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玄武门之变：惊心动魄的皇权传承

唐朝建立后不久，就遭遇了权力传承的问题。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同时挟持了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夺取了皇位。政变的主要斗争地点在太极宫的北门，也就是玄武门。中国古代有四神代表四个方位，北边是玄武，南边是朱雀，东边是青龙，西边是白虎。在唐初，皇帝主要住在太极宫。唐玄宗时期，皇帝主要居住在大明宫了。

唐帝国的开国史是李渊父子的英雄史，李建成等诸子都经过战争考验且独当一面，但是唐朝官方史书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说得一无是处。李建成小名“毗沙门”——隋唐时期很多人都有小名，而且多跟佛教有关——史料中说他“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 。李元吉更是糟糕，据《新唐书》记载，李元吉小名“三胡”——可能相貌带有胡人相，丑到母亲不愿意养——“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 。李元吉酷嗜射猎，荼毒百姓，“百姓怨毒”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建成、李元吉的品性与个人修养甚至长相都很糟糕，这种形象其实已经非常脸谱化了。

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则读不出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功业有太大的差别。李世民作为唐军的主帅，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主要竞争者，占领洛阳，功业卓著，这是不能否认的。李世民的确是一代英主，是天才型的人物，所作所为实不是常人所能度量。但是李建成也并非那么平庸不堪，要不然魏徵等人也不会辅佐他 。李建成作为太子，长期居中运作，《旧唐书》委婉地说：“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边防御突厥的入侵。

李世民击败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声望达到顶峰，这让李建成集团有些着急。刘黑闼再次反叛时，李建成的重要支持者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就劝他也带军征讨。之前李世民采用了严酷的军事镇压方针，在战术上是有效的，取得了一些军事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全局上未能奏效——刘黑闼的实力仍在，河北地区也未降服。武德五年到六年是李建成展示本领的时候，他带领魏徵等人征讨刘黑闼，采取边剿边抚的策略，最终将刘黑闼击败杀死，收复了河北地区。在征讨过程中，李建成听取魏徵的建议，广为结交山东豪杰，并且和河北尤其是幽州的地方势力结合在一起。李建成的这些做法跟李世民没有太多区别。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李建成绝非平庸之辈，至少很多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比如忠诚于他的魏徵、王珪等，后来都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大臣。

李元吉在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也有表现。在李渊大军向长安进军时，实际上是李元吉留镇太原，并且多次担任并州总管，负责看守李唐的山西大本营。在李世民率军征讨洛阳时，李元吉也在军中。李世民围点打援，就是让李元吉围困王世充，自己率军去奔袭窦建德。在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齐王李元吉也得到了封赏。他跟李建成关系好，但是官方史书暗示，李元吉绝不会臣服于李建成，他将来一定会在杀死秦王李世民后再图谋取代李建成。《旧唐书》中就记载“元吉狼戾，终亦不事其兄” ，史料中李元吉也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死人也无法辩解，到底他有没有像自己哥哥李世民那样的野心，就不得而知了。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着手搭建了一套自己的干部队伍、智囊班子、武装力量和外围人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他们是一种合伙关系。武德年间，他们开始在长安构筑为自己掌控的机构和组织，比如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太子的东宫；齐王的齐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他们的命令跟高祖的命令混杂在一起，都具有权威，“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连政府机构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以至于谁的命令先到，就按谁说的办。

在地方上，他们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基本上都听命于他，其所选拔的洛阳官吏如屈突通、温大雅、张亮、淮阳王李道玄等，后来证明都是李世民的家臣。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中心，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官吏流动，小说《说唐》里被李建成害死的罗艺，历史上从头到尾都忠于李建成。罗艺原是幽州的军政长官，李建成一方面团结罗艺，另外一方面把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安插幽州地区，比如以自己的亲信庐江王李瑗守幽州，而将另一名亲信、原幽州守将燕王罗艺调入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薛万彻调入东宫任副护军。甚至暗中命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罗艺处调来三百名幽州精锐骑兵，将他们安置在东宫东面的官署里。玄武门之变后，幽州和燕王罗艺很快便反，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李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者，正是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地方长官。

整个武德年间，唐朝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国家化，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忠诚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主力是秦王府勇士八百人；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 ，还有前面提到的，在东宫安置的三百精锐骑兵——离李渊居住的太极宫只有一墙之隔，这已经超过唐高祖李渊能容忍的底线了。但他也只是责备了李建成，并把主持这件事的可达志赶出京城，流放到地方。

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离开长安，去仁智宫避暑，李建成负责留守，李世民跟着父亲一起出行。这时候发生了件诡异的事情，李建成的亲信、庆州总管杨文干募集骁勇之士送到长安，充实李建成的武装力量。有人跑到仁智宫告发，说杨文干要起兵造反。李渊手诏把李建成召到行在（即皇帝巡行所到之地），将其控制。杨文干只好举兵，高祖派李世民去平乱，并且可能口头给他许了诺言，等事情平定后立秦王为太子。但整个事情并不简单，李建成造反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也奋力为自己辩解，获得了李渊的原谅。李渊最后只是责怪兄弟不能相容，把李建成的核心拥护者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赶出京城，流放到地方，同时流放的还有天策兵曹参军杜淹等。从最后的处理意见是兄弟不能相容来看，李世民很可能在事件中扮演了陷害李建成的角色，但这次没有得手。

李建成惹的事，为什么流放天策府的官员？天策府的长官不是秦王李世民吗？其实杜淹虽然是李世民的属下，但是他很可能是为李建成服务的。史料记载，“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建成和李世民就已多次交锋，相互挖对方的墙角，在对方阵营安插自己的人马。李建成和李元吉曾试图收买李世民的核心成员尉迟敬德、段志玄，但没有成功；而李世民收买李建成的部下常何却成功了 。又比如齐王李元吉的属下典签裴宣俨被免职后，就投靠了秦王李世民。李元吉担心他泄露自己的秘密，就毒死了裴宣俨。他们双方在对方阵营安插了多少人，或者有多少人在两边下注投机，随着玄武门政变当事人死去，再也无法确知了。

后宫也是双方势力角逐的赛场。在官方史书中，一般会反复渲染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的后宫妃嫔有所勾结，甚至说他们和高祖的妃嫔张婕妤、尹德妃淫乱，而“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 ——李世民却独善其身，拒绝巴结这些人。但是史料也记载，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频繁往返于后宫，周旋于高祖妃嫔之间，努力争取亲近李世民的势力。

此外，官方史书还强调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次谋害李世民。这些谋杀包括李建成让李世民骑他的一匹烈马，试图摔死李世民；还有一次李建成邀李世民晚上一起喝酒，并在酒里下毒，但是居然没有毒死李世民。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初，李世民住在太极宫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李渊很可能为了防止事变，为李世民在太极宫北边修建了住宅——李世民不再居于皇宫之内。这也是为什么政变时，李世民是率领武装力量进入玄武门的，因为他就住在玄武门北边。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实际上是处于下风，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这也是他不得不冒险一击的原因 。李建成并无大过——很多是后来李世民编造的——而且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也在地方和中央深耕广播，势力雄厚。就双方在长安的力量而言，东宫兵和齐王府兵的军力远远超过秦王府的兵力。

在两大集团斗争的过程中，李渊始终摇摆不定：一方面这两大集团都根深蒂固，无法轻易清除；另一方面他似乎又乐见两者之间的敌对，保持平衡，进而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他始终在打压强势的、出头的那一方。高祖始终摆不平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关系，于是想让李世民回关东，去洛阳，模仿汉朝的梁孝王。但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李世民长期经营洛阳，恐为后患，于是跟高祖说李世民的坏话：“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 于是高祖又反悔了。这时候亲近李渊的大臣已经开始分化，有的则首鼠两端，比如宰相封德彝劝李世民抢先动手夺取皇位，又跟高祖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

武德九年，出现了一个契机——突厥入侵。李建成推荐李元吉率军出征，把秦王府的重要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一并调走并计划在送行的时候逮捕李世民。不知道史书的记载是不是准确，这时候一个知情的人，率更丞王晊——大概本来就是秦王线上的人——跑去给李世民告密。

李世民马上让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商议。但是他们之前已经被高祖赶出秦王府，遂回复：“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 李世民大怒，让尉迟敬德带着自己的佩刀去找房杜二人，说如果他们背叛我就杀了他们。最后，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说服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打扮成道士，和长孙无忌一起潜入秦王府，尉迟敬德另取一道返回。李世民集团经过密谋之后，决定发动政变。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天象。六月丁巳（一日），太白经天；两天后，己未（三日），再次太白经天。在当时天人感应的思想氛围下，人世间的军国起伏，都跟天上的天象相配合。太史令傅奕密奏高祖：“太白昼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这个天象一方面给了秦王集团信心，另一方面也让李世民没有了转圜的余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己未日当天，李渊把“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告诉李世民，李世民立刻就奏报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第二天，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政变是需要军事力量支持的。李世民首先试探了当时朝廷重要将领的态度：他问了李靖，李靖不愿意掺和到政变中；又问李勣，李勣也不参加。所以在李世民的政变过程中，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保持观望，没有干预也没有制止。李世民政变的核心力量，是秦王府长期豢养的八百死士，和长孙王妃的舅舅高士廉临时拼凑起来的囚徒兵。李世民在大业九年（613）就娶了实力显赫的长孙家族的女儿为妻，岳父是隋朝大将长孙晟，大舅子就是后来高宗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高祖时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官位也不高，但是在太宗即位后，立即被擢升为宰相，并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他之所以被拔擢，不是因为他在内战中为李唐的建立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他不是高祖的功臣，而是太宗的功臣。长孙氏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孙氏亲自鼓舞秦王府兵的士气，而长孙无忌不只出谋划策，更亲临现场。长孙无忌和长孙氏从小被舅舅高士廉抚养长大。高士廉出身渤海大族，渤海高氏从北魏到隋屡出高官，属于世家大族。高士廉也因此全力支持自己外甥女婿李世民的政变。在玄武门政变时，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在政变当天，他释放囚徒，发以兵器，伏于芳林门。芳林门（在玄武门之西）进可攻击玄武门之敌，退可守秦王府，再次可自此门退往洛阳，是李世民政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目标必然有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另外两个继承人。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李世民能否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消灭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高祖仍有其他儿子，怪罪下来，李世民便是乱臣贼子；如果只控制了高祖，那么李建成、李元吉便可以名正言顺诛杀李世民。这种政变模式在唐朝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反复上演 。如果只完成一半任务，结局往往是功亏一篑。

六月四日，庚申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同行者包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贞观朝的新贵。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提前收买了当天在玄武门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其墓志铭中记载：“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正因为当天是常何值班，所以李建成并未怀疑有什么问题——他尚未察觉常何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 。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由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势力的狙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杀死了齐王。闻讯赶到的东宫、齐王府兵让秦王府的势力感到巨大的压力，“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 ，其“兵锋甚盛”，击溃了屯守在玄武门外的屯营兵，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秦王府的兵将只好紧闭玄武门。这一天可能是李世民一生当中最紧张的一天，在政变之前，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政变失败，就率领众人逃出长安，退守自己的大本营洛阳。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前往洛阳安置，并派遣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带领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去，暗中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李建成的手下、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听到太子已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 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两千精兵赶到玄武门，却无法进入。秦王府将领张公谨力气很大，在玄武门闭关死守，与薛万彻等人力战良久。薛万彻擂鼓呐喊要攻秦王府，秦王府众人一片惊慌；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领们看，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 。控制局势的李世民派遣原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停止在长安城内各处的乱战。见大势已定，冯立在杀掉敬君弘后，跟部下说：“亦足以少报太子矣！” 就解散了军队，逃遁山野。薛万彻与数十骑兵逃入终南山。后来李世民屡次派人去安抚、传达圣意，他才肯出来。李世民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 ，释放了他们。

中央的动荡也波及地方，亲近李建成的势力纷纷造反，燕王罗艺、庐江王李瑗先后举兵谋反，皆被镇压。跟随李建成、李元吉的人马迅速把李世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

李建成死时年三十八，李元吉死时年二十四。李世民也没有放过他们的后代，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余个儿子全部诛杀，但是对他们的女眷还是给予了照顾。根据出土的墓志材料，李建成的太子妃郑氏活到了上元三年（676）——在玄武门之变后又活了四十年。李建成的二女儿李婉顺嫁给了高宗时的大臣刘应道，两人非常相爱，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在刘应道的笔下，自己夫人在外边“终日如愚”，在闺房之内却是风华绝代，对历代兴亡了若指掌。用他自己的话说：“实有大丈夫之致，岂儿妇人之流欤？” 其中心酸跃然纸上。李元吉的王妃杨氏出身隋杨家族，在李元吉死后，她成了李世民的情妇。说是情妇，是因为李世民从未给她名分，她的头衔始终是李元吉的王妃。后来杨氏为李世民生了一个儿子，即曹王李明，结果李世民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已经死了的李元吉继承香火。李建成的重要支持者庐江王李瑗被杀死后，也有一个姬妾被李世民占有，他还向大臣王珪炫耀过此事。

不管如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政变将李世民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通过竞争乃至宫廷革命夺取皇位的做法，给太宗的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太宗到肃宗这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皇位几乎没有在和平之中传承过，几乎每一次的皇位继承，都伴随着竞争、阴谋和屠杀。在这种模式下，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和平继承皇位，如隐太子建成、恒山王承乾、燕王忠、孝敬皇帝弘、懿德太子重润、节愍太子重俊等，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真正继承皇位的“赢家”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

唐代前期的贵族制社会也给这种宫廷革命创造了条件。贵族大臣们通过政治投机，保持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重要表象。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的模式，是贵族子弟参与皇位竞争者的幕府。隋代和唐朝前期，皇室子弟封王开府有一套庞大的幕僚班子，而且亲王在经济上的实力也很强，这奠定了他们争夺皇位的基础。何况李世民在唐朝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名望，也从隋末群雄的各个阵营收编了大批的文人武将，这些人也攀龙附凤，希望自己的府主能够登上皇位。种种条件造成了李世民以武力夺取政权，并且奠定了一种通过宫廷革命完成权力传承的模式，对此后一百多年都有深远的影响。传统皇位传承以嫡长子继承为常态，非嫡长子继承为特例，而唐朝前期近一百年的皇位继承，非但不是嫡长子继承（继承皇位的没有一个嫡长子），等到武周代唐以后，连武、韦等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都能作为皇位继承人选。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大臣贵族各拥彼此，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地方，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宫廷革命为夺权手段，以实力左右皇位传承。直到贵族政治渐渐衰微，玄宗对东宫王府机构大力改革，皇位继承的模式才发生了变化——从宫廷革命转换为宦官拥立。

不过太宗通过自己的例子为以后的皇子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们没有人指摘太宗得天下的手段毒辣，全都景仰太宗是夺嫡成功最好的榜样，是对内对外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夺嫡不只是可通之路，更是成功的必要手段，都希望成为太宗第二。因此晚年的太宗也将面对同样的局面。

唐高祖李渊跟年轻时候的李世民，关系融洽，父子情深。我们在一些石刻史料里也看到一些端倪。小孩时代的李世民得了病，他的爸爸李渊去向佛祖祈求他能康复，那种父子的情深，还是跃然纸上的。但是权力也可以让人变态，感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高祖在玄武门政变之后就退隐成为太上皇，除了偶尔参加宫廷礼仪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贞观六年（632），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指责太宗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而此时年迈的高祖已经被迁到狭窄的大安宫居住，条件似乎不是很好。马周还指责太宗在炎热的夏天自己去避暑，却不带上高祖。最终，高祖于贞观九年（635）去世。很有意思的是，太宗为父亲修建的陵墓明显小于他为自己和妻子长孙皇后修建的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