安司令、省主席熊式辉核阅。熊阅后，均不合意，又令冯重拟，并指示冯说：“这个地方，是个关押、执刑的场所，又是一所进行‘感化’的机构，不能用监狱式的看守所、拘留所等名称。他们是‘特种犯人’、是‘异党分子’，也不能用‘感化院’、‘反省院’等名称。”最后熊式辉选定“江西省青年留训所”为马家洲集中营的名称，所有送入集中营关押的人被称为“留训人”，不叫政治犯。
集中营的地址，是由省警总队征占松山王村王姓祠堂和三幢民房改建而成的。集中营开始关押“留训人”后，我又陆续改建一些办公室、审讯室和监号；在集中营左前方，用毛竹围成竹篱，构成一个整体的院落；在集中营后面小丛林中，设了岗亭，派遣便衣担任警卫，暗中监视村民的出入。选择这个行人稀少的村子，是因为其不易被人注意，如不入内观看，谁也想不到这是一所关押爱国志士、共产党人的黑暗残酷的集中营。
留训所的编制，设所长一人，下设总务、训育、管理三组，各组负责人有以制造黑名单起家的魏天铁，叛徒、特务施竹三，特务彭刚夫等，都是双手染满了人民鲜血的中统骨干分子。
马家洲集中营内，设有各种不同的监房，关押着数以百计的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他们在这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普通号是利用祠堂正屋，用毛竹围成竹墙，再用圆木打成木栅，然后隔成鸽子笼式的号子组成的大牢。每号内3米见方，设上下铺，四周没有窗户，只能从小小的天井内透进一些阳光。由于常年看不见太阳，尤其是黄梅季节和炎夏热天，室内臭味扑鼻，闻之作呕。一个健壮的人，被送入大牢关押不上三四个月，就会变成面色黄肿的病人。
女号设在另一幢民房内，约10平方米的面积，常年关着十几个女被害者，平均每人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令室内臭不可闻。
隔离室专门用来关押初入集中营的所谓“执迷不悟”分子。它是用两小间民房改造的，内部没有铺位，更没有桌椅，只能从墙上小窗内射进一线白光。牢门终日禁闭，和外界完全隔绝，在被害者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不背叛就要受到长期关押，或病死或被暗杀。
严格禁闭室，就是黑牢，也可以叫死牢。送入那里关押的人，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人”，是所谓“杀一儆百”的对象。这样的黑牢有两个，是用老百姓堆放猪粪肥料的小屋改建而成的，大小不到两米见方，地面潮湿，臭味冲鼻，除有一张竹板铺外别无他物，黑暗如深夜，常年不见天日。
所谓优待室，是利用祠堂厢房改建的，内有铺位、桌椅，光线、空气也都较好。这是专供被诱惑的叛徒住宿的，也是散布变节、串通叛党的罪恶渊薮。
上述这些监号的设置，是我和特务们根据集中营的任务，处心积虑地策划建成的，并认为对“执迷不悟”者给以惩罚是非常必要的。马家洲集中营可说是一部杀人不见血的机器，特务头目冯琦、黄光斗，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梁栋以及司法部视察团的官员，先后都到这里参观视察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布置得很好！”1941年夏，据冯琦告诉我，熊式辉从重庆回来说，已把江西特办处和留训所的全部材料亲自送给蒋介石看了，蒋连称“办法好得很！”并把原件抄会各省参照江西办法办理。由此可见，对当时江西马家洲集中营迫害共产党人的一套特务手段，蒋介石不仅十分满意，而且打算加以推广到蒋管区的每个角落。
当年，江西的特务把各地捉来的共产党人，一批一批地运入集中营。就在这所集中营，先后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爱国志士达350多人，他们都受到残酷的虐待，许多革命志士被折磨致死。
那时，我们这批特务对“留训人”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不仅漠不关心，而且采取种种手段加以迫害。对叛徒文超、孔昭新、乔雪初等，给以与特务相同的伙食，并同桌吃饭；而对大多数的被关押者，则以种种借口克扣囚粮。当时规定的囚粮每人每月8元，经我过手后，“合法”地克扣1/4，以弥补办公费的不足；此外，还以维持特务生活水平、少数叛徒的伙食津贴为借口，在囚粮中侵吞款项；我个人的吃喝嫖赌也在囚粮中支付，事务员傅文昌、张振林等用以少报多等手段贪污……加上法币贬值，物价上涨，“留训人”往往只够吃上一粥一饭，仅以手指粗细的盐萝卜条或变味发臭的酱菜下饭，甚至以洗脸用的塘水充饥。被囚者陷于长期的饥饿状态，更由于牢内空气不良、地面潮湿，半数以上的人患有疾病；因缺乏医药，也不给及时治疗，许多患者长期陷于病痛的折磨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某等就是因病不治而亡）。冬天，寒冷又威胁着他们，没有御寒的衣裤，他们只有裹上集中营发给的棉毯，战战栗栗地度过寒冬。在饥寒交迫、疾病威胁的黑暗地狱中，“留训人”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国民党特务集团对共产党人、爱国志士的迫害是极其残酷、毒辣的。当时我们认为，消灭“异党活动”、瓦解“异党组织”的最好办法，就是恩威并举、软硬兼施：运用“洗脑”、“感化”（毒化）的“自新之路”引诱他们变节叛党，“弃暗投明”；同时采用恫吓、威胁和刑讯逼供的方式迫其就范。一旦得逞，我们便可以从“自新人”（叛徒）身上获取新的情况和有关的线索，进而破坏新的“异党组织”和捕捉更多的“异党分子”。我们还秘密地利用“自新人”混进共产党组织内部，担任特种情报员，破坏或控制“异党组织”，夺取领导权，必要时“一网打尽”，这比捉到就杀的方法要胜过百倍。对于“执迷不悟”的人则给以严厉的处罚，除了用酷刑迫害外，常常以各类罪名长期囚禁，甚至加以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从“四一二”政变起一贯采用血腥镇压，其暴行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特务们就利用这点，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先来一个“下马威”，警告说：“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痛苦的死路，一条是幸福的生路。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把你所知道的共产党内部组织情况，及同伴的线索交代出来。否则不但会受到肉体痛苦，还会落一个被枪决的下场。”然后又用一种“关切”的口吻说：“你如能站到我们这边来，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恢复自由，还分配工作，给以名位。”特务们甚至花言巧语，谈到被囚者今后的生活，询问被害者的家庭情况等。当被囚者不接受欺骗和诱说时，特务们就动用酷刑胁迫，继之又进行“劝说”。若接受和听信了诱说，表示愿意变节投降，特务们就进一步威胁诱迫说：“既然这样表示，我们欢迎，希望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以表诚意。”迫使被囚者进一步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组织和同伴，交代所知情况和线索。叛徒文超、孔昭新等就是这样坠入到特务设下的泥坑内，而且越陷越深。孔昭新叛变后，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出卖了吉安县政府妇女指导处的党组织，甚至使该处主任、自己的妻子林秋萍也被捕入狱。
当特务们采用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失败时，就会改变策略。“以毒攻毒”是其常用的另一种手段，即利用叛徒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劝说”，特别是利用与被害者相识的、过去曾同在一处工作过的叛徒去进行“诱说”，实际上是以面对面的对证和影响，来动摇对方的意志，迫使被囚者承认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党内职务。例如1940年秋，特务们在逮捕了共产党员林秋萍之后，就利用叛徒孔昭新对林进行“劝说”，迫使林也叛变，还出卖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他们根据林秋萍的告密，又把吉安县政府妇女指导处指导员万谷晋逮捕，使共产党在吉安的组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我在马家洲集中营内同样用“以毒攻毒”作为罪恶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曾利用文超、孔昭新、乔雪初、胡道珂、林秋萍等，在集中营内进行暗中的调查监视，从他们的告密中了解在押共产党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有时以“表现工作”为名，指使他们进行公开的瓦解勾当，采取面对面的“劝说”，迫使被囚者如周君实、宋转坤、汤光镕等落入圈套，成了叛徒。接着又迫使他们进行同样的勾当，以图在集中营内掀起一股变节“自新”的逆流。
可是，这种阴谋手段不是对任何人都能生效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吴建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某以及中共领导人廖承志先生等，始终坚持抗拒叛徒和特务的胁迫，毫无屈膝的表示。无奈之下，特务只得把他们投进黑牢或隔离室，不让其与任何人联系接近。如吴建业在被关押期间，唾骂叛徒孔昭新、徐立平等的诱叛，又拒绝了他的妻子、叛徒范季华的“劝说”，斥责叛徒们无耻！其后，他暗中和被押的同伴商定了利用“大便”的机会，越墙逃跑的计划。不幸，吴建业在越墙时被看守发觉，拉回后遭到我的酷刑迫害，被钉上脚镣手铐，送进黑牢关押，并于1942年春初被暗杀。
又如廖承志先生，由曲江（今韶关）解到江西的泰和后，就被送入马家洲集中营关押。当时，中统特务对廖先生的阴谋打算是：1.廖是中共的高级成员，又是“异党”南方局的负责人，对党内情况了解较多，特别是对华南各省的情况知道更多，从其身上可以捞到很多的重要材料，可提供扩大破坏的线索；2.迫使廖变节“自新”后，在政治上能对“异党”起很大的瓦解作用，特别是在华南各省，可以进一步限制“异党”的活动；3.争取廖“自新”，更可以表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后裔的“挽救”、“关切”和“爱护”，从而缓和国民党内部分元老对蒋介石的不满和反感。
因此，熊式辉、冯琦等得知廖先生被捕的报告后，一面立即向蒋“报功”，一面电令庄祖方把廖押回江西，不交广东处理。廖先生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某被解到泰和，送入马家洲集中营关押。冯琦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派遣一个和廖先生相识且共同工作过的叛徒涂振农，到集中营“探望”和“劝说”廖先生。涂自以为和廖先生是“老友”，慨然接受了冯的指派。不料当涂来到集中营，向廖先生表示来意时，廖先生对涂说：“你还有脸面见人吗？还配和我说话吗？无耻！”弄得涂无言以对，只好面红耳赤地苦笑而出。涂灰溜溜地跑回，见了冯后只说“老廖没有什么表示”，想应付差事。不想冯信以为真，过了几天又要涂再去集中营向廖“诱说”。涂立现尴尬窘态，不得不把廖先生对他的斥责告之，并请另派他人前去。冯只好另派庄祖方去“说服”廖先生。可是据庄返回后向冯报告，老廖说：“现被关押狱中，不谈政治。”拒庄于门外。其后庄又去了数次，均遭廖先生一笑拒绝。
叛徒特务们束手无策，冯琦也深感棘手，但又不甘失败，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冯去集中营之前，做了种种准备，并约了省党部科长、政学系分子胡运鸿作伴，借“视察”为名，带上“大炮台”香烟一条，以顺便探望的姿态去见廖先生。后据目击者说，冯和廖先生在一间小屋内谈话，出来时面露苦笑，十分尴尬，大有受辱之态。由此可见，冯同样遭到廖先生的拒绝、斥责而退。此后冯再也不提“诱说”廖先生的事，决定采取长期关押来消磨廖的意志，迫使廖屈服就范。
廖先生被关押在集中营两年有余，受尽了种种折磨，可是他不仅在单人禁闭室内画画、写作消遣自娱，并且常以绘画讽刺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冯琦见廖先生没有“悔过自新”之意，欲暗中杀害他但又恐中统局和蒋介石要人，因此于1944年借口日军窜扰江西赣南，泰和不安，江西和重庆联络的公路中断，电告中央请示处理。冯琦设想如此一来，中统局可能会电令就地处决廖。不料，中统局却电令把廖先生从马家洲集中营提出，交军统局江西站解送重庆处理。冯见阴谋未能得逞，只好于1944年秋把廖交军统局江西站，搭乘军用飞机押解重庆。廖先生被押解重庆后，仍被军统局囚禁在一所特设的禁闭室内；不久又被解到兰州军统局秘密设立的集中营，继续遭受迫害。直至1945年签订《双十协定》前，在国内各界的强烈谴责压力下，廖先生才被释放。
特务们迫使意志不坚、贪生怕死的被囚者成为叛徒后，便开始对这些“弃暗投明”的人进行“感化”教育。集中营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大牢内关押，按照各人的文化程度编班分组，进行训练。如采用上课或同学研讨方式，以“党义”为主灌输蒋介石的“总裁言行”和“唯生论”，以及汉奸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等，并有由特务指导的所谓“精神讲话”。我在集中营还办了一个墙报《警钟》，刊登叛徒们写的反共言论和中伤的消息，如“共产党破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游而不击”等，以图进一步毒化人们的观念。可是没料到，大多数人对此颇为冷淡，上课、讨论时听者或没精打采或呼呼入睡，特务大声叫嚷也无法扭转。听者有的说，晚上冷得睡不着！还有的说，肚子饿得睡不好！特务听到后，只能怒目相视了之。
当特务们施用软化、诱说、收买达不到目的时，就现出凶残本相采用种种酷刑，如吊打、坐老虎凳、踩杠子、灌辣椒水、电刑等。就我所知，被囚者没有一个不受过酷刑的，即便有侥幸者从集中营出去，不几个月也会伤发身亡。
记得1941年夏，共产党人吴建业于江西清江被捕，在押解泰和途中，曾在吉安码头与泰和车站两度乘机图逃，再度被捉后送入马家洲集中营关押。特务们将他关入“隔离室”内，和外界完全隔绝，除了大小便外不让出门一步，也不准别人接近。当时，同受这种虐待的还有二人。是年秋初，吴建业和同伴越墙逃跑，吴越墙时被看守徐绪仁发觉拉回。我得知此讯后，一面亲自率领警卫追捕在逃两人，一面令训育组长彭刚夫立即把吴提出，严刑审讯另两人下落和他们密谋图逃的经过。
我追捕未获返回集中营时，见审讯毫无结果，便野性大发，自行审讯，并采用坐老虎凳、踩杠子等酷刑迫使吴供认一切。但无论如何审讯，吴均回答不知道。我非常恼怒，认为吴“可恶”，又令特务灌辣椒水，企图迫使他屈服。吴痛苦不堪，口吐白沫几度晕去，泼水后又几次苏醒。我不断追问胁迫，他先不作声，后才断续答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们好狠毒，要杀就杀吧！”随后躺在地上闭目不动，我再三追问恫吓也无济于事。我见此情况，只好令管理组长葛作宾、管理员罗伯雍、服务员彭人厚等，把吴钉上脚镣手铐，投入黑牢禁闭。其后，虽经彭刚夫审讯几次，仍无结果。1942年春节前的一个夜晚，在“特办处”总干事庄祖方的“监刑”下，由彭率领杨友筱、罗伯雍、彭人厚、卢金海等，把吴建业从黑牢中提出，秘密地押送到集中营后面的墓地枪杀了。为了掩盖杀人暴行，特务在行凶时还燃放大串爆竹混淆枪声，以免被村民发觉。
集中营从成立到关闭，前后计有8年多，其间虽有人事变更，但特务们的恶行并没有什么改变。历任所长我、彭刚夫、虞士贤、张文奎、李杭等，均曾疯狂地对被囚者进行迫害。
1944年冬，当日军窜扰江西赣南各县时，集中营也急忙从泰和搬到永丰的潭头。后来，又从潭头经吉安迁到南昌市的潮皇洲萧家祠堂，那时还关押着六七十个共产党人。1945年，国共和谈签订《双十协定》前，国民党在压力下被迫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集中营搬到南昌后，又不得不把关押的被囚者全部释放。虽然如此，集中营作为特办处改组的省联秘处下一个附属机构，依然存在。1947年，中山大学发生学潮时，被特务逮捕的进步学生就关押在该处。至1949年4月下旬南昌解放前夕，马家洲集中营才随着江西国民党政权的瓦解而寿终正寝。
（转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军各级将领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曾多次提及在辽沈战役塔山守备战中，国民党东进兵团的“赵子龙师”（即独立第九十五师）以罕见的冒死精神，向我军塔山阵地发动过一波又一波的集团冲锋。如果说这些文字记述还不够具体生动的话，那么在最近拍摄的《大决战》、《塔山阻击战》等影视作品中，则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战斗场面：青天白日军旗在硝烟中飘动，后面是头戴钢盔排成密集方阵的敢死队冲锋队员，各级的主官手持冲锋枪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整个部队就像一团滚动的狂潮，喷射着火焰，冲向我军的塔山主阵地。看到这些，人们不禁会问：这个“赵子龙师”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它的历史渊源和战斗经历如何？以往的历史书籍中难以找到完整的答案，难怪以揭示辽沈战役内幕见长的《雪白血红》也没弄清该师的来龙去脉。
说到国民党军的独立第九十五师，竟然要首先提到民国史上著名的宁夏军阀马鸿逵。
马鸿逵手中的私家军队“安宁军”，本源于他的爷爷马千龄。马千龄在同治年间先参加反清起义，后率部降清，成为剿杀起义军的先锋，由此当上了朝廷的官，私家军队也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由于马家军都是西北健儿，个个身体强壮，勇敢善战，枪术刀术骑术娴熟，加上家族势力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以及数十次残酷战斗的锤炼，这支军队很快成为战斗力极其顽强的马家子弟兵。1900年，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曾率这支部队在北京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因作战勇猛并担任护送慈禧等人西行的任务，受到皇室嘉奖。民国时期，马鸿逵接掌了这支军队，依靠这些子弟兵纵横捭阖于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世袭领地”。
到了1926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7月9日，广东革命政府挥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北洋军阀一败涂地。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后，自绥远西部向宁夏、陕西推进，准备解围西安后，东出潼关与南方北伐军会师中原。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马鸿逵只好表示归顺，成了冯玉祥所部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四军军长，并且率领自己的子弟兵离开宁夏，出潼关一路东进，攻入山东。
马家军先是驻守山东泰安，后又移驻徐州。1929年，马鸿逵在韩复榘、石友三的拉拢下一同投蒋反冯，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马鸿逵率部站在蒋介石一方与冯玉祥作战，其军队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力受到了蒋的嘉许。战后，马鸿逵仍任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其部队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五师。该师系下辖三旅九个团的甲种师，兵员近两万人，奉令驻守河南信阳。
1933年，蒋介石为酬谢马鸿逵对冯玉祥作战有功，特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率兵返宁赴任。不知是为了削弱马鸿逵的势力，还是喜爱马家军的战斗力，蒋介石同时下令只允许马鸿逵率五个团返回宁夏，留下马腾蛟师长率余下的四个团仍驻信阳。
马鸿逵回宁夏不久，第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也奉令调回宁夏。驻信阳的马军四个团则交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只将第三十五师的番号全部划归宁夏，由马补齐甲种师的番号兵员缺额。
刘峙接手之后，又将原驻信阳的这四个团改变番号为河南“剿匪”军第一纵队，由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湖南石门人唐俊德任纵队司令官，担负平汉铁路武胜关至安阳之间的护路任务。
1934年秋季，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第一纵队的四个团调驻开封，并把第一纵队与新编第四十旅合编为陆军第九十五师。从此，第九十五师的番号正式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序列中，原第一纵队司令官唐俊德担任首任第九十五师师长，全师辖两旅四个团（第二八〇团、第二八三团、第二八四和第二八九团）。按当时国民党军的编制，三旅九团为甲种师，二旅四团为乙种师，第九十五师显然是乙种师编制。从唐俊德仍任师长和全师只有四个团等情况判断，参加合编的新编第四十旅的人、枪不会很多，可以认为第九十五师基本上是以原马鸿逵的四个团为主组建的。乘此整编机会，国民党向第九十五师派出了政工人员和中央军校毕业生。在正式组建部队颁发军旗和整训后，第九十五师调至平汉陇海铁路交叉地区，担任商丘至潼关、信阳至安阳间的护路任务。
1935年，黄埔一期毕业生、广东人李铁军调任第九十五师第二任师长。随后，开赴黄河以北的河南安阳驻防，该师官兵在平日训练中表现出的勇猛作风给李铁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九十五师奉令先后调至陕西商县、河南南阳。后李铁军升任军长，由罗奇接任第九十五师第三任师长。罗任此职长达六年之久，对该师的建设和作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罗奇（1904—1975），广西容县人，字振西，早年曾入广州法政大学法科学习，1924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后在国民党军中服役，曾任第二师第六旅旅长。1937年5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任陆军第九十五师师长，1943年任第三十七军军长。194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北平警备副总司令、总统华北战地视察官。后逃至台湾，1975年去世。罗奇作为黄埔毕业生，在政治上是忠于蒋介石的，加之他有相当的文化功底，又是黄埔一期生中不很多见的广西人，颇受蒋的信赖。罗奇平时作风傲慢、自大，接掌第九十五师后，仿效当时黄埔军人的习惯，决心锻造一支自己的基本部队。他把该师当作生命一样看待，看作是个人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军事小集团逐步扩展的本钱。为此，罗奇对第九十五师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亲自过问部队官佐的调整配备和训练计划的制定，对该师官兵实行军阀式的管理，对犯错的官兵动辄便罚跪、打军棍，使官兵养成绝对服从长官的习惯；对训练中有成绩的部队，则马上赏赐金钱，主官升职……罗奇很快成为该师说一不二的“罗千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九十五师奉调郑州，担任黄河南岸的守备任务。这时正在淞沪战场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因曾任第九十五师师长，了解该师官兵的战斗素质，遂呈请军事委员会下令从该师调出三个整营，开赴上海补入第一军参加对日作战。后来，这1000多名第九十五师的官兵全部牺牲在淞沪战场上。
1938年初，第九十五师奉令渡过黄河，进入豫北开展游击战，曾发动过对焦作等地的袭击。5月，该师参加了徐州外围作战。自徐州撤退后，至江西景德镇、鄱阳湖田家镇，参加保卫大武汉的会战，开始作为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投入抗日战场。初期，该师隶属黄埔一期生李仙洲任军长的中央军嫡系第九十二军，与另一黄埔生侯镜如任师长的第二十一师并肩作战；1938年秋，改隶黄埔一期生、广东人陈沛为军长的第三十七军战斗序列，在瑞昌一线对日作战。
第九十五师在第三十七军的编成内，先后又参加了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在与日军的残酷搏杀中，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战斗力日益提高。尤其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九十五师在洞庭湖口至横田镇一线与进犯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歼灭了大量日军，自己伤亡近千人。为此，国民党湖南湘阴县政府曾在横田镇建立了“抗日民族英雄为国捐躯纪念碑”，以纪念第九十五师为国阵亡的将士。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九十五师被调至二线，防守汨罗河新市至金井防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罗奇率部在追击作战中，将撤退的日军打得丢盔卸甲，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及物资。战斗中，第二八四团团长（黄埔五期生，湖南邵阳人）黄红上校壮烈殉国，他是该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官阶最高的阵亡军官。
因第九十五师战功卓著，罗奇于1943年被提升为陆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何旭初接任第四任师长。此时，经过数年的战斗消耗和多次补充兵员，调补下级军官，该师已大换模样。下层官兵已鲜有西北人，而以湖南、湖北地区征集的青年替代，各级军官全部换成黄埔军校各届毕业生，高级军官多是罗奇的亲信和同乡，第九十五师已被完全改造成中央化的嫡系部队，只是敢于硬打死拼的老传统依旧。
1944年夏，长衡战役正酣。第九十五师在第九战区湖南境内参战不久，因广西方向战况危急，统帅部令第三十七军军长罗奇仅率军部和第九十五师急速开赴广西，接受第四战区指挥管辖，与日军作战。该师本拟参加柳州会战，但部队即将赶到柳州时，柳州已沦于日军之手，全师只好在那坡县驻防。
1945年春，因第三十七军的其他两个师（第六十师和第一四〇师）未到广西，故第三十七军军部奉令撤销，军长罗奇调任南宁军官教导总队队长，军部直属部队则编入第九十五师。而第九十五师改归黄涛为军长的粤系第六十二军指挥，段沄任该师第五任师长。数月后，该师在第六十二军编成内开赴中越边境镇南关，与日军对峙。
就在此时，中国统帅部为战略大反攻作准备，集中国民党军中战斗力较强的15个军编组成4个方面军，担任战略反攻任务。其中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是张发奎，下辖桂系的第四十六军、粤系的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二军，故第九十五师隶属第二方面军战斗序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九十五师奉令开入越南受降，担任河内地区的守备任务；同年9月，又奉令自海防乘船开赴台湾驻防，接受日军受降；后又乘船开赴华北。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按照美军编制将军级单位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第九十五师遂奉令缩编为整编第九十五旅，裁减了一个团，仍由段沄为整编第九十五旅旅长（后该旅驻防北平），属林伟俦为师长的整编第六十二师之一部。
1947年，国民党军恢复军、师编制，整编第九十五旅恢复了第九十五师的编制，下辖第二八三团、二八四团和二八五团三个团。
纵观第九十五师的序列沿革，及其在整个抗战中的各种表现，我们可以知道该师应是国民党中央嫡系二流作战部队之一。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战场是一块试金石，将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排定了座次。第九十五师既不属于国民党军战斗力最强的所谓“五大主力”，也没能挤进准备首批换装美械化的13个军的部队行列。此外，同是黄埔一期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自己的基本部队：杜聿明的第二〇〇师扩编成第五军，进而扩充成为第五集团军；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扩编成第七十一军，后又扩充为第十一集团军；就连黄埔三期的王耀武，也从第五十一师起家，扩成第七十四军，以后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并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相对而言，罗奇和他的第九十五师就逊色多了，八年拼打下来，第九十五师还是第九十五师，即使罗奇任第三十七军军长时，也无法将其指挥下的另两个师（第六十师和第一四〇师）一口吃下，反而在1944年被解除军长实权，去南宁当了军官教导总队队长。
可以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最高军事当局认为罗奇不具备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和他的第九十五师没有表现出当时应具有的国民党军“王牌”主力的战役战术水平，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但第九十五师有罗奇做后台，也不是一般人能随意“吞掉”的，特别是该师顽强苦战的传统作风，在抗战中转战各地的战绩，编入担负战略反攻任务的第二方面军，赴越南受降、接收台湾，使师内官兵颇为骄傲。第九十五师进入华北以后，又曾在河北徐水县、固城镇、胜芳镇及保定以南的芳庄，多次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交手。由于当时整个华北局势是敌强我弱，华北人民解放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很少强攻强守，使得第九十五师作战中没有吃过大亏，于是该师才有了“在华北没有丢过一挺机枪”和自诩为“赵子龙师”的说法。
第九十五师何时自诩为“赵子龙师”的准确时间很难查证。因为它并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授予表彰的称号，档案文件不会记载。但可以判断，这个叫法产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综观第九十五师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所有战绩，很难有一次是值得称为“赵子龙师”的。
1948年夏，第九十五师脱离第六十二军战斗序列，改由华北“剿总”直接指挥，并同时改称为独立第九十五师，由曾任该师参谋长的朱协一接任第六任师长，当时下辖席宸炫为团长的第二八三团、周绍福为团长的第二八四团及詹仰强为团长的第二八五团。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开始。独立第九十五师奉令参加国民党军东进兵团，自华北开赴东北，进攻塔山，妄图解锦州国民党军之围。此时，罗奇刚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晋升为中将，担任总统华北战地视察官，负责华北战事，于是跟随东进兵团督战指导。
罗奇到达塔山前线后，立即以老师长的身份召见独立第九十五师全体中下级军官，要他们以传统的强悍作风攻下塔山，并拿出大量金圆券组织了敢死队。1948年10月13日，在塔山前线，第九十五师的全体官兵在战前动员后，全师连续高呼“没有九十五师攻不下的阵地”，就发动了整团整营的集团冲锋。
这种战法其实是相当愚蠢的。至解放战争后期，国共双方主力部队的装备，即使不用重型火炮，单靠轻步兵火力的密集封锁即足以击退纯步兵组成的集团冲锋，更何况独立第九十五师不仅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而对手又是东北野战军的“五只虎”之一——第四纵队。
结果可想而知，只经过两天的较量，独立第九十五师就伤亡了2/3的兵力，最后编成三个营撤回华北，驻防天津塘沽。
平津战役开始后，独立第九十五师大部乘坐国民党海军的兵船逃至上海，又恢复使用第九十五师的番号，编入吴仲直任军长的第七十五军，担任上海机场的守备任务。不久，该师又从上海逃至宁波，最后退往台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