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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住着大名鼎鼎的李氏两兄弟。哥哥李书诚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此时寓居在家专心读书。弟弟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不久，热烈投入了革命活动中。
怎样搞革命呢？当下最时兴的就是办刊办报。
1919年6月3日，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告，宣布《星期评论》正式创立。5天后，第1期面世，以后每逢周日出刊。
沈玄庐撰写了创刊公告，提出创办《星期评论》的目的：
中国人渐渐的觉悟起来了，中国人渐渐知道从国家的组织，政治的内容，社会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但是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是甚么样，应该怎么样，好像大家还不曾有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
这份新刊的风格和北京的《每周评论》很像，很快就被引为同道。仅仅出刊20多天，胡适就在《每周评论》上撰长文《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赞美新刊持一种“团体主张”又有“实际的研究”，不仅引为同类要“另眼看待”，还在篇尾喊出“《星期评论》万岁”，实在有一种特别的期待！
《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1920年）
《星期评论》都谈了什么，迅速跃升为和《每周评论》并举的两颗明星？当然，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必不可少的。据统计，《星期评论》全部54号76张报纸中，出现“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就达45张，提到“马克思”216次、“恩格斯”34次，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创刊后不久，李汉俊也加入《星期评论》编辑阵营，成为主笔之一。第二年初，李汉俊干脆把编辑部直接搬到家中。说句题外话，李汉俊特别愿意贡献自己的家来干革命工作，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里开的，更确切说是他哥哥李书诚家，兄弟俩住在一起。他的嫂嫂薛文淑回忆，家里经常进出一些“穿长袍的先生和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都是来找汉俊的”。
三益里17号热闹了起来，成了进步思想的大本营。引领这个思想阵地的，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3位主笔，他们被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
戴季陶，祖籍浙江吴光（今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他是《星期评论》的发起者和主编，曾参加筹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戴季陶的政治意识也启蒙自日本。15岁时，他从四川启程，千里迢迢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律系。读书期间，他革命与热血的气质逐渐显露，不仅积极投身留日学生爱国运动，还组织中国留学生同学会并被推选为会长。由于文笔出众，他回国后进入《天铎报》做记者，发表许多抨击清政府的政论文。这些文章以“天仇”为笔名，以表与之“不共戴天之仇”。1911年12月25日，20岁的戴季陶早早来到上海码头，迎接、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得到赏识，自此一步跨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局动荡。1918年，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之职，闲居上海莫利爱路29号，闭门写作《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书稿。作为追随者，戴季陶一直紧随孙中山左右。因此，当孙中山来沪，戴季陶也跟着来到上海，迎来一段比较轻闲的时光，当然心情是苦闷的。当浙江同乡沈玄庐提出办一本刊物时，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
历史如此吊诡，这位日后与共产党人泾渭分明的国民党元老，在主理《星期评论》时差一点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文章写得最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恩生平的文章最用力。因此，当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沪，打算筹划建立共产党组织时，就把开大会、小会地点定在了戴季陶家里——新渔阳里6号。常常在那里开会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这些人都是“大笔杆子”，分别主持着《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维经斯基当时的设想是：“把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戴季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最初草案。
到了5月，戴季陶忽然提出：要退出！为什么？据参加会议的周佛海回忆，戴季陶说过“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
。李达回忆，“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
。
《星期评论》的另外两位主笔，沈玄庐和李汉俊则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先说这位沈玄庐，生在浙江萧山县大地主之家，家境颇为富足，人称“三先生”，却领导了衙前农民斗争。他思想开明，倡导平等，在家里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沈玄庐不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者之一，也是同盟会元老，身兼多重身份。《星期评论》发起人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身份。沈玄庐很看重这个刊物，一年中为《星期评论》写了121篇文章。
李汉俊主理《星期评论》后，刊物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愈加明显。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舆论和理论，中国共产党“两论”起家，理论当家。李汉俊的理论水平很高。他12岁被哥哥李书诚带往日本留学，旅日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从学数学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为师，成长为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懂日、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尤其是德语使他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马林盛赞他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建党早期，李汉俊担当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工作。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出版，有很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则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这本书的起因是《星期评论》的约稿。原来，戴季陶在日期间就想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却一直未能如愿，等到主编《星期评论》时，就打算物色合适译者，翻成中文在周刊上连载。于是，经由邵力子推荐，戴季陶找到了陈望道。陈当时正困于《非“孝”》事件，不得不离开浙江一师，赋闲在义乌老家。他利用这段时间译出了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在《星期评论》的催产下，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现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