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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政治性周刊《每周评论》。当时，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正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任上，因此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发行所则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的安徽泾县会馆。
《每周评论》逢周日出刊，分4版，4开一张，政治立场鲜明，与综合性内容为主的《新青年》形成互补。《每周评论》的编撰班底与《新青年》基本相同，仍是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大本营中的一众主将，参与创刊筹备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周作人等人。陈独秀被推选为主编，其余为撰稿人。陈独秀（笔名“只眼”）在发刊词中说，《每周评论》的宗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8个大字。由于常发表激烈的政治言论，《每周评论》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从创刊到被查禁，只出版了37期。
短短8个月的报刊生命中，《每周评论》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大事件，那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第31期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舆论界立即激起千层浪花。7月24日，“研究系”重要成员蓝公武（笔名“知非”）开始在《国民公报》上连载发表《问题与主义》，从哲学角度阐述“主义”的重要性，表达不同意见。胡适认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遂摘要转载到《每周评论》第33期。紧接着，在河北老家避难的李大钊给胡适寄去商榷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照原样刊发在第35期最显要的位置。为回应蓝李二君的文章，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更明白，胡适又写作了《三论问题与主义》与《四论问题与主义》，分发在《每周评论》第36期和第37期上。可惜的是，第37期被北洋军阀查封，只存第一版。
《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在陈独秀主理下，《每周评论》政治言辞一向激烈，更热衷于介绍和评论“主义”，何以忽然话锋急转，劝人“少谈些主义”起来了？原来，6月11日，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在香厂“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陈独秀被暗探抓走了。同行的一众紧急撤离，李大钊为避风头也离京回了河北昌黎老家。
这种情况下，胡适从第28期开始接任《每周评论》主编。胡适，新文化运动主将，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高足。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就表示：“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陈独秀口中之人正是胡适。在他力邀下，胡适终于在当年夏天回到故国，就任北大哲学研究室主任兼文科教授。从此，寄稿笔谈变成了面对面地、直接地加入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中。胡适回国初曾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每周评论》是一张专谈政治的报纸，接管后他自然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主张了。如他晚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所言：“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5月间，胡适刚刚迎接杜威来华讲学，这个时候正是实用主义大热。
1919年6月起，《每周评论》上接连刊发几篇胡适的实用主义倾向文章。比如，第28期那篇热情洋溢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赞扬新创刊的《星期评论》有3个特色：一是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二是这种主张是几年研究的结果，三是所主张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具体政策而非抽象的空谈。文章说：“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又说：“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胡适在文尾承认有个人借题发挥的议论，而这个议论已经有了“问题与主义”的趋向。
果然，3周后，胡适就做了一篇大文章，直抒胸臆喊话国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中有一段话颇为著名，常被引用：“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是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是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虽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的是对一切“主义”的空谈，并不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很快写来长文回应。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主义观”：“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登在《新青年》上。”但是，另一方面，李大钊也承认实用的重要，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在文章中，他向胡适喊话：“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其实，反对空谈也正是胡适立论的本意之一。他在第一篇文章里写道：“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经过蓝公武与李大钊两篇文章论理，胡适认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切明了，还有诸多匡正的地方”，又作《三论》《四论》，从内容来看颇多补正说明的意味，火药味并不浓。值得玩味的还有，《三论》《四论》文前题记特意从以往的“▲”变成阴阳太极图，似乎传达一种“包容”“和谐”的态度。
可以说，这场论争在当时并不是势如水火的纸上战争，双方在辩论中互相切磋、不断补正。《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中，将“问题与主义”之争定性为“朋友之间的争论，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张改良还是革命”。
大家还普遍认为，这场争论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双方对外来的主义要适应中国国情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从这一点上来说，《每周评论》确实在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非同一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