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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井冈山银装素裹，一支红军队伍跟随迎风飘扬的鲜艳红旗，行进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上。他们是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以及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的战士，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转战赣南，开启新的征程。
红四军3月进入闽西后，取得入闽第一次大胜仗——长岭寨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解放了长汀。
“朱毛红军入城啦！”“红军枪毙郭凤鸣！”消息传来，汀州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长汀为闽粤边重镇，人称“小上海”，商业经济、文化教育发达，商人和知识分子集中。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山区，第一次进入这样富庶的城市。战斗环境的改变，新的问题出现了，如何解决？毛泽东靠的是深入调查研究。入城当晚，毛泽东不顾行军疲劳，立刻派人寻来《汀州府志》《长汀县志》挑灯夜读，还请地方党组织的同志找来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流氓头子“六种人”召开调查会，要他们讲“熟悉的事情”。
毛泽东做调查，目的非常明确，为的是系统、真实地掌握长汀当地各方面情况，“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
《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铅印本（1930年）
调查会结束当天，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起草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并由当地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毛铭新印刷所，采用楷书体，石版印刷了1000多张，和《中共六大决议案》《十大政纲》《共产党宣言》等文告一起，由红军宣传员到城乡各地张贴，进行广泛宣传。这些文告在稳定当地民心、争取中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扩大了社会基础，为红四军在当地的发展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
4月，蒋桂战争爆发，在长汀停留不到20天的红四军回师赣南，进占瑞金、于都、兴国、宁都，恢复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5月间，红四军二次入闽，拿下了闽西一大片土地，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等6县，各级红色政权、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工农武装也得到了迅速补充。
然而，随着根据地和队伍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日益复杂。党和军队长期处在农村的游击环境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相当多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红军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不良习气带到红军中来；还有不少官兵来自旧军队……红四军中蔓延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
1929年4月3日，特派员刘安恭给红四军前委带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这天，朱德刚回到军部，毛泽东便让他看信。展开信，朱德的表情逐渐凝重。原来信中提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来信还指出，“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
看完信，朱德锁眉不语，毛泽东背着手踱步。良久，毛泽东丢掉烟头，“我不离开！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经过红四军前委讨论，朱、毛给中央复信，陈述了不同意见，并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的状况和计划。党中央接到回信，采纳了朱、毛在闽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意见。
然而，关于“二月来信”的消息不胫而走，加之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自井冈山时期就存在的，表面上看是党权和军权的分歧，实质是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愈加明显。
1929年5月底和6月上旬，在永定湖雷、上杭白砂，红四军前委分别召开了前委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不想，会议演化为分歧的总爆发，争论扩大。“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
难以继续工作。”
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实际是思想路线之争。他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认为要化解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议中，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会议召开，依旧没能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此时，陈毅已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红四军当前出现的争论的情况。听取陈毅汇报后，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为进一步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11月28日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前，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了10天的整训。由朱德负责军事整训，陈毅负责政治整训，毛泽东集中精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筹备九大会议。
经过10来天的调查工作，毛泽东搜集了大量的素材。这天夜里，正当毛泽东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灯下凝神静思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灯里的火苗噗噗地跳动了两下，眼看快要燃烧尽了。毛泽东忙让前委派来协助他工作的宋裕和去厨房找来一把松枝和竹篾，扎成火把，用来替代油灯，就着火光继续写作。
夜越来越深。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打盹的宋裕和突然闻到了一股煳味，他连忙起身查看，原来是火星溅到了毛泽东的棉衣上，烧了一个小窟窿，正冒着缕缕青烟，可是毛泽东毫无察觉。宋裕和见状，连忙上前拍打，把专心写作的毛泽东吓了一跳。火星熄灭后，毛泽东又埋头伏案赶写。
每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都必然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校正着自己的航线，最终带领人民抵达胜利的彼岸。
1929年12月28日，又是一年隆冬，古田镇大雪纷飞，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在曙光小学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是一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军队建设方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从思想上建党。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宣传，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各级党组织都先后印发许多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全文版本由毛铭新印刷所在1930年4月6日刊印完成，为石印本，32开，封面印有花纹。
伴随着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古田会议决议》影响逐步拓展，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逐步得到实行，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