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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贞观政要》这本书？
《贞观政要》是后来编著的一本政论性史书，共计 10 卷 40 篇，主要是讨论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得失。其主要思想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主义，强调广开言路，省刑慎罚，总体歌颂唐太宗的统治。但这本书并不以史实准确著称，而是重在阐发论述统治之道，以论为主。
其作者吴兢（670—749），在武则天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仕途顺利。开元十七年（729），吴兢给朝廷呈上其编撰的《贞观政要》，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未被著录，吴兢也遭到贬官。一直到元和二年（807），唐宪宗第一次提到了《贞观政要》——他积极向太宗学习，希望振兴唐朝。宪宗看到的《贞观政要》，似乎是吴兢的外孙蒋乂（747—821）进呈的。这时离唐太宗的时代已经过去将近两百年。
宗教文献《续高僧传》可信吗？
《续高僧传》又叫《唐高僧传》，30 卷，出自唐前期高僧道宣（596—667）之手。道宣是著名的佛教史家，著作丰富，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忆。其中《续高僧传》从萧梁初叶开始，记载到贞观十九年（645），共记载了一百四十四年的历史。但是在贞观十九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中，道宣不断增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
《续高僧传》对隋唐时期佛教界的描写，几乎是以当事人角度进行叙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道宣的记载较少受到政治影响，给我们留下了迥异于官方史书的珍贵叙述。比如对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描述，就跟《旧唐书》《新唐书》不同。在官方史书中，李承乾是个身有残疾、脑子混乱、道德有瑕疵、政治上虚伪、文化立场上亲突厥的形象，但是在佛教文献中，他却是一个文笔流畅、人情练达、积极干预佛教事务的政治人物。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佛教僧侣的身份也遮蔽了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佛教僧侣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属性，往往将政治运作置于信仰的舞台，用灵验、感通、仪式、咒术、宇宙观等包装，有别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研究者也往往将佛教僧侣的政治活动，跟传统的政治运作划分开，似乎两者并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域。另一方面，后世的史料再造也遮蔽了佛教僧侣在政治起伏中的形象和角色。比如义净，在武则天倒台之后，其在武则天政治宣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被抹去，以致宋代的赵明诚读到唐碑《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的碑侧内容，才发现武则天的“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尊号正是由义净所奠定的，不由得感叹：“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
若摒去其僧侣的身份，中古高僧本身也是重要的知识人。他们中间有的精通阴阳术数，有的精通诗词歌赋，有的擅长商业组织，有的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记录者。道宣、道世（？—683）等佛教高僧撰写了大量记录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历史事件的佛教史籍，比如《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内容丰富。这些历史书写有的时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理性主义的观念看，是属于荒诞不经的内容。但正是因为如此，此类文献反而有别于经过政治审查的官修史书，保存了大量的被传统政治史研究所忽略的信息。他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文学”的帽子是我们后来用现代学科追加上去的，只不过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再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本身知识背景和社会角色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不但是宗教教徒，还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佛教寺院构成了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佛教知识分子是知识精英的一部分。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思想世界和知识世界依然深受宗教意识的影响，物质文明和思想世界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宗教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尤其是政治宣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权力政治结构在佛教信仰世界的反映，产生了佛教寺院、特定学派、特定僧团与特定政治集团存在密切关联性的情况。寺院和僧团地位的升降，与政治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相关，组成了当时信仰与政治世界复杂图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