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住着大名鼎鼎的李氏两兄弟。哥哥李书诚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此时寓居在家专心读书。弟弟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不久,热烈投入了革命活动中。
怎样搞革命呢?当下最时兴的就是办刊办报。
1919年6月3日,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告,宣布《星期评论》正式创立。5天后,第1期面世,以后每逢周日出刊。
沈玄庐撰写了创刊公告,提出创办《星期评论》的目的:
中国人渐渐的觉悟起来了,中国人渐渐知道从国家的组织,政治的内容,社会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但是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是甚么样,应该怎么样,好像大家还不曾有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
这份新刊的风格和北京的《每周评论》很像,很快就被引为同道。仅仅出刊20多天,胡适就在《每周评论》上撰长文《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赞美新刊持一种“团体主张”又有“实际的研究”,不仅引为同类要“另眼看待”,还在篇尾喊出“《星期评论》万岁”,实在有一种特别的期待!
《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1920年)
《星期评论》都谈了什么,迅速跃升为和《每周评论》并举的两颗明星?当然,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必不可少的。据统计,《星期评论》全部54号76张报纸中,出现“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就达45张,提到“马克思”216次、“恩格斯”34次,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创刊后不久,李汉俊也加入《星期评论》编辑阵营,成为主笔之一。第二年初,李汉俊干脆把编辑部直接搬到家中。说句题外话,李汉俊特别愿意贡献自己的家来干革命工作,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里开的,更确切说是他哥哥李书诚家,兄弟俩住在一起。他的嫂嫂薛文淑回忆,家里经常进出一些“穿长袍的先生和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都是来找汉俊的”。
三益里17号热闹了起来,成了进步思想的大本营。引领这个思想阵地的,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3位主笔,他们被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
戴季陶,祖籍浙江吴光(今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他是《星期评论》的发起者和主编,曾参加筹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戴季陶的政治意识也启蒙自日本。15岁时,他从四川启程,千里迢迢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律系。读书期间,他革命与热血的气质逐渐显露,不仅积极投身留日学生爱国运动,还组织中国留学生同学会并被推选为会长。由于文笔出众,他回国后进入《天铎报》做记者,发表许多抨击清政府的政论文。这些文章以“天仇”为笔名,以表与之“不共戴天之仇”。1911年12月25日,20岁的戴季陶早早来到上海码头,迎接、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得到赏识,自此一步跨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局动荡。1918年,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之职,闲居上海莫利爱路29号,闭门写作《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书稿。作为追随者,戴季陶一直紧随孙中山左右。因此,当孙中山来沪,戴季陶也跟着来到上海,迎来一段比较轻闲的时光,当然心情是苦闷的。当浙江同乡沈玄庐提出办一本刊物时,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
历史如此吊诡,这位日后与共产党人泾渭分明的国民党元老,在主理《星期评论》时差一点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文章写得最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恩生平的文章最用力。因此,当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沪,打算筹划建立共产党组织时,就把开大会、小会地点定在了戴季陶家里——新渔阳里6号。常常在那里开会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这些人都是“大笔杆子”,分别主持着《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维经斯基当时的设想是:“把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戴季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最初草案。
到了5月,戴季陶忽然提出:要退出!为什么?据参加会议的周佛海回忆,戴季陶说过“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 。李达回忆,“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 。
《星期评论》的另外两位主笔,沈玄庐和李汉俊则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先说这位沈玄庐,生在浙江萧山县大地主之家,家境颇为富足,人称“三先生”,却领导了衙前农民斗争。他思想开明,倡导平等,在家里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沈玄庐不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者之一,也是同盟会元老,身兼多重身份。《星期评论》发起人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身份。沈玄庐很看重这个刊物,一年中为《星期评论》写了121篇文章。
李汉俊主理《星期评论》后,刊物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愈加明显。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舆论和理论,中国共产党“两论”起家,理论当家。李汉俊的理论水平很高。他12岁被哥哥李书诚带往日本留学,旅日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从学数学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为师,成长为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懂日、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尤其是德语使他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马林盛赞他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建党早期,李汉俊担当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工作。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出版,有很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则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这本书的起因是《星期评论》的约稿。原来,戴季陶在日期间就想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却一直未能如愿,等到主编《星期评论》时,就打算物色合适译者,翻成中文在周刊上连载。于是,经由邵力子推荐,戴季陶找到了陈望道。陈当时正困于《非“孝”》事件,不得不离开浙江一师,赋闲在义乌老家。他利用这段时间译出了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在《星期评论》的催产下,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现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