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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在第7版副刊上推出一期“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刊首次以专号形式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期专号一共刊发了5篇文章：
打头的是署名渊泉（陈溥贤）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这三大基本权利是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
二条位置是署名守常（李大钊）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文章热情地赞美这个工人争取来的节日：“（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
第三篇是署名一粟（高一涵）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文章呼吁政治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
还有两篇分别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和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痛陈劳动者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呼唤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反抗。
《晨报》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主持下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控制的《晨报》，何以能拿出副刊来组织一期政治性如此鲜明的专号呢？
《晨报副刊》第111号（1923年）
这就要说到其中的关键人物——李大钊了。
李大钊，字守常，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他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但是图书管理并非其本行，政治学才是他的专长。李大钊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6年，又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一年半，精通日文和英文。在日期间，他潜心研究日本社会主义领袖幸德秋水的著作，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深刻的领悟和理解。可以说，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密不可分。
李大钊与《晨报》渊源颇深。早到1916年《晨报》（当时叫《晨钟报》）创刊之时，刚从日本学成归国的李大钊就被聘为编辑部主任，实际主持了筹备和创立工作，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再造》即其手笔。1919年2月，李大钊重回《晨报》担任《晨报副刊》主编。他迅即将这个副刊改组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开设“自由论坛”“马克思研究”等专栏，并亲自撰写了不少重要政论文章，如《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和《现代青年的方向》等。
李大钊非常重视《晨报副刊》这个平台。因为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报，每日出版。这就解决了月刊《新青年》和周刊《每周评论》发文不够及时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李大钊的努力下，《晨报副刊》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出现在“劳动节纪念专号”头条位置上的陈溥贤，曾担任《晨报》驻日本记者，经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评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五四”前后引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还有高一涵、陈独秀、罗家伦、孙伏园和鲁迅等一众《新青年》作者班底，都为《晨报副刊》贡献了不少稿件。
1921年10月，孙伏园接任副刊主编。《晨报副刊》由原来第7版独立出来，成4开4版单张小报。报头题作“晨报副镌”，报眉“晨报附刊”由鲁迅题写。不过大家习惯叫它《晨报副刊》，并将其与《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京报》的副刊《京报副刊》，合称为民国时期“四大副刊”。
话说回来，这一期“劳动节纪念专号”有什么影响呢？天亮前的第一声鸡鸣总是略显孤单，可随后就会有千百声呼应响起。李大钊在当期文章中预言：“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果然，一年后，1920年5月1日，“北李南陈”在京沪两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活动，除《新青年》以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之外，《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纷纷推出纪念劳动节的专号，“劳工万岁”口号遍呼大江南北。
1921年5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直接行动”，登上政治舞台。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宣告成立。工人们唱着《五一纪念歌》走上街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这首《五一纪念歌》是李大钊指导北大学子创作，邓中夏等人教授给工人们传唱的。长辛店工人运动在早期工运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1919年《晨报副刊》首推“劳动节纪念专号”，最初只有微薄之力，但是真理的力量唤起了劳动者的觉醒，工人运动如春雷响彻神州。这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历史潮流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回声，是中国共产党出世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