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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统治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往往由不同政治、文化、地域背景的人组成。“关中出将，山东出相”这样的说法，可算是对唐太宗统治时期统治集团结构的一种肤浅表述。隋唐所谓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主要包括如今的河北、山东、河南中部和北部。
唐代是一个贵族制社会。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贵族制？理论有非常多，比如一种标准是社会流动机制停滞，阶层过于固化。在社会流动机制健康有效的社会，人们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制能够通过努力往上走。从北朝到唐朝，从分裂走向统一，原先的士族集团已经产生变化。最初的四个地域集团各自有推崇的东西：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到了唐代，随着北方征服南方，南方的士族遭到了沉重打击，江左士族和代北士族已经没落，虽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仍在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往往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或者依附于关陇集团或山东集团。比如褚遂良虽然也能以宰相身份参与政务，但基本上是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马首是瞻。所以进入唐朝后，文化和权力上的角逐和平衡主要在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展开。唐太宗甚至因为在公开的场合点评关陇和山东士族的不同，遭到大臣的批评，只好收回说出的话。
关陇集团基本由原先关中和西北的军事贵族构成。不过地域分布在唐朝前期的政策立场乃至政治斗争中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在长期战争中凝结的利益共同体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就发挥了重要影响。李世民对自己的秦王府旧僚就格外照顾，出身秦王府的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李世民将他解职后又不太忍心，给了点钱把他打发回家了。
太宗上台后，高祖旧臣边缘化，新贵崛起。高祖的宰相裴寂等逐渐被赶出决策层。近年来发现的裴寂墓志显示他是个佛教徒，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裴法师、裴律师、裴禅师。后来裴寂卷入了一场跟僧人有关的谋逆而被太宗削去官职。一直到贞观十三年（639），朝堂上最有权势的大臣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这两人出身截然不同。长孙无忌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人物；房玄龄则出身山东，也给唐太宗推荐了不少山东的官僚。其他出身山东的名臣还有魏徵。“房谋杜断”中的杜如晦出身西北望族，但因死得早，在太宗朝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留任的高祖大臣是代表萧梁传统的萧瑀，属于江左士族。太宗后来拔擢的褚遂良也是江左人士。可以说，太宗时期，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已经来自五湖四海。乃至他自己谈论地域的时候都遭到了批评
。
山东的精英人物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山东门阀士族；第二部分是所谓的“山东豪杰”。山东门阀以崔、卢、郑、李、王为首。他们根深蒂固，虽然经过历次政治风波乃至隋末战争，到了唐朝仍然屹立不倒。贞观朝的大臣房玄龄、魏徵、李勣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这些跟山东士族联姻的大臣基本上都出身山东，他们仍以能跟山东门阀士族联姻为荣。唐太宗的养子薛元超在高宗时期已经做到宰相，仍以不能娶五姓女为平生遗憾。他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可见当时门阀士族的影响力。
什么是“五姓女”？“五姓七家”这个概念最初在北朝时期形成。北魏孝文帝钦定的四姓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此外，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也是当时一等一的望族。至隋唐时，这五种姓氏、七个家族已成为当时最顶级的门阀家族。山东门阀世代为官，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早在五世纪就取得了优势地位。他们一直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遵守儒家礼节，族群内部通婚。这些让他们在几百年的战乱中卓尔不群，自视为中华正统文化的代表和继承人。
门阀士族见惯了改朝换代，所以对皇权保持着某种文化上的蔑视。但是到了唐太宗时期，整个情势发生了变化：这些门阀士族把唐朝皇室视为胡汉混血的异族和政治上的暴发户——这是李世民不能接受的。李唐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跻身统治集团核心的很多人并非出身原先的门阀士族，而门阀士族又缺乏在核心圈的代表人物。这种不平衡也最终会引发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重组，毕竟社会地位的重要保证是权力。
唐太宗让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结果他没有领会太宗的意图。贞观十二年（638），高士廉把修订的《氏族志》呈给太宗。在这本《氏族志》里，山东“四姓”之一的崔民幹为第一等，李唐皇室才排在第三等。唐太宗看后勃然大怒，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
，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遂驳回让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这部重新修订的《贞观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把皇族排到第一，外戚次之，崔民幹被降为第三等
。
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屡有“山东豪杰”之语。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认为，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为胡汉杂糅的集团，是北魏六镇营户的后裔。六镇营户有擅长骑射、组织坚固、融军事与政治经济为一的传统，因此他们的后裔就自然会具有善战斗、务农业、有组织的特点。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大略有三个系统：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领的河北豪杰；以翟让（高车族裔）、李密、李勣为首领的河南豪杰；以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徐圆朗、辅公祏、杜伏威等为代表的山东（今山东）豪杰。其中河南豪杰在唐初政治中最具重要地位，此系统以洛阳为其信仰中心
。在隋末内战中，大量所谓的“山东豪杰”支持了李唐的建立，但他们不是都支持李世民，也有的支持李建成，比如魏徵是帮李建成联络山东豪杰的关键人物，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特派魏徵去山东安抚。另外部分跟随李世民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以及历次对外作战的山东豪杰，也跻身统治核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勣。同为山东出身，魏徵支持太子李承乾，李勣支持晋王李治。因为魏徵是李承乾的老师，而李勣一直是李治的师傅。贞观年间如果真的存在党派斗争和山头的竞争的话，那应该不是发生在关陇、山东或者江左等地区性山头之间，而是围绕着建储、废储展开的继承人之争——和皇帝、太子、亲王们以私人关系凝结起来的政治联盟逐渐成为认同感最强的山头。
贞观十三年（639）以前，太子、魏王、晋王身边的人尚未进入权力的中心，斗争还不激烈。然而，贞观朝的政治主线在后半期就进入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到底由谁来继承皇位，牵动了后面一大批贵族大臣的利益。有的家族为了保持地位，两边下注，但有的时候造化弄人，最后两边都失败。比如杜如晦家族内部就是分裂的：杜如晦兄长杜楚客支持魏王李泰，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却支持太子李承乾。两个人都牵涉得很深，杜荷是李承乾的心腹。李承乾政变的智囊就是杜荷。杜楚客是魏王府的首席幕僚，他为了帮李泰争取大臣支持，甚至亲自带钱去收买人心。
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
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下令将“泰府僚属”为李泰亲近者，皆迁岭表；杜楚客因为杜如晦之兄而免死，废为庶人。
李泰也曾得到过太宗的宠爱和纵容：
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
《括地志》编完等于是大功一件，李泰在声誉上又更上一层，太宗还在贞观十四年（640）亲自去魏王宅探访。唐代除了太子住在东宫，其他的皇子长大成人后都住在皇宫之外。魏王李泰住在长安城的延康坊西南隅，那里本是隋朝大臣杨素的宅邸。李泰死后，宅子由政府出钱买回，建为西明寺，这是后话。《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读时令。甲寅，幸魏王泰宅。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已下。”
《新唐书·濮王泰传》记：“后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长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赐帛。”
可见当时李泰受宠的情形。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李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
。从空间上分析，李泰率领的扈从无疑是从距宫门不远的延康坊带出来的。当初唐太宗就是率领自己的秦王府诸将，在杀掉太子兄长后登基，魏王李泰及支持者无疑也怀抱着同样的梦想。
李承乾的支持者也对李泰多方阻击，希望打碎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野心。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下令李泰迁居武德殿——这是很高的荣誉，能在宫内居住的只有太子，其他亲王只能住在皇宫之外。魏徵，可以说是太子李承乾的头号支持者，此时上书加以阻拦，指出当年李元吉曾在此居住，暗示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会重演，太宗因此作罢。贞观十六年，褚遂良上了一道《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指出当年东宫财政收入一万一千贯文，而魏王李泰财政收入一万六千贯文，不合理
。唐太宗为了维持平衡，颁发了《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
，《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但实际上东宫费用有定制，此条诏书即允许太子李承乾用库物不再受到限制。
晋王李治亦获得不少重臣的支持，他的王府僚佐包括了当时的重要军事将领李勣，还有马周、李义府。李义府在高宗上台后受到重用，在很多文学性描述中以奸臣的面目出现；其实李义府能够在高宗时期崛起，正是因为他是晋王李治的王府旧臣。最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都倒向了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