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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扛着没有扳机的枪，在破落要塞的城墙上，守着海关和宫殿，那里充斥着廉价而差劲的劳工。我们抱着双臂，注视着陌生人做着我们不能做的生意。我们每日盼着黑人来犯，我们时刻听着别人对我们这些非洲的外来者出言讥讽。这着实不值。
（奥利韦拉·马丁斯，《巴西和其他葡属殖民地》，1880）
希科莫军营，1895年7月9日
亲爱的热尔马诺·德·梅洛中士：
别吃惊，我亲爱的中士：给您写信的是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我虽然做不到及时处理，但仍在履行职责，回复您频繁的来信。听说您在恩科科拉尼军事据点遇袭，受了重伤。我还被告知您正撤往萨那贝尼尼教堂，准备转移到瑞士人乔治·林姆的医院。您应该知道那个林姆——他更像个医生，而不是传教士——让我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医生本该好好照顾病人，可他却煽动当地人起义。这种人早就该被赶出葡属非洲了。
您别忘了，中士：到了萨那贝尼尼您就落到卡菲尔人手里了，尽管他们表面上是我们的朋友。但您是一名葡萄牙军人，您应该撤回希科莫军营，这里配有一名医生和一个医疗站。换作是别的长官早就下令惩处您了。但我暂时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中士回到所属的部队，就会知道之后的安排。我让送信人沿着您行进的反方向走，从伊尼亚里梅河的发源地走到河口。我敢肯定，这样一来这封信很快会交到您的手里，不用转交他人。
通过这寥寥几行文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安排我们的中士尽早回国！您当得起这份待遇，就像我理应步步高升。我注定出人头地，只是可悲的阴谋让我疏远了领导层。派瓦·科塞罗、弗莱雷·德·安德拉德之辈仗着非洲老兵的身份，得到晋升。在安东尼奥·埃内斯看来，我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经验。葡萄牙正经受着“最后通牒”的耻辱，我们的统治遭遇无数政治、经济上的丑闻，日常成了人民肩头令人窒息的重负。这说明什么？说明葡萄牙需要英雄。我不明白，像我这般在短暂却丰富的军旅生涯展现出巨大才能的人，为什么没能得到像样的机会？
我说过，一旦我受到提拔，就即刻让您转移回国。但我得警告您，您只能一个人走。那个您在信里吹上天的女黑人必须留在莫桑比克。我不记得问过自己多少遍，一个卡菲尔人有什么值得中士对她另眼相看？但这不过是我多嘴，一句无关痛痒的吐槽。您大可放心，我们不会抛下那个女人。她会说我们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效力。等我们做好安抚工作，就会让她在恩科科拉尼军营安置下来。那里能纾解女孩对您的相思之情。因为那幢楼既是杂货店，又是军营。我们也具备那样的特性：鸭子和孔雀的混种。但它也有点像航海家初登非洲时在沙滩上矗立的石柱：证明文明莅临了这片黑暗横行的大陆。
最后，我想说，和您通信真是让我太开心了，我亲爱的中士。这次侥幸的相遇得益于命运的讽刺。您的信本应寄给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然而这位参事却对信件和电报深恶痛绝。阿尔梅达架着两米高的躯体，耸耸肩膀，眯起和他的大黑胡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浅色眼眸，说：“我才不看！”他这样解释：“没什么新鲜的。洛伦索·马贵斯来的都是训诫，而内地来的都是麻烦。”
因此，替他回信成了我的职责所在，包括和王室特派员的通信。他到现在还以为是阿尔梅达参事在批复他的申请。我也因此偶然看到了您情真意切的书信，请原谅我粗暴的评论，我没想到这是出自海外省中士的手笔。慢慢地，我远离故土，和我亲爱的母亲天各一方，在您身上看到了那个可以倾吐失意的人。我们的通信并非错误，而是一对孪生的灵魂命中注定的邂逅。正因如此，我认识了你同行的旅伴：你热恋的伊玛尼和她的葡萄牙灵魂；女孩的父亲——卡蒂尼·恩桑贝，一个忠于葡萄牙国旗的乐师；伊玛尼的弟弟，尽管心智不全，却依旧效忠于卢西塔尼亚；最后，那个有趣的意大利女人，比安卡·万齐尼，罔顾伦理道德和天主教教义，为我军提供了温柔的服务。这些人都成了我在这片干旱的非洲腹地里的同伴。
我们两人确实天差地别。我二十九岁，是个不折不扣的保皇派。您比我小六岁，因为信仰共和被流放到莫桑比克。这是多么有趣的分歧：在非洲，我们栖身于同一个战壕；在葡萄牙，我们却隶属敌对的阵营。坦白说，亲爱的：如果共和党胜利了，我就从军队退役，永远离开葡萄牙。您被君主制流放，而我将在流亡中化身为君主制。
但我明白政治不能成为判断交友或断交的指标。我为一些党内同僚深感羞愧。我也认识不少反对派的军人，他们让我受益匪浅。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另有所在。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分歧，但肯定与政治无关。事实上，我们阴差阳错地战胜了那些分歧。我们之间的通信就是超越差异的标志。在这片大河奔腾的土地上，每一封信都是千里奔赴的舟筏。如果我是个诗人，我会说：言语跨越河岸，视边界为无物。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想法都有惺惺作态之嫌，让我显得愚不可及。
此外，我期待能尽快在希科莫见到您。不要错失面前任何一个回归正途的机会，这是您的天性，您的命运。山雨欲来，您最好还是来和我做伴，总好过待在那个杀千刀的瑞士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