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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听说鬼屋的故事两周以后，我和崔老师终于撑不住了，于是去找校长大人——我们想换间清白一点的屋子。结果证明这是搬石砸脚之举，不但我们换房的企图未遂，鬼屋的历史反倒给坐实了——我指的不是闹鬼的事，而是它曾经担任过停尸房的史实。当然，关于高桥，高校长说的是：几十人踩踏一座桥，恐怕没有那个能量，应该是一群人遭到了另一群人的阻击……
“青年教师，”高校长挺了挺胸脯，抬高嗓门，“要带头破除封建迷信……”
我神思恍惚地盯着墙上的一幅松鹤图。
两只白鹤，一只在半空里躬着腰飞，另一只站在一棵歪脖松树上，仰头色眯眯着躬腰飞的那只。画两侧各有对联一条，上联是“勤勉传家久”，下联“忠厚处世长”。既长且久的松鹤图下是一张笨拙的紫黑色四方木桌和两把厚墩墩的木椅。方桌上摆着一群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马桶形状的白瓷茶杯，上面或画有几片状如蟹爪的兰草，或勾勒几根菜色的竹竿。这些物件让客厅里缭绕着一种祭祀的气氛……
我本来就拙于跟大人物打交道，碰到诲人不倦的校长，更是无从下嘴。崔威的理论虽然多得像出恭，但跟校长一过招，也成了残花败柳。
崔威说，我们的宿舍危在旦夕，断非久居之地。校长就说，哪能这么危言耸听，年轻教师，来日方长，要给学生做出表率，切不可言辞夸张。
崔威说，宿舍设施太差，位置太偏，生活不便。校长说，困难总是有的，但困难总是暂时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稳健，日新月异，放眼未来，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你们说是不是？
我抓紧椅背。
一个钟头的谈话结束，我们羞答答地溜出了高校长的家门。
高桥镇这地方，高校长绝对算个人物。高桥镇的科举史上，高校长主持工作的这几年，成绩不可谓不斐然，年年都有二三十个高三学生考取大学、大专。这可是历朝历代都不多见的。在高桥镇人和远近乡村的乡亲们眼里，假若高校长不算能人，那就没有能人了，就连即将荣升副县级的镇长（高桥镇即将升格为副县级镇，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副县级的镇”是啥意思）、刚发起来的几个富翁也只能勉强跟他相提并论。
在过去的朝代，高桥镇一带居然出过状元，该状元后来在朝廷里一路爬到很高的位置，几乎跟皇帝佬一块儿吃喝拉撒。后来高桥镇又出了一个名人，虽然只是举人，但碰上国事动荡，在家乡招募乡勇，为扑灭农民起义立下汗马功劳，自然也爬得高高的。这俩人，是高桥镇妇孺皆知的风流人物，劝学的经典教材。如果你到高桥镇一带随便走走，十人有九个会在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就提到他们。他们开创了进学的风气——也就是说，让大家看到，读书也可以有很好的下场。这倒不是说在高桥镇做教师就与别处不同。高桥镇人表面上对教师毕恭毕敬的，心里头却嗤之以鼻；在他们眼里，读书的目的是做官，就像娶老婆的目的是上床，如果不能“上去”，反倒“下来”做教书匠，就如同修炼成仙又被贬下凡界，就算沾了点仙气，但终究不是仙，倒是跟妖精相差无几了。
而校长不在此列，因为校长终归是个“官”，像土地爷，虽然品低位贱，毕竟是人家玉皇大帝的人。高校长不但是“官”，还是个能干的官，能渡人上青云，怎敢不另眼相看。
高校长这个能人总是很有办法。比如，他把高中入学考试成绩拔尖的学生安顿在一处，单独搞一个优等班，高桥镇头面人物家的子弟，只要成绩中上，也纳入进来。成绩拔尖的学生拢在一处形成了一种赶考的气氛；而头面人家子弟，只要高考分数不太离谱，通常都能各显神通，找到八方门路。两类“贵族”撮在一处，就有了马太效应，让有机会的更有机会。在其他三个班一败涂地之时，优等班每每旗开得胜。关于此事，我和崔威都有点不平，想找高校长去理论，后来不了了之。那时我和崔威刚毕业，难免有点大惊小怪的。
我在高桥镇教书那阵子，高校长正是四十多岁，风华正茂、满面红光，在官场还有继续折腾的前景。后来他果然被调到涂门市教育局，再后来就当上了教育局副局长，可算是爬上去了。
人们都说，高校长是没有弱点的人，谁都搞不垮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跟任何桃色事件有染。做任何事，他都能平衡在不激进也不保守的中庸状态。甚至脾气也如此，我们从没见他大怒或大笑过。再有趣的幽默，再可笑的事，到他耳朵里都波澜不兴。我起初怀疑他在装聋作哑，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智力上的迟钝。机智敏感的人也能故作矜持，但这种矜持容易露馅，反倒透出一股子自以为是的味道。高校长可不是这种人，他说话做事有板有眼，凡是跟他的想法有出入的，断不能溜进他的脑袋。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抛出他的想法、他的主张、他的决定，而你的观点、你的意见，根本就是铜钱落到棉花里；他的脑袋和外面的世界隔着一层单面玻璃，只容许光从里面发出来。
我不是说校长是一个专断之人，其实他很多想法都不被人接受，也不被付诸实施，对此他似乎也不甚介怀，至少不至于勃然大怒。他更热衷于让这些想法在头脑里和平共处，在理论上能自成一体无懈可击，他像个剑客爱惜自己的铠甲那样爱惜自己的观点，时不时把它们擦得油亮，至于它们在现实里下落如何，那是不重要的。我和崔威找他谈住房，一不留神就让他四两拨了千斤，只能听凭他大谈中学教师为何最应该是灵魂的工程师之类的道理。他说中学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这时候他们的脑子如果没有好东西去占领，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我很想告诉校长大人，我没什么好东西去占领学生的脑子，我除了数学公式，其他的统统可以归入乌七八糟之列。况且“占领”这俩字听起来太过肉麻，让人想起一个中世纪地主，拖着一根老二四处去兑现初夜权。
我一直想知道高校长老二的尺寸。我巴望在学校的某间厕所里跟他不期而遇，看他拉下拉链掏出老二，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抖上几抖，那样子肯定帅呆了。可惜高校长知道防患于未然，绝不肯在校长办公区以外的任何地方解决问题。平时他在高桥镇中学走动，总是行色庄重，像一枚等待发射的火箭。但有时这枚火箭突然听到上帝的召唤，一溜烟，嗖的一声穿过大半个校园，二级点火！噔噔噔噔，直奔顶楼，校长办公室，不，校长办公室对面厕所，放下起落架，稳稳降落在半月形的火山口上。这是高桥镇中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高桥镇中学不断地发射升空，发射了好些年。
“噢，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一片晴朗。”
与这道风景相得益彰的是高校长的整洁。一身深蓝西服干净笔挺到抽象的程度，仿佛一个纯粹的思想。头发纹丝不乱，是用胶水固定了的，能抵御八级台风和九级地震。一根笔直的银灰色领带插在胸前，在脖子底下打了个硬邦邦的结，完美得如同一个乌托邦。一双大皮鞋闪烁金属光芒，连鞋底都是锃亮，抬脚走路时是一对电熨斗在交替向前，仿佛要荡平整个地球。远远望去，高校长是一枚派克金笔，刚从铺着红绸子的玻璃柜台里解放出来，精致得无可挑剔。跟校长擦肩而过，我老是闻到一股味儿，香水或者雪花膏味。镇上摆摊算命的那个盲人说那是“雅致”牌护肤霜，这话我信——他算的命我不信――每回校长打算命先生面前路过，他都毕恭毕敬地点头：“校长好！”人家能闻香识校长！
校长的办公室更是秩序井然，橱子里的书不是按内容而是按开本各从其类。木地板被擦得雪亮，走上去如履薄冰。假如蜘蛛不小心掉在上头，三年也爬不出半尺开外；假如蚊子不留神停在上面，就会绝望地发现自己再也不能起飞。校长的黑色塑料办公桌也一尘不染，黑得像个无底洞，像黑手党，像八十万光年之外飞来的一块黑洞碎片。校长的磁化杯若非捧在手上，就一定蹲在桌子右上角一个巴掌大的棕色塑料垫子上。垫子正方形，每条边都跟桌边完美地平行。放文件的塑料盒摆在桌子的左上角，也跟桌子完美平行，这些平行线纵然延伸到宇宙边缘也不会相交。另有笔筒一个，亮银色，搁在文件盒右侧，在黑洞洞的桌子上烁烁放光，那个位置仿佛宇宙的核心，不得擅动。此外这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桌上除了日光灯的影子别无其他。坐在桌前说话，唾沫星子落在上头清晰可辨，还叮咚作响，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办公室里招待客人的红色人造革沙发横在离桌最远的位置。你坐在沙发上遥听校长指示，只有他一人的唾沫星子可以在那张三贞九烈的办公桌上叮咚作响，而校长的右手始终攥紧一方洁白的手纸，在桌上擦擦擦擦擦擦。
高校长治下的高桥镇中学，各阶级的啄序（pecking order）如下：（1）校长（兼书记），（2）高层领导（副校长、办公室主任、教导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总务处主任、保卫处主任等等），（3）校工，（4）普通行政人员（工人出身的要往前排），（5）老教师，（6）年轻教师，（7）新分来的教师，（8）学生。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些校工大哥比高层领导还神气，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有老教师攘袂奋拳，屡战江湖，居然也能越过行政人员和校工两大阶级，跟高层领导平起平坐；而“修理处”主任从来都不敢修理校工。工人阶级的队伍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跟校领导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些是本校教工子弟，有好几个是行伍出身，他们专政的铁拳落在谁身上那是不一定的。一九九零年被分配到高桥镇中学的一个新教师就是被一只铁拳打跑的。当时该老师被分到单身宿舍跟一个校工合住，两人话不投机，这校工就纠集了两三个朋友，把那个教师按在宿舍的床上打了一顿。他鼻青脸肿地跑到“修理处”报案，主任把肇事的校工请到办公室，训了几句就放了人，把这教师气得七窍流血。他跟“修理处”主任理论，结果被主任一通训斥：“你怎么能跟这种人计较？”“干吗要惹这种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于是决定去投涂河，因为水太凉，就耽搁了下来，但说什么也不肯在高桥镇中学待下去了。
高校长能盘踞在啄序的最顶端，当然不是因为像校工大哥们那样有一双铁拳，也不是因为资历，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善使权力的魔杖。他的地位很有点“君权神授”的意思，尤其是在校工眼里。本校的工人敢把教师们打得稀烂，却没人敢动校长半个手指头。校工们的这种心态真是意味深长，他们犹如蜜蜂王国里的工蜂，冲外来者施以最猛烈的攻击，却总是对蜂王千柔百顺。当然，这个蜂王对工蜂来说并不具体，假如你拿掉它，换上另一个，它们同样对这个新王垂首帖耳。
如果说校工们对校长是一种远远的尊敬，干部们则是紧紧围绕在校长周围，呈众星捧月之势。干部们在人数上略少于工人，远多于教师。即便把兼做教师的干部排除在外，人数上也跟教师不相上下。不过，关于这些干部的情况实在是世上最乏味的话题，我还是略去不表了吧。
在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最为模棱两可。如果让我勉强打个比方，那么他们类似蚂蚁王国里的蚜虫。这种蚜虫是蚂蚁驯养的奶牛。如果蚂蚁需要吮吸蚜虫的甜味分泌物，就去拍拍它们的马屁。我这里有本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他在第十章里把蚂蚁和蚜虫的关系写得令人捧腹，我念给你听听：
有些蚂蚁会用触角或腿抚摩蚜虫的臀部来“挤奶”。蚜虫也作出积极的反应，有时故意不排出汁液，等到蚂蚁抚摩时才让汁液滴下。如果那只蚂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的话，蚜虫有时甚至把一滴汁液缩回体内。有人认为，一些蚜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其臀部经过演化已变成与蚂蚁脸部相像的外形，抚摩起来的感觉也和抚摩蚂蚁的脸部一样……
我把高桥镇中学的老师比作蚜虫，绝非出于恶意，我的老师同行们且慢和我翻脸。要知道，蚜虫们在蚁穴中的地位，比教师在高桥镇中学的地位，那高得可不止一星半点。它们不用跟工蚁去抢房子，也不用互相抢，生下来就拥有三室一厅，还有工蚁轮流来拍马屁，简直可以算作一种贵族，或者至少可以看作宠物。可是话又说回来，有所得就难免有所失，蚜虫们的防御功能统统退化，手无扶墙之力，只能全靠蚁民们保护。而高桥镇的老师们雄风犹存，时不时干出攻占两室一厅之类的壮举，把进化论、退化论、性学三论都狠狠地踹上几脚。
高桥镇中学的啄序，虽然错综复杂，有好些变数，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权力”“拳力”和“资历”的多寡。“资历”其实也是一种力，不如叫“资力”更合适。我不知道这三种力能不能统成一个，就像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里想干但未干成的那样，反正在高桥镇，“权力”“拳力”和“资力”在当量上大大地不同，差别犹如核能、水能和体能。一份权力大约相当于十份拳力和三十份资力。这个折算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工人大哥有事要校长办，十个校工闯进校长办公室，就没有办不成的。假如教师有事需要校长开恩，而他又不闻不问，三十个中老年教师联名辞职或许能有转机。这三种力也有通用程度的差别，有如黄金、现金和支票。教师手里捏着的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作废的支票。
当然啦，谁都不该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老以为别人院子里春光灿烂。王侯将相皆有种也，你要是不幸落到啄序的最底层，手里攥着空头支票，也只好量力而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狠狠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