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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生活就像一根绳子。要不停地编织，直到分辨不出线和手指。
每天清晨，伊尼亚里梅平原都会升起七个太阳。那时，苍穹更为广阔，能容纳所有活着的或死去的星星。我的母亲赤身裸体，仿佛已经睡熟，手里拿着一个筛子出门。她要去挑选最好的太阳。母亲用筛子装着剩下的六个太阳，带回村子，埋在我家屋后的白蚁巢旁边。那是我们埋葬星星的墓地。有一天，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去挖出星星。因为这份财富，我们并不贫穷。这话是我的母亲希卡齐·玛夸夸说的。在我的母语里，可以称她为妈妹。
如果有人来拜访我们，会发现这份相信另有原因。我们在白蚁巢里埋葬新生婴儿的胎盘。蚁丘上长着一棵桃花心木
。我们在树干上绑上白布，和我们的逝者交谈。
然而，白蚁巢和坟墓不一样，它是雨的守护者，里面居住着我们的永生。
一天清晨，母亲筛过太阳后，一只靴子踩上了太阳，她挑中的那个太阳。那是一只军靴，和葡萄牙人的一样。不过这回，穿军靴的是皇帝恩昆昆哈内派来的恩古尼士兵。
皇帝们渴望土地，他们的士兵是吞噬国家的大口。那只靴子踩碎太阳，将其化成千万块碎片。天变黑了，往后的日子也是如此。七个太阳死在了士兵的靴子下。我们的土地遭受着蚕食。没有星星喂养梦想，我们学会了贫穷。我们也失去了永恒，渐渐了解到，永恒只是 生活 的另一个名字。
我叫伊玛尼。他们给我的甚至都不是一个名字。在我的母语里，“伊玛尼”的意思是“是谁”。你敲敲门，门里面的人会问：
“伊玛尼？”
这个问句就是我得到的身份。仿佛我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影子，永远在等一个答案。
在我的家乡恩科科拉尼，据说新生儿的名字取自出生前听到的一声低语。母亲的肚子里不仅织造了另一个身体，还编织出一个心灵，即一个莫亚。在黑漆漆的子宫里，莫亚由逝者的声音交织成形。其中一位先祖会请求新生命继承他的名字。就我而言，祖母悄悄告诉我，我的名字是拉耶卢阿内。
依照传统，我们的父亲去卜了一卦。他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正确理解这位先祖真正的意愿。他没料到的是，占卜师没有肯定这个名字的正当性。父亲只得去问了第二位占卜师，他拒绝了一英镑的收费，好心地向父亲保证一切正常。然而，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我一直哭个不停，家里人得出结论，我的名字起错了。他们找到我们家族的占卜师罗西舅妈。舅妈用魔骨占卜后，肯定地说：“这个孩子呀，不是名字起错了，是她的命途呀，得修正一下。”
父亲放弃了给我起名，让母亲接手。她给我起了个名，叫“灰烬”。没人明白为什么起这名字，实际上，也没叫上多久。我的姐姐们都死了，被大洪水冲走了。之后，我开始被喊作“活着的女儿”。这么叫我，仿佛劫后余生是我唯一与众不同的特质。父母亲会叫我的兄弟们去看看“活着的女儿”上哪儿去了。这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不想说明其他女儿已经死去的一种方式。
后来的故事更令人费解。某天，我的老父亲想了想，终于忍不住插手。我有了个不算名字的名字：伊玛尼。世界的秩序终于得以重建。命名是权力的行使，是对他人的领地最初和最明确的占有。我的父亲强烈反对别人的帝权，自己却化身为一个小皇帝。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解释了这么久。因为我生来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人。我是一个种族，一个部落，一个性别，是一切阻碍我成为我自己的事物。我是黑人，我来自乔皮族，一个莫桑比克沿海的小部落。我的族人敢于与恩古尼人的入侵作斗争。那些战士来自南方，驻扎下来的样子仿佛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在恩科科拉尼，人们说，世界如此广阔，没有人是它的主人。
然而，我们的土地被两个可能的所有者争夺：恩古尼人和葡萄牙人。因此，双方结怨已深，陷入交战：因为他们的意图一模一样啊。恩古尼军队人多势众。他们的魂灵更加强大，在两边的世界发号施令。我们的土地从中间劈开，一边是恩古尼首领恩昆昆哈内统领的加扎国；另一边是王室属地，那里的统治者是一个非洲人未曾谋面的君主：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邻近我们的其他部落适应了从南方而来的黑人侵略者的语言和习俗。我们乔皮人是为数不多的聚居在王室领地的部落。在与加扎国的冲突中，我们和葡萄牙人结成联盟。我们人少，靠自尊和科科洛护卫着村庄，科科洛是我们在村庄四周立起的木墙。因为这些围墙，村子变得很小，甚至连石头都有名字。在恩科科拉尼，所有人都喝同一口井里打的水，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整个村庄。
一次又一次，母亲的尖叫声把我们惊醒。她在睡梦中尖叫，以梦游的步伐在家中徘徊。那些梦魇的夜晚，母亲带领全家踏上无尽的旅程，穿过沼泽、溪流和幻境，回到我们出生的那个海滨老村。
恩科科拉尼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地方，就和不在那里的人谈话；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就听听他们的梦。而那就是母亲唯一的梦：回到我们曾经幸福安详的地方。这思念是无限的。话说，哪一种思念不是无限的呢？
我的幻想完全不同，我既不尖叫，也不梦游。但是没有一个夜晚我不梦到自己做了母亲。今天，我又梦见我怀孕了。我隆起的肚子堪比圆月。这次的情况却与分娩相反，是我的孩子把我从身体里赶走了。或许胎儿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与母亲分离，从这具模糊却一致的身体中撕裂出去。我梦里的孩子没有脸和名字，在剧烈而痛苦的抽搐中脱离我的身体。我醒来时浑身是汗，背部和腿部疼痛难忍。
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梦。是祖先的到访。他们留下口信，警告我，我已经十五岁了，现在做母亲已经晚了。在恩科科拉尼，我这个年纪的女孩都已经怀孕了。只有我，似乎受到命运的审判，注定干涸。终究，我不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也是一个没有人的名字。一个拆开的包裹，像我的子宫一样空空如也。
在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出生，就不会关窗户。其他村里的人家则相反：哪怕是最热的时候，母亲都要用厚布把孩子包得严严实实，围在房间的阴暗处。我们家则不然：在新生儿第一次沐浴前，门窗都是大开的。这样粗蛮的暴露，实际上是在保护孩子：新生儿要沉浸在阳光、声音、黑暗里。自 时间 诞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只有 生命 才能帮我们抵御生活。
1895年1月的那个早晨，打开的窗户让人以为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我再次梦见自己是一位母亲，整个房子里弥漫着新生儿的气息。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扫帚断断续续扫地的声音。醒来的不仅仅是我，那细碎的声音吵醒了整个房子。那是母亲在打扫院子。我走到门口，看着她，优雅纤瘦，弓着身子，摇摇摆摆，仿佛在跳舞，然后化成了尘土。
葡萄牙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热衷于打扫房子周围。在他们看来，打扫房子内部就够了。他们从没想过清扫院子里散落的沙土。欧洲人不明白：对我们来说，外面也算是里面。家不是房子。家是死者庇佑的地方，这些住客不区分门和墙壁。因此，我们要打扫院子。我的父亲从来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觉得这太过牵强。
“扫地的原因比这实际：我们想知道晚上有谁进出此地。”
那天早上我们唯一发现的是一只辛巴的脚印，这种“大猫”叫斑貘，总在夜深人静时摸进鸡舍。母亲去数了数，一只母鸡也没少。“大猫”的失败加深了我们的失败：要是我们看到的话，一定会抓住它。斑貘斑斓的皮是威望的象征，很受欢迎。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来讨好大首领了。尤其是敌军的长官，因为装饰过多，都失去了人形。制服的作用也在于此：让士兵远离人性。
扫帚利落地抹去了夜晚的放肆。“大猫”的印记几秒内消失了。扫完地后，母亲顺着小路离开，去河里取水。我看着她穿着鲜艳的布衣，优雅而挺拔，渐渐消失在树林里。村里女人中，唯独我和母亲不穿西万尤拉，一种树皮做的衣服。在葡萄牙军人杂货店买的衣服遮住了我们的身体，却让我们暴露在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觊觎之下。
到了河边，母亲拍拍手，希望得到靠近的许可。河流是魂灵的居所。她在岸边俯身，小心查看是否有鳄鱼潜伏。村里人都相信这些大蜥蜴有“主人”，它们只听主人的命令。希卡齐·玛夸夸将水罐口对着河口方向，顺着水流取水。当她准备回家时，一位渔夫给了她一条肥美的鱼。她用布把鱼包住，系在腰间。
眼看快要到家，意外发生了。一队恩古尼士兵从茂密的树丛中冲了出来。希卡齐退后几步，想着自己刚从鳄鱼那儿逃脱，却撞上更凶残的野兽。1889年战争以后，恩昆昆哈内的军队不再游荡在我们的土地上。六年间，我们享受着和平，以为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和平只是苦难土地上的一抹幻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士兵包围了我们的母亲，很快发现当他们说祖鲁语时，母亲能听懂。希卡齐·玛夸夸出生在南部，她的母语和侵略者的语言很接近。她曾经是布因热拉人，这是一群走在前面，清除杂草上露珠的人。这是侵略者给那些在草原上为他们开路的人取的名字。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是这样混杂的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几年后，这伙强盗盛气凌人地回来了。他们再次激起了旧日的恐惧，围住我的母亲，像少年一样仅仅因为人多而莫名兴奋。希卡齐挺直了腰杆，坚定而优雅地举着头顶的水罐。她以这样的方式在陌生的侵略者面前显示自己的尊严。士兵们感觉受到羞辱，想要羞辱她的意愿也更为强烈。他们立即打翻水罐，尖叫着庆祝水罐摔到地上。看着溅出的水浸湿了女人瘦弱的身体，他们大笑起来，接着毫不费力地撕破了她已经破损湿透的衣服。
“不要欺负我。”她哀求道，“我怀孕了。”
“怀孕？这么大年纪？”
他们盯着布料底下的小小突起——那里面藏着渔夫送的鱼。他们再一次一脸的不可置信：
“怀孕？你？几个月了？”
“我怀孕二十年了。”
她想告诉他们，她的孩子从未离开她的身体。五个孩子全都在她子宫里。但是她忍住了。她小心翼翼地在衣物下摸索包好的鱼。士兵们盯着看她在裹裙下面摸索，游走在身体隐秘之处。没有人注意到，她用左手抓住突出的鱼背鳍，割破右手的手腕。鲜血淌下，她半开双腿，仿佛在分娩。她把鱼从布料下拿出，仿佛鱼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她用鲜血淋漓的双臂举起鱼，大喊：
“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生下来了！”
恩古尼士兵们惊恐地后退。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诺伊，是巫女。没有什么比她生下来的东西更不祥。对恩古尼人来说，鱼是一种禁忌的动物。现在，和这不祥之物一起出现的，是更为不洁的女人的血。女人的血可以污染全世界。这股浓稠暗浊的油顺着她的双腿往下流，染黑了周围的土地。
事情的发展让一众敌人局促不安。据说很多士兵逃跑，因为他们畏惧生鱼的巫女。
大约正午时分，我的母亲希卡齐·玛夸夸回到家，衣裳破烂，心力交瘁。她站在门口平静地讲述发生的一切，没有一滴眼泪。鲜血从她的手腕滴落，一滴一滴地拼凑出整个故事。我和父亲听着，不知该做何反应。终于，她在洗手的时候，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呢喃：
“必须做点什么。”
我的父亲卡蒂尼·恩桑贝皱了皱眉，反驳说：沉默和闭嘴才是最好的回应。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民族，最好保持低调。乔皮人已经失去了属于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土地。要不了多久，入侵者就会踏上我们埋藏胎盘和星星的墓地。
母亲固执地反驳：“鼹鼠才活在黑暗里。”
父亲摇摇头，轻声回答：
“我喜欢黑暗。在黑暗中，你不会注意到世界的缺陷。我做梦都想变成鼹鼠。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只能感谢上帝把我们变成瞎子。”
母亲发火了，一边大声叹气，一边凑近火堆，搅动乌苏阿
。她用指尖蘸了一下，假装测试锅里的温度。
“有一天，我会和鼹鼠一样，全身盖着土。”父亲咕哝着，提前感叹自己的宿命。
“所有人都会的。”母亲说。
“过几天我就去矿上。我要和我父亲一样，离开这儿去南非过活。我要离开。”
这不是一个预告，而是一种威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撮烟草和一张旧卷烟纸，开始慢悠悠地卷烟，细致得像名外科大夫。村子里没有一个黑人能像他这样吹嘘自己的卷烟技术。只有他。他以国王的姿态靠近火堆，抽出一根木炭，点燃卷烟。他挺直腰杆，扬起下巴，对着妻子漠然的脸吐出一口烟。
“你呀，我亲爱的希卡齐，你明知侮辱鼹鼠就是在冒犯我死去的父亲。”
母亲哼起一首古老的歌谣，一支传统的恩戈多曲。这是女人的哀歌，抱怨自己生来守寡。父亲恼羞成怒，气愤地离开了。
“我现在就走！”他大声说。
他想表明他也受伤了，妻子不是唯一流血的人。他走出自己的影子，去到巨大的白蚁巢边上，在那儿，他相信他的不在会让他变得更加显眼。
我们一开始还见他在家附近转悠，后来渐渐走远，往山谷去了。他手里的烟闪着微弱的火光，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萤火虫，慢慢隐没在黑暗里。
我和母亲坐着，沉浸在只有女人才能编织出的沉默中。她干瘦的手指拨弄着沙土，似乎在确认与大地的亲密关系。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泥土的口音，问我：
“你从葡萄牙人那里带酒回来了？”
“还剩下几瓶。你怕父亲打你吗？”
“你也知道，他喝完酒就打人。”
父亲如何调和体内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一直是无解之谜。清醒时，他像天使一样温和。一旦喝醉，他就变成最恶毒的人。
“不敢相信父亲从不怀疑你撒谎。”
“我撒谎了吗？”
“当然了。他打你的时候，你都疼哭了。难道这不是骗人？”
“这个病是秘密，你父亲不会怀疑的。他打我的时候，以为我的眼泪是真的。”
希卡齐·玛夸夸感觉不到疼痛，这是天生的病症。她的手上、胳膊上时常有烧伤，令她丈夫感到奇怪。不过，他以为妻子不疼是因为从弟媳罗西那儿求来了护身符。只有我知道那是天生的缺陷。
“母亲，那另一种痛苦呢？”
“哪种？”
“心痛。”
她笑了，耸了耸肩。哪有什么心？她的两个女儿都死了，两个儿子也都离开了家，她还能有什么心？
“你母亲也挨打吗？”
“祖母、曾祖母、曾曾祖母，从女人是女人以来就一直如此。你也要准备好挨打。”
女儿不该反驳长辈认定的事情。我学着她的样子，在手心里捧起一把沙子，任其如瀑布般撒下。依照我们的习俗，红沙是孕妇的食物。我的人生浪费的红沙从我的指缝中滑落。希卡齐·玛夸夸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知道你的祖母是怎么死的吗？”没等我回答，她接着说，“被雷劈死的。她是被雷劈死的。”
“你为什么现在想起这回事来？”
“因为我也想这么死去。”
这是她想要的结局：没有尸体，没有重量，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埋葬。仿佛没有痛苦的死亡会抹去生命中所有的苦痛。
只要下起暴风雨，母亲就会跑出去，站在田野里，举起双臂，模仿一棵干枯的树。她等待着致命的闪电。灰烬、尘土、烟尘，她梦想着成为这一切。这是她期望的命运：成为一团混沌的尘埃，轻盈到可以让风带她周游世界。祖母的愿望是我上一个名字的由来。母亲想叫我记住这点。
“我喜欢灰烬。”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叫我想起天使。”
“我给你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保护你。如果你是灰烬，没有什么能让你疼痛。”
男人可以打我。却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这就是那个名字的用意。
她用手耙地：四条沙河在她的手指间翻滚。我默默不语，她手中落下的灰尘将我埋葬。
“现在去找你父亲吧。他是在嫉妒我们。”
“嫉妒？”
“嫉妒我，因为我没有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他身上。嫉妒你，因为你接受了神父的教育。你属于一个他永远无法进入的世界。”
她解释说，男人就是这样：他们害怕女人开口说话，更害怕女人沉默。我的理解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好男人。他只是害怕自己没有其他男人那样的权威。
“你父亲出去的时候很生气。女儿，你得知道，妻子能对丈夫说出的最糟糕的话就是让他必须做些什么。”
“我去找他。”
“别忘了酒。”
“别担心，母亲。我已经把酒藏起来了。”
“不，女儿。带一瓶酒去给他喝！”
“你不怕他之后打你吗？”
“这头老倔驴可不能在林子里睡觉。不管他醒着还是醉着，都把带他回来。其他的事再说。”
母亲再次陷入悲伤，像回到圈栏里的家畜。我正要上路，她又说：
“求求他让我们去马科马尼生活吧。求他带我们回海边。他听你的话，求求他，伊玛尼，看在上帝的分上！”
洛伦索·马贵斯
，1894年11月21日
尊敬的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
卑职热尔马诺·德·梅洛中士，奉命指挥恩科科拉尼哨所，在与敌国加扎交界之处，代表葡萄牙的利益。这是我第一次向您报告。为免叨扰，我将集中报告您应当了解的事项。
我在兰丁叛军袭击的前夕抵达洛伦索·马贵斯。城市在清晨遭到袭击：子弹呼啸而过，城里的黑人、印度人、白人骚动不安。我在市中心一个意大利女人开的旅馆落脚。旅馆的客人敲着我的房门，声泪俱下地恳求我在旅馆门口保护他们。他们头天晚上看见我穿着制服、带着枪入住。我就是从天而降来保护他们的天使。
旅馆的老板是一位叫作比安卡的意大利女士。她控制住了局面，将受惊的住客引到阁楼，锁上了门。随后，她邀请我陪她到露台上，在那里可以看见大半个城市。城里硝烟四起，靠近河口的地方有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发现这场土人入侵几乎未遇反抗。
很快，唯一的抵抗据点就剩下洛伦索·马贵斯要塞。劫掠者在街上横行无忌，他们是兰丁人，而不是人们一直宣称的瓦图阿人。在击溃城里所有防线后，开始洗劫商店和小摊，但是没有杀更多的人，因为如果这样，大家就不会赞同他们了。我们待在旅馆里，逃过了黑人的洗劫，他们以为所有葡萄牙人都逃到了要塞。
我们在露台上眼看着末日的到来，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两个葡萄牙人，一个着军装，一个着便装，穿过重重浓烟策马而来。我更好奇穿便装的那个人，他只有一只胳膊，只能靠腿部力量支撑在马上。他剩下的一只手不仅要抓着缰绳，还要时不时地射上一枪。旅馆老板娘认出他是席尔瓦·马内塔，一个逃兵，跑到德兰士瓦，在那儿装填炸药的时候出过一次事故。他回到了莫桑比克，因其英勇行为，逃兵罪得以赦免。
跟在席尔瓦身后的军人骑着一匹白马，有节奏地跑着。两个人拉开了距离，一群挥舞着矛和盾的黑人围住这位英勇的军人。军人陷入了绝望，他连发几弹，直到子弹用尽。骑士眼见包围圈越来越小，猜到了会有什么结局等着他，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白马被枪声吓着了，猛然加速，飞奔而去。向前跑了一会儿后，马儿放慢了步伐，这样，尽管骑士的头都要掉下来了，却仍能稳坐在马鞍上，而鲜血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就这样，马儿缓缓徐行，直到消失在迷雾之中。我想，这场死亡行军会一直继续，离开城市，迷失在非洲腹地，直到自杀者的尸体只剩一架枯骨，在孤独的马背上摇摇欲坠。
炮声将我从悲惨的胡思乱想中惊醒。我们停靠在圣灵湾的船只正在轰炸城市。那是我们最后的防守。感谢上帝，我们成功了。黑人士兵撤退，身后留下一地废墟和混乱。
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了从敌人手中解救自己，我们不得不轰炸自己的城市，葡萄牙东海岸属地最大的城市。我住的旅馆也遭到了炮轰。旅馆的女主人靠在破损的墙壁旁绝望地痛哭，她知道无法向任何人要求补偿。比安卡哭得很厉害，都没有注意到倒塌的墙边躺着一具葡萄牙士兵的尸体。我跪在他身边，用一块布盖住他。我看见他的小臂上有一个文身，是一颗心，在那颗心上有几个字：“母亲的爱！”比起死人，这个文身更让我难过。
关于这场降临在洛伦索·马贵斯的灾祸，您将会收到更简明的报告。我建议您设法了解周边部落叛乱的真实原因。请不要仅仅停留在常规的信息源。我从各种渠道得知，王室特派员要求一个叫亨利·朱诺德的瑞士传教士撰写一份报告。报告根据黑人基督徒的叙述起草，他们指出的叛乱原因对我们不太有利。建议您看一下这份报告。
不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在非洲的亮相不能再糟糕了。在旅店的露台上，意大利女人让我在几分钟内目睹了我已经产生怀疑的事：我们的领土，我们如此盛赞的“王室属地”，实际上充斥着无序的管理和败坏的道德。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从未真正出现在这些领土的大多数地方。而在我们真正出现过的土地上，情况甚至更糟，因为代表我们的往往是流放者和罪犯。我们的官员没有一个认为我们有能力打败贡古尼亚内和他的加扎国。
新任王室特派员安东尼奥·埃内斯任务艰巨，敌人众多，困难重重。大部分军人对他不满，认为他只是一个平民，是一个作家和记者。另一方面，我们的特派员也得不到来自王宫的支持或回应。王室已自顾不暇。海军与殖民地部派给他们的军事顾问对非洲一无所知。再多一些像您这样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深耕多年的人就好了。我谦卑地请求您不要让我失去永久和宝贵的建议。
因为所有这些动乱，我惴惴不安地前往五百英里
外，位于伊尼扬巴内广大腹地的恩科科拉尼。我希望可以信守承诺，将未完工的哨所改造成真正的军营。我希望可以派给我一支安哥拉土著队伍，协助我快速、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比安卡和我们的许多军官都交情匪浅，她告诉我，我应该忘记许下的承诺。在她看来，我只在表面上是个军人。她说，只要一看我平和的目光，就可以确信这点。撇开对我轻率的评价不谈，事实上她列举了其他支持她草率意见的理由。她问我对谁负责，我坦率地告诉她，我的上级是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她笑了，打趣地说：“你连一枪都不会开。他们不朝你开枪就谢天谢地了。”
她还说自己认识一些人，他们一直在等一个承诺的军职。告别之际，比安卡保证会去恩科科拉尼看我。她一定会去，因为听说莫西尼奥也被派遣到伊尼扬巴内。她想再见见他，仿佛她的人生再无其他命途。
我总在思考比安卡的预言，担心它确有其事。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去是个共和派，所有人都清楚我为什么出现在非洲。我参与了1月31日波尔图起义
，这对比安卡女士来说也不是秘密。大多数起义者被判处无期徒刑，因而我无法抱怨我的审判结果。我被判处流放至伊尼扬巴内的偏远腹地。审判者盼望的是，那儿是一座没有囚笼的牢狱，所以比任何监狱更叫人窒息。然而，他们还谨慎地给我安排了一个虚假的军事任务。比安卡说得对，这身军装下的并不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流亡者，无论如何，接下了职位。但我没有任何机会为孱弱、苍老的葡萄牙献出生命。正是这个葡萄牙迫使我离开葡萄牙。我的祖国是另外一个，它还没有诞生。我很清楚，这种宣泄已经大大超出了报告应有的基调。但是，我希望您理解我身处于绝对孤独之中，这份孤独已开始夺走我的辨别能力。
最后说明一下：今天上午，王室特派员接见了我，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礼节性会谈。他没有说太多，但是告诉了我他有两位亲信被选派到莫桑比克：上尉费莱雷·德·安德拉德和中尉派瓦·科塞罗。他甚至还说，与我会见之后，他和他的两位忠实顾问将立即起草所谓的“殖民地南部地区行动计划”。连艾雷斯·德·奥内拉斯和爱德华多·科斯塔都没有受邀。我认为这个细节有必要向您禀报。
虽然他很忧虑，但有那么一刻，安东尼奥·埃内斯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快乐从那副无法掩盖轻微斜视的眼镜后一闪而过。在向我展示派瓦·科塞罗的电报后，这份喜悦更为明显。电报里说，马拉奎内已改名为路易莎镇，以纪念特派员的爱女。当他想起我们在更北部建起了一座以阿梅莉亚王后为名的村镇，他的内心中点燃了同样的光芒。显然，里斯本所有王室成员，只有阿梅莉亚王后费心鼓励这位被遗弃的特派员。我们的国王和里斯本的其他贵族连一句安抚的话也没有。我们可怜的王国，既无法掌管此处，也无法管理葡萄牙。可怜的葡萄牙。
对不起，阁下，请原谅我冗长而悲切的个人告解。相信您能理解我，因为我视您为父亲，我得承认，我一直缺少父亲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