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贞观之治：铸造盛世之道

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太宗对腐败惩治较为严厉）、与民休息，经济得到恢复，官员队伍并不冗余且比较有效率，治安也得到保障，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经过长时期战乱的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好的时代，为李唐帝国的对外拓展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故这段时间被称为“贞观之治”。

中央体制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 。因为太宗没当皇帝时曾担任尚书令，所以在他即位后不常设置此职位，一般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后来只有郭子仪等担任过尚书令。其他官员通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头衔也可参与决策，也是当然的宰相。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在实际的运作中，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 。太宗贞观年间，政事堂议事的模式已经成熟。政事堂本来在门下省，但是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权力较大的裴炎担任中书令，把政事堂挪到了中书省。政事堂最终朝着政府机构的方向演变，在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依据习惯，仍然被称作“政事堂”。按惯例，仆射为正宰相，制度上并未规定仆射必须加同三品衔才是宰相。中宗神龙初（705），豆卢钦望为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由于他跟相王（中宗的弟弟）有复杂的关联，竟然不敢参议政事。从此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就不再等同宰相了。政治事件对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这件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地方制度上，分为州、县两级，设刺史和县令为州、县长官。安史之乱前的刺史备受重视，政治地位较高。很多大臣乃至宰相外放，也不过担任重要州的刺史。而且太宗非常重视刺史是否称职，认为自己委任的都督、刺史是治乱的关键。李世民自己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 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将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朝之前，地方政治体制主要是封建和郡县两种模式，都是二级结构 。太宗即位后，希望国祚长久，对到底是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制，展开了一次大范围的讨论来征求意见。封建制的代表人物萧瑀认为应该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认为皇子在外作为中央政府的屏藩，可以维护中央的权威。虽然一开始这种意见就遭到了李百药、魏徵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太宗在贞观五年（631）还是出台了“世袭刺史”规划，派遣皇室子弟和功臣勋贵到地理位置关键的州去担任世袭刺史。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坚持实现了第一部分：将二十一个皇室子弟分封为世袭都督、刺史，主要掌管位于关东被征服地区的形胜之地，作为中央的屏障。但是太宗派遣十四位功臣勋贵担任世袭刺史的规划，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太宗放弃了这一制度。虽然太宗一直到去世都向往封建制，但最终没能够实际推行。这与唐代内重外轻之风相关。在唐代，能人志士，包括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人，也都以去长安登上政治舞台的核心作为自己的晋升之阶，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中心到地方上去。

唐太宗非常注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作用。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人才参加考试。这是科举制度的早期阶段，能够考中的人数并不多。

教育方面，太宗尊崇儒学，祭祀孔子，兴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算学和书学主要针对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学生卒业后担任的是技术性的职位，很难跻身高层。朝廷还设立弘文馆，其前身是太宗为秦王时的文学馆。太宗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又取三品以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为了解决教义多门的局面，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关于《五经正义》的学术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五经正义》引用了大量纬书的内容，它反映的是当时儒家的思想与知识水平——这点不为宋以后的儒家学者们认同或理解，甚至遭到清儒皮锡瑞等的激烈批评。儒家学说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于它是一个不断革新的思想体系。史学在此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都有重要的作品完成，包括《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北史》《南史》等。

在法律方面，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制定了《贞观律》 ，比如死罪的判决，太宗“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 。对于刑罚太重的情况，太宗也做了多次改革。原来的条文中有 50 条是规定违反者需处以绞刑，太宗和长孙无忌等商量，改为断右趾。后来太宗还是觉得太残忍，遂改为流放三千里。太宗对贪污的官员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处理，尽量避免吏治腐败。沧州刺史席辩贪污，太宗公开将其处决。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太宗却说：“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 太宗感念他的功劳，并不降罪，在宫殿之上当众又赐长孙顺德绢数十匹。此举遭到大理寺官员质疑，太宗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濮州刺史庞相寿是李世民秦王府的旧部，因为贪污被解职。他向太宗求情，太宗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 于是赐帛遣之。

贞观十年（636），太宗重组全国的军府，称“折冲府”，士兵被称为“府兵”。府兵制是一种寓兵于民的制度，类似今天的民兵组织。每个折冲府 800 到 1 200 人，10 人为一伙，50 人为一队，200 人一团。他们自备坐骑、武器、装备和口粮。但是甲胄和复杂的装备由折冲府的武库供给。府兵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在服役期间免除赋税和劳役。在唐前期，服役并不是强制征集的，因为免除赋税和劳役，反而是一种特权。全国一共大约 633 个折冲府，大部分都集中于京畿地区，关中就有 261 个，另外河东、洛阳附近也分布着大量军府。京师附近的折冲府分属于 12 卫，负责拱卫京师，这样就保证了中央的权威不受地方的挑战。整个唐前期，若要夺取政权，必须在首都取胜，没有一次地方的起兵能够挑战朝廷权威。直到安禄山叛变，以边防军的强大军力攻陷长安和洛阳。

但是府兵制无法支持长期驻防和远征，这时候就需要职业兵。随着唐朝对外战争的需要，规模庞大的国防军逐渐形成，由节度使统帅；而内地的府兵制越来越流于形式而失去战斗力。这也是后来安史之乱初期唐朝无法应对的重要原因 。

太宗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建设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建立之初，曾因为粮食缺乏而禁止酿酒。到了贞观四年（630）左右，局面明显好转；一直到高宗时期，唐朝的物价都能够保持较低的水平。太宗时期，长安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从河南运来，并不需要从南方调运。

唐太宗李世民是有自我期许的人，认为自己是济世安民的明君，时刻表现出对百姓的关爱。比如贞观三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李世民视察灾情，抓起蝗虫就要吃，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 近臣们劝阻他，说蝗虫不干净，吃了会得病，但李世民还是吃了，并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不但为唐朝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也为发动对突厥等部族的战争提供了保障，更被后世统治者视为典范，包括朱元璋、德川家康，都将唐太宗视为学习的榜样。 hwIFdEBbLpiRMmpsacrFQzA7hVOqLGGOPs5N39FUZWrM9WeobN5CGfAqK5vA5s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