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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桥镇中学，我先教初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听起来不像是个有意思的职业，好在天底下的事都跟它看上去的样子大相径庭。我不得不说，高桥镇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我甚至得说，高桥镇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先从我的室友说起吧。
他叫崔威，学哲学的，也是刚被踹回来，在初一教政治。他是涂门市力新县人，我是涂门市人，我俩几乎可以算老乡。
崔威可不是那种让你初次谋面就有好感的人。这家伙看上去有点儿郁郁寡欢，还心事重重的。后来不知怎么的我们聊起了农村，突然就有了共同语言。他小时候也在农村待过——大概是从两岁到五六岁吧。我们都是被祖父母带大的，从来没上过幼儿园，都在树上骚扰过马蜂窝，房檐下掏过麻雀，地里偷过花生，场院里打过群架，五岁就跟鼻涕女孩出双入对，又突然不知在哪天不疼不痒地散伙了……当然，对于农村，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好感而已。崔威总把乡村生活描绘得很浪漫。他说，总有一天，他要“回那里去生活”。他说这话的时候一本正经的，就像在给自己念悼词，惹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在农村呆了七八年，在一所只有一间教室、一个民办教师的小学读到三年级，对那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好感而已。读小学前的日子，生活应该还算有几分乐趣，上学之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功课压力倒不大；不幸的是，我们的老师是个劳改释放人员，不爱翻书爱翻脸，有事没事就张开血盆大口冲我们狂吼，还动手动脚，你惹不起也躲不起。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张阴郁的扁脸，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XXX，山上待过的……”“山上”是山里的劳改农场。他说“山上”这俩字的时候眉飞色舞，仿佛刚从井冈山上下来。他每天有三件大事，第一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少了你们地球照转！”第二是不辞劳苦地替我们更改生肖：“你是属驴子的，以后只配去拉磨……你是属猪大肠的，扶都扶不起来了……”最后一件他最乐此不疲：他有教鞭一根，不吝赐教，经常把我们打得抱头鼠窜。
我说的这些，崔威居然不信，他说充其量你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又说，被老师打棍子，可不是农村的错。他的意思曲折委婉，摇摇欲坠，我觉得我明白，可又觉得不明白。
崔威生得五大三粗的，还留着络腮胡子，虽不算长，足够让你朝钟馗那个方向去想。他也的确有点儿神神叨叨的。比如，一个苹果搁在桌子上，在灯光底下投出个影子来，他就盯着那个影子，神秘兮兮地说：“瞧，苹果！影子！阴和阳！”于是你就觉得那只苹果和影子都神秘无比，他的络腮胡子也神秘无比，你就不能不联想到卡尔·马克思或者福尔摩斯什么的。
崔威老是以小见大，从沙子里头看世界。别人的一蹙一笑，只言片语，他都能琢磨出深意来，用崔威的话说，就是“看到一切事物的背后。”我不敢断定崔威真的看到了什么的背后，反正他对眼前的事情迟钝得一塌糊涂。他能腕子上戴着手表四处找表，手里握着教鞭到处找教鞭，备课的讲义明明搁在桌子上他能把老鼠洞都掏过三遍而不得。我觉得崔威肩膀上扛的不是一颗脑袋，而是一口锅，里头用文火焖煮着七七八八五味杂陈满满一堆，从外面看去还算平静，零星冒点儿热气，一旦你揭开锅盖，就发现里头都如沸如羹了。
要用五官去把握的东西，崔老师一概不灵，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把世上的事狠狠地抽象一把。哪怕是街谈巷议、妇姑勃溪，他都咂摸得有滋有味的，弄出成串的理论来。我和他在街上走，碰到有人吵架，他就一定凑过去看，多半还要插进去劝。劝也就罢了，他还要给人家上课，批评人家不懂“符号学”，“滥用语言的魔术”，搞得人家一愣一愣的，冲这个对牛弹琴的家伙大翻白眼。他置若罔闻，跟人家不厌其烦地解释：语言是有欺骗性的，说话其实跟拦路抢劫是一回事，君子动口跟小人动手其实是一码事，词语有“词语的暴政”等等。等他收住奔放的思维，那一对冤家早就退出圈外，手拉着手挤在人堆里看他的热闹。崔威被伸着舌头流着口水的众人团团围住，胡子邋里邋遢，脖子一伸一缩，活像一头瞎了眼的山羊。等我把他从人群里头拉出来，众人散去，一个用口水浇出的巨大的圆圈就在地面上凸显出来。看着那个大圆圈，你会以为高桥镇遭到了外星人的光顾。
在高桥镇，有人说崔威是一天才，另一些人说他是疯子。崔威认定自己是天才——就这一点来看，崔老师倒更像个疯子。不过，天才也罢，疯子也罢，反正总是些倒霉的家伙。
崔威声称，古今中外的哲学，统统漏洞百出乏善可陈，只有两个道理勉强站得住脚：在西方哲学，是二律背反；在东方哲学，是阴阳。前者是思维的宿命，后者是行动的宿命；思维总也离不开概念，而概念是刻舟求剑，是对世界的一次强奸，所以或迟或早，思维总要遭到悖论的迎头痛击；行动离不开愿望，而愿望就是虚妄，所以行动本身就是在酝酿失败。
我不懂什么二律背反，阴阳对我来说不过是黑色半圆里有个白圈圈、白色半圆里有个黑圈圈——我指的是太极图。每次有人跟我提起阴阳什么的，我想到的就是那玩意儿，仅此而已。我得承认，哲学这玩意儿我不在行。
崔威说，这世界是没指望的，因为二律背反是解决不了的，阴阳也解决不了。
我没崔威那么悲观，或许是因为不学哲学。即便如此，我也算不上一个兴致勃勃的人。在高桥镇这鬼地方，要兴致勃勃可不容易。像我这样的教师，面对可以预见的将来，难免会有点悲从中来什么的，但我不认为悲从中来就是悲观。保持兴致勃勃不易，可一门心思地悲观也挺难；就算天网恢恢，有时也难免百密一疏，让你忽生一线希望，莫名其妙地就高兴起来。况且，“悲从中来”原本就含着某种不死心。
但崔威是悲观的：二律背反是解决不了的，阴阳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我说：“让一束光从桌子正上方照下来，摆在桌上的苹果不就没有影子了？”
他说：“影子就在苹果底下，这样的影子，其实更黑暗一些——因为你看不着它。”
“你把苹果吊起来，拿好几盏灯照这个苹果。”我觉得我已经在抬杠了。
他说你反倒会搞出更多的影子，较亮的灯会在较弱的灯照到的地方投出苹果的影子；一盏灯会挡住另一盏灯，在墙上留下影子。外面是光，里面就是影子。如果没有光，就不会有影子，越是光明的地方，黑暗反而越深一些。
“要是这只苹果自己发光？”我可是不那么容易被说服的。
“那它就给这个世界制造影子。”
“……”
跟崔威闲聊，一旦被他引到哲学上去，慢慢地我的脑袋就会吱吱作响，像在里头养了一窝老鼠，像系主任的针式打印机。我得到门外呼吸整整一个钟头的新鲜空气才能把自己清醒过来，否则我看到一个苹果，就不能顺畅地流口水，而是抱有一种奇怪的同病相怜的情感。崔威可不这样，他可以一边大嚼红烧肉，把络腮胡子抹得油渍麻花，一边搬弄他的形而上学，这让我产生一个印象：哲学这东西，其实也是个力气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