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在隋唐帝国建立之前，中国内部纷纷扰扰，已经没有力量去干预周边事务，丧失了东亚世界中心的地位。到了隋唐帝国建立之后，中原王朝的优势地位得到恢复。但这个恢复过程并不和平，而是通过一系列战争达成的。

在隋唐帝国开启之前，高句丽就已经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区域性霸权，并通过干预中国内地的统一战争、联络突厥、控制契丹等形式对新兴的隋唐政权构成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高句丽的战争就像是罗马和迦太基人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而引发的战争。罗马经过公元前 264—前 241 年、前 218—前 201 年、前149—前 146 年三次布匿战争，最终攻灭迦太基，夺取了对地中海沿岸的最终控制权。隋唐时代，从隋文帝 598 年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开始，经过隋炀帝的三次征伐、唐太宗的多次东征，一直到高宗统治时期才最终将其攻灭。总章元年（668）九月，唐朝年迈的老将李勣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攻陷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将这一称霸东北亚一个世纪的区域强权彻底消灭。经过这场战争，唐帝国彻底树立了在东北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由于日本的参战和惨败，也迫使日本国内发生了重要变革，此后一千年间，日本再没有做入侵亚洲大陆的尝试。

北朝后期，北周攻灭北齐。然而北齐宗室高保宁据守营州，拒绝投降。营州是北齐镇抚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政元年（578），原先逃亡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引突厥军队南下，并企图依靠北齐遗臣占据范阳，遭到北周的反击，未能得逞。大象二年（581），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但是高保宁仍坚守营州对抗北周。在杨坚夺取北周皇权建立隋朝后，高保宁依然坚守营州直到开皇三年（583）被杀为止。高保宁对抗北周和隋朝的战争，得到了高句丽的大力支持。高句丽王亲自统率军队，救援高保宁，大规模地卷入中原王朝内战。可以说，早在隋朝建立之初，高句丽西联突厥，控制契丹等东北诸族，保护高保宁，俨然已是隋朝的心腹大患。隋文帝在檄书里历数高句丽的罪愆，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 ，也就是说高句丽对契丹、靺鞨有控制能力。在隋朝统一的过程中，高句丽与突厥、南朝的陈联合起来，对抗隋朝。突厥文的隋朝贵族阙特勤碑显示，突厥强盛时常常与高句丽结好及聘使往来。这一切，都让隋唐帝国的统治者感到芒刺在背。

隋唐帝国是继汉帝国之后重新统一的王朝，隋唐两代都强烈认同自己是汉朝的继承者。在讨论对外政策时，大臣们屡屡提到要恢复汉朝的疆域。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使新成立的隋朝在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收复汉朝领土的计划。疆域的拓展在南方进行得比较顺利，隋文帝将中原王朝的势力拓展到今天的河内一带，其进一步深入占婆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其以北的越南地区则完全归中国管辖，始终是隋唐帝国的一部分，直到 939 年越南独立。但在文化上，独立后的这一部分领土也依然继承汉文化的某些元素，统治精英也深受中国文学影响，崇尚汉字。隋朝在西方征服了吐谷浑，在东方征服了流求，但是在东北亚的拓展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挫折。这一地区被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句丽控制。高句丽不是普通的小政权，也不是游牧民族，其实高句丽是农耕文明。考古发现显示，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格局非常相似。实际上，当时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句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都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隋唐时期的军队在对高句丽作战的时候，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高句丽非常善于防守，也修城墙，有非常多的堡垒；而唐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

七世纪初期，高句丽占据今天中国东北东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首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南部分为百济和新罗，分别位于半岛的西南和东南部。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统帅，以三十万兵力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是因为瘟疫流行等原因没有成功。高句丽虽然表面上表示了臣服，但是在此之后又联合东突厥，操纵靺鞨、契丹渡过辽河不断骚扰中原，契丹在大业元年（605）甚至入侵了河北，被击败后退回。这一切使中原王朝清晰地认识到高句丽将是刚刚统一的帝国的潜在威胁。尤其是河北地区长期存在的分离情绪远未消失，而隋朝的中心却偏在西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隋文帝皇位的隋炀帝也继承了其父亲攻灭高句丽的事业。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会见东突厥启民可汗，居然在那里碰到了高句丽派到突厥的使者。高句丽和突厥的这种合谋针对大隋的举动激怒了隋炀帝。他警告高句丽使节，让其传话给高句丽统治者要求其臣服，并且拉拢启民可汗站在自己一方。无论如何，在突厥王庭见到高句丽使节的事件，坚定了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的决心。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隋炀帝首先将大运河往北延伸，将中国的心脏地区和幽州连接在一起，以方便物资的运输。大业五年（609），各种军事准备都已经展开，大军集结在涿郡，即今天北京地区。但是一场发生在关东地区的水灾打乱了计划，真正的进攻在大业八年（612）才开始。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从陆地进攻，水军则从海上进攻。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顺利地在辽河上架起了桥梁，但是隋军在渡河之后遭到了辽河东岸诸城的顽强抵抗，迅速攻占高句丽首都的计划落空。到了夏末，大雨使得军事行动无法继续，八月，隋炀帝撤军回到了洛阳。

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再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对外的战争虽然打着维护帝国安全和恢复中华固有领土的旗号，但是因为国家和民众的负担增加，国内的局势受到了影响，叛乱的次数显著增加。此时内政和外交的连环性体现了出来。当隋炀帝的大军渡过辽河展开进攻的时候，在后方负责后勤供应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素之子）发动了叛乱。由于叛乱中心靠近帝国的东都洛阳，隋炀帝不得不派遣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杨玄感战败被杀，隋炀帝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杨玄感阵营中的骨干分子李密后来成为反隋的重要领袖。杨玄感的叛乱是内部关系高度紧张的反映，此时隋炀帝要做的应该是安抚国内各阶层，尤其是旧的关陇贵族，但是他依然固执地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最终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隋炀帝还是太过于执着了，他不像唐太宗——发动一次战争，取得了有限成果，在自然条件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果断止损，率领大军回国，结束了对高句丽的作战。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隋炀帝的政策不对——他开凿大运河，是基于连接分裂了三百年的南北中国的考虑；他营建的东都，在接下来的唐朝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唐帝国控制关东地区的重要堡垒；他发动的对高句丽的战争，在隋朝灭亡之后被唐太宗和唐高宗继承。不过隋炀帝推行这些政策的节奏太急，老百姓的负担太重，而且引起了统治阶级中的很多成员的不满。尤其是隋炀帝偏向南方文化的做法，导致北周——隋系的旧贵族和大臣离心离德，最终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将富强的大隋帝国葬送了。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决意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完全不顾王朝已经露出溃败之相——也许他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进而达到安内的目的。从历法上说，隋炀帝是上元甲子年（604）即位，从上台之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朝著名的术数家，同时也是隋炀帝重要政治顾问的太史令袁充依然极力为隋炀帝辩护，认为隋炀帝上符天命，其统治“永无所虑” 。在隋炀帝决议第三次讨伐高句丽后，大臣们没人敢提意见。固执的炀帝为自己持续发动战争辩护，并且建立道场，为战死的兵将追福。这一次进展较为顺利，隋军没有再跟沿途的高句丽军队纠缠，直扑平壤，下半年高句丽王就主动求降。隋军有将领要求直接攻破平壤，但是被隋炀帝拒绝，他希望高句丽王能主动到隋廷表示敬意。结果可想而知，高句丽王并未前来。当隋炀帝要发动第四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国内的局势已彻底溃败，他不得不放弃了恢复汉朝光辉事业的愿望，将重心转移到国内，然而国内的政治局势此时已急转直下，数年后隋朝灭亡。

抛开有关战争性质的各说各话，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实际上是从开皇十八年至总章元年（598—668），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王国长达七十年的战争的一部分。隋炀帝失败的原因，除了国内并不稳固的统一之外，从战略战术上看，当时的东北亚易守难攻——夏季有倾盆大雨，雨季一过严冬就降临，真正能作战的时间只有四月到七月雨季开始之前。而且当时的技术手段也限制了军事进攻的效率，高句丽沿着辽河河口的安市城（在今辽宁海城市东南营城子）往北连接坚固的城镇，只要坚持到严冬的降临，就会迫使隋朝大军撤退。实际上，一直到唐高宗时代，唐军在朝鲜半岛后方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之前，隋唐帝国的大军都在鸭绿江边望洋兴叹，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MUKB21UKzJNWRrihreN8Nb7AsRH5897WGsyNe9q4tJTZ9S8SGxPQYH1SVVnWtb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