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承乾：英主阴影下的皇位继承人

李承乾是贞观朝政治脉络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要了解太宗时期所发生的很多重要历史事件，需要重新审视史书中所记载的李承乾。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继承政治，或者说是权力传承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历代的帝王们，也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大到国家权力，小到一个单位的持续发展，都不断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储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限；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角色，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结构中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储君自身不能太弱，否则会被认为缺乏继承大业的能力，也会引起竞争者的觊觎；亦不能太强，太强势必会引起君主的猜忌。

贞观朝的政治主线之一就是建储、废储之争。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为了争夺皇位彼此倾轧，最终于贞观十七年（643）演变成了李承乾的未遂政变。

李承乾的名字就可以证明他是唐太宗曾经认定的皇位继承人。《旧唐书》里说取名承乾是因为他出生在承乾殿，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古代当皇帝被称为“出震承乾”，《易传》中也说“帝出乎震”，震为东，为春，一年之始，一日之始，所以太子居住的地方叫东宫，也叫春宫。“承乾”就是承接天命当皇帝的意思。

李承乾在《旧唐书》中的形象，第一是跛足，暗示他没有君王之相；第二是两面人，“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 ；第三是道德有瑕疵，反复暗示他是同性恋，父子间的决裂也被归结为太宗杀了他喜欢的乐人称心。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理念中，要打倒对手，往往有三种办法：或强调业务能力有问题，“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或强调政治立场有问题；或强调道德有瑕疵。在官方史书对李承乾的描述中，这三种缺点都有。宋代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增加了更多关于李承乾亲近突厥文化，不适合做中华继承人的内容，这是宋代人将自己的心灵感受投射到唐朝去了。根据《新唐书》的描述，李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 ，还说：“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 突厥之制，领兵别部为“设”，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设牙帐，专制一方，领两万人。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贞观朝一位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李世民本人也是突厥化的，会说突厥话。李承乾沾染突厥文化与风俗，在唐朝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司马光那时的宋朝正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压力，华夷之辩提到了很高的层次，所以《新唐书》特别强调李承乾不适合做中华的继承人。

《旧唐书》太宗本纪的史臣曰部分，对李承乾的倒台做了官方的总结：“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 也就是说，李承乾走到覆灭的地步是自身的问题，并不能怪罪到太宗身上。李世民再英明，也改变不了他。这等于是撇清了李世民的政治责任，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李承乾身上。实际上，李承乾并非是教育失败的产物。他的所作所为一直都在向自己的父亲学习，可以说是唐太宗的翻版。

官方记载为了掩饰太宗杀子之恶，进行了巧妙地修饰，比如李承乾的死亡日期。《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七年（643）九月癸未，“徙庶人承乾于黔州” ，而将其死亡日期系为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辛丑。按照这个记载，李承乾在贞观十七年流放，并在流放地生活了一年多才去世；同书《恒山王承乾传》却将李承乾去世时间系在贞观十九年（645）。然而，现藏昭陵博物馆的《唐故恒山愍王墓志铭》却明明记载：“太宗文武圣皇帝长子，贞观十七年十月一日薨。” 也就是说，李承乾压根没有来得及到达流放地黔州，很可能在政变当年就暴毙于长安。这一点也可以从汉王李元昌的例子中得到侧面证明。李元昌是李承乾的重要支持者，根据其出土的墓志记载，他于贞观十七年四月六日被赐死于私第，也是在政变当年即被赐死的。

李承乾身边的支持者，比如魏徵、杜正伦、孔颖达、颜师古等，都是博学多才之士，皆一时之选。虽然官方史书可以通过他们向李承乾的谏言突出李承乾的不堪，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承乾曾在政治、学术、信仰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长安的普光寺在李承乾十余年的资助和干预之下，成长为长安的佛教中心，并延展出一张巨大的政治、信仰关系网络。唐代佛教繁荣，佛教文献很多，在那些高僧笔下，李承乾的形象跟官方认定的形象完全不同，是一个文笔优美、人情练达、深受大臣和高僧拥护的储君 。但是这一切到贞观十七年戛然而止。

贞观十七年（643）元月，太子李承乾最重要的支持者魏徵去世，面对咄咄逼人的魏王泰集团，李承乾危机重重，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决定以暴力取得政权。李承乾的拥护者众多，包括大将侯君集、汉王李元昌、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王珪之子王敬直、洋州刺史赵节、李靖之子李德謇、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等；其东宫僚佐更是人才济济，张玄素、陆德明、孔颖达、张士衡、于志宁、裴宣机、萧钧、令狐德棻、赵弘智、李纲、王仁表、崔知机皆天下之选。政变的核心成员是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根据《旧唐书》记载，他们计划“纵兵入西宫” 。杜荷几乎复制了自己父亲的角色，建议李承乾：“琅邪颜利仁善星数，言天有变，宜建大事，陛下当为太上皇。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 即让李承乾称病，如此李世民必来探望，届时伺机将其控制或者杀了。杜荷后来被李世民赐死，临刑时仍然意象轩骜，并无悔意。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迫使李渊下台，而李承乾政变的计划因为泄密而夭折。在这种背景下，李承乾作为一个失败者，被官方脸谱化，变成了一个平庸负面的历史人物。魏徵非常幸运，他死得及时，不然也会被卷入政变。很多政变的核心人物都是魏徵引荐给李承乾的，因此在李承乾倒台之后，李世民气愤难平，派人去砸了魏徵的墓碑。

贞观十七年（643）的这次政变，可以说是李世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如果以贞观十七年为界把李世民的统治时期分为两部分的话，我们会发现李世民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变化。针对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两人激烈的政治斗争，太宗“两弃之”，等于把两个最强势、最聪明能干的皇位继承人都给废除了，李治就捡了个大便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治被认为是比较弱的储君，这样李世民没有强烈的危机感。为了给继承人李治创造比较好的继承环境，李世民下令对高句丽用兵，希望能够在他有生之年把高句丽给攻灭。这个决定对唐朝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也波及了东北亚的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