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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崔威从校长家出来，在街上胡乱走了一段，就碰上了唐楚金。他是高三的学生，那年考大学没考上。他父亲在中心街开了个杂货店，他一边帮忙一边复读。
唐同学踏着一只三轮车，车斗里满载成捆的啤酒。他看见我们，立刻蹦下来跟我们搭讪。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酒上了，于是从他手里买了二十四瓶啤酒。
那天晚上，我们把捆酒瓶子的绳子解开，把酒一分为二，排成两排，立在桌子上。我们对坐桌前，每人面对十二只雄赳赳的啤酒瓶，那阵势就像是要打保龄球。
用桌沿磕开瓶盖（那张桌子就是这么被糟蹋掉的），我们开始对饮，用一条腊肉作下酒菜——腊肉是崔威从力新县他姑姑家捎来的。
一瓶酒下肚，崔威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开始谈他的哲学：“……历史，就是他妈的剥夺史，向来如此，过去和现在一样，不一样的是：剥谁，谁来剥，剥什么，咋剥，啥时候剥，剥到什么程度……垄断，横扫一切，坚壁清野，打断每一条腿，给所有的鼻子穿孔，在每一只屁股上打地桩，往每个脑袋里浇硅酸盐……谁也改变不了……没有建巴别塔这回事，或者说，这个故事讲颠倒了。人类讲同一种语言那阵子，能力只够垒鸡窝……先是语言被搞乱，跟着信仰就不一样了，上帝不是同一个了，就打起来了，于是智商一路打上去，鸡窝，战壕，碉堡，城堡……巴别塔……”
我姑妄听之——其实我也是无从下嘴——只管喝我的酒。
我得承认，喝酒我也不是崔威的对手。第四瓶喝到一半，我就装熊了。按说我还能再喝一瓶，可我不喝，我不想把吃下去的半块腊肉再吐出来。腊肉的味道真是好极了。在酒桌上，我可不想难为自己。你说我狡猾也好，不爽快也好，反正我不想强自己所难。我不是说自己有节制什么的，我是说，酒过三巡，酒这东西就让我厌恶，每一滴都成了苦药。崔老师可不一样，对他来说，酒是越喝越亲。他说，世上的关系，父子也罢，夫妻也罢，朋友也罢，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只有人和酒，越喝越近乎，可以相依为命，合二为一。在喝酒这事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崔威只喝啤酒，没见他动过白酒或葡萄酒。他说啤酒是灵感之水，而白酒火烧火燎的，会把脑子搞坏。
那天晚上崔威把他的酒全喝了，整整十二瓶。喝完酒，他就不谈哲学了，先是愣愣地坐了几分钟，冲我抱怨了几句“你真是熊蛋”“你真是熊蛋”，然后起身出门，朝高桥西村的那口井奔过去了。
崔威这人，一跟谁喝酒，就跟人家谈哲学，这是他喝到第十一瓶之前的毛病。第十二瓶酒落肚，这家伙就愣愣地坐上几分钟，然后“把酒问青天”——一个人冲着天花板吟诗，或者出门去叫唤，亲娘老子也拦不住他。假如第十三瓶酒下肚，他就轰然倒地，不省人事，挺尸一整夜。这是崔威的酒桌三部曲，分别被称作“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回和崔老师放开了喝酒，还不知道崔老师的三部曲，看崔老朝井边去了，还以为他要去投井，就跟了出去。他走路磕磕绊绊的，但速度奇快，而且动作僵硬旁若无人，叫人毛骨悚然。他平时可是慢吞吞的，鸭行鹅步，像在蹚水。
我跟到井边，他已经趴在井沿上了，看见我，就含糊其辞地说：“要喝水，喝水！”井边正好搁着铁桶一只，我把这人扶到一边，把桶扔下井，打了满满一桶上来，提到他眼前。他两手把着水桶，俯下头，“咕咚咕咚咕咚”，喝得上气不接下气。饮足了，仰起脖子，冲着头顶的月牙子“嗷—嗷—嗷……”天，跟狼嚎如出一辙。当时是后半夜，四下里乌漆嘛黑，崔老师的嗥叫，把死人都从棺材里招出来了。
那晚之后，乡里又传开闹鬼的事了。
于是傍晚以后老乡们大都不敢去那口井打水。更操蛋的是，没几天，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大白天在井边玩，一不小心“咕咚”一声掉进井里去了。幸好孩子的母亲在场，把水桶放下去，喊了几个人把这小倒霉蛋拉了上来。结果大白天也没几个人敢到井台上来了。好在高桥西村少了这口井也成不了上甘岭——他们早就用上自来水了。来这里洗衣担水，到底是出于对井水的眷恋还是为了省点水钱，我就不知道了。
俗话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一个多月后的晚上，崔老师再到井边问青天的时候就穿了帮。这回倒不用我打水，井边有个壮汉刚打了桶水上来，正坐在一边抽烟。高桥一带的乡亲就这个毛病不好：干啥事都得抽袋烟、歇会儿。二十大几的壮汉也是。比方说，从家里出来打桶水，那可不是起身——拿桶——出门——打水——回家——倒水入缸那么简单，而是抽袋烟——起身去厨房——在厨房抽袋烟——拿桶——把桶翻过来坐在桶底上再抽袋烟——提桶出门——在井边抽袋烟——打水——再坐井边抽袋烟——挑水回家——坐在厨房小板凳上抽袋烟——倒水入缸——抽袋烟。
壮汉打上来一桶水，正坐在一旁抽袋烟。崔老师上前，也不说话，抱着水桶就喝。壮汉认得我们，平日我们打水老碰见他坐井边抽烟。见我们来，他毕恭毕敬地说：“崔老师，赵老师，好……”
崔老师喝完水，仰起脖子，让这位乡亲也毛骨悚然了一回。
既然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叫鬼屋，大家就有理由相信崔威是鬼魂附体。这倒也符合逻辑，本来大家就纳闷呢，怎么好些年没闹鬼了？
但高校长不信——这说明校长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坚不可摧。于是我们就得继续在鬼屋里住下去。
我们找校长谈房子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开了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高校长发了一个长长的言，把国事、家事、天下事纵横了一个多钟头，还没忘了抽空含沙射影几句：“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不要老是计较生活待遇、个人得失……”云云。
该大会的主题是要掀起“一场竞赛”，对手是邻县的一所中学，它的高考升学率比我们竟敢高出五个百分点，“我们要在两年内赶上并超过它！”在大会结束、众人鼓掌的节骨眼上，崔威一边把巴掌拍得山响一边冲我大声说：“这是又要土法炼钢了啊！哈哈。”
崔老师的嗓音比巴掌还响，此话势必会在不久的将来传进高校长那双大耳朵里。
开完这个会，一切照旧。校长的几句教训当然休想改变我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但有助于加剧我对他的嫌恶。我得说，校长的每句话都对，对得令人发指。他有道理无数，车载斗量，呼呼作响。我在高桥镇那阵子，校长的道理就如同那里的黄梅雨，隔三岔五就哗啦啦洒向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